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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在罗境内也建立了有外资参与的合营企业，主要是意大利、西德、美国、日本、法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根据罗马尼亚的法律规定，在罗境内建立合股公司，罗方投资不得少于５１％，外资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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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在人事安排上，罗方任总经理，外方任技术经理。合营企业的利润的５％用于积累，每年分红前的利润的２５～３０％应做为税款交给罗方。外资所得利润可以通过罗马尼亚外贸银行转移到国外，但需向罗方交纳１０％的所得税。
与此同时，罗也在亚非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合股生产公司和贸易公司。这样既可以销售罗马尼亚生产的机械设备，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工业原料。
实行上述措施的结果，不但对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８０年代，罗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进行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面对苏、波、匈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
１９８８年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和个体经济是“倒退”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
以上情况说明，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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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框框，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致最后走上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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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改革与危机
第一节７０～８０年代之交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
７０年代，经互会各国在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局面。
７０年代中期，保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缺点也暴露无遗。
因此１９７６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与完善生产结构为中心，要求五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４５％，工业产值增长５５％，农业产值增长２０％。
保共中央曾针对当时原材料浪费，资金、设备、外汇利用不足，经济效益差，劳动纪律松散等情况召开全会，并采取处分、撤职、精简机构等行政办法试图加强纪律，提高效益，但效果并不明显。遂于１９７８年开始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在工农业生产中建立有固定资产、固定劳力和固定产品的新型劳动组织（或称作业队）。
同年又进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工资包干和工资改革试点工作。
１９７９年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表，并较大幅度提高了物价水平。从统计数字看，“七五”计划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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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业产值指标均未完成。
１９７９年冬保加利亚的燃油和电力开始供应紧张。
在７０年代保加利亚实现农工综合体化之后，农业方面的问题渐趋严重。具体表现是：①农业生产规模过大，忽视发展中小规模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禽畜数目下降，抛荒土地增加，整个“七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仅增长４７％（同B期工业产值增长３３８％）
，农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从５０年代的B６１％降为７０年代的１９％。粮食、饲料、畜产品产量不足，B直接影响了出口和国内市场供应；②特别是在１９７４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加入农工综合体而失去法人资格，由综合体统一核算之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流失较多。这一时期，政府改组了农业领导机构，撤销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建立全国农工（综合体）联盟，它是国家—社会机关，自下而上逐级选举产生，由它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实际上它仍是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种形式上的改组没有达到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自主权和提高经济效益、挽救农业颓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在发展副食品生产方面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个人经济和建立地区副食品自给的制度。
为改善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发展个人经济。
１９７８年实行村镇系统副食品自给制度，除安排公有经济部门生产副食品外，还鼓励城乡居民利用国家的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国家向申请使用零散土地从事副食品的城乡居民提供土地、苗木和一定数额的贷款。
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２年国家又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确立以州为单位的副食品自给制度。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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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到１９８２年，全国已有４５万非农业人口利用分得的７万公顷土地生产肉、奶、蛋、蔬菜、水果，其产品占全国副食品产量的１３左右。
若以１９７０年全国A人均消费量同１９８２年相比，肉从４１４公斤增至６８３公斤，B奶从１１７公升增至１７９公升，蛋从１２２个增至２１７个。
８０年代初保加利亚的副食消费量已在东欧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在７０年代末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困难加剧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一向在对外经济关系和本国建设中依赖苏联的保加利亚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原则，而苏联则要求“两国合作要适应新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语）。
从保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生产和管理的旧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节８０年代的改革
保加利亚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是从１９７８年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开始的，１９８１年底用《经济机制章程》的法律形式加以系统化，１９８２年全面实施。制定这个文件的理论根据是日夫科夫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一次会议上阐述的将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他认为在保加利亚，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已经“溶合”
，“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并受人民全权委托的国家，而其经营者则是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使用并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他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职能扩大到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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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国家的计划指标严格限制在最重要的实物指标、科技进步指标和外汇指标三个方面，将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扩大到最大限度，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自主解决供产销问题。企业和劳动组织层层实行经济核算，按纳税后最终成果计算各环节的工资，称之为成果余额工资制。
１９８４年在对《章程》进行修订时，列入了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
保共１２大制定的“八五”计划（１９８１～１９８５）是以实现生产集约化和在一切领域实行新经济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要求在这期间解决物质生产的技术改造问题，使轻重工业的增长逐步接近，在总体解决谷物生产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畜牧业，注意提高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质量。鉴于农业出现了衰退趋势，政府于１９８１年再一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这一年大部分州仍未完成粮食和饲料生产计划。
８０年代连续出现了冬季食品和燃料、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１９８３年保工农业产品因质量不合格被退货或报废的损失剧增。翌年，专门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提高质量问题并制定了长期质量规划。
但由于缺乏保障机制和实施的步骤，效果不够明显。
“八五”计划中提出的全国人均谷物产量１２００公斤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８０年代中期，保农业开始推行作业队承包制，１９８８年全国农业会议决定将作业队承包制作为农业工作的基本形式，并将承包期延长至５０年，然而长期以来保执行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方针已使农业潜力枯竭，设备老化，缺乏发展的活力，加以农工综合体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积重难返，农业危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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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要求国家机关只对经济工作起宏观调节作用，而不行使非其固有的管理职能，保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而且还一次次进行得越来越频繁。部级机关从１９８１年的２５个减至１９８６年的１６个，１９８７年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时竟将财政部等也撤销，使经济管理陷入混乱。这时建立的对被精简人员的培训和转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８０年代中期，保陆续制定允许劳动者个人从事日用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从事额外劳动的政策，还决定发展中小企业。
这些举措使经济生活增加了一些活力。这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保迫切希望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渠道，召开过多次东西方工业合作和贸易国际研讨会，还制定了《与外国法人合资法》，建立了４个免税区，但是西方实业家前来投资的甚少，少量投资也是在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方面。
１９８６年保共召开第１３次代表大会前后，日夫科夫提出经济组织自治的主张，并把它列入新的《经济活动章程》，目的是使自治经济组织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不久后他又要求将自治原则扩大到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按照自治的思路及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１９８７年国民议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财产交给劳动集体和交给乡共同体经营的声明。可是它只成为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这时，保共中央还通过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设想走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尽相同的改革道路，即将乡居民共同体和企业的劳动集体作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自下而上逐级实现全社会的自治。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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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铲除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滋生官僚主义和社会扭曲的温床。此后保加利亚进一步调整中央部委，又精简保共中央的部，而且还提出撤销部长会议和国务委员会的可能性。
１９８８年将原有的１３个州改为９个大区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精简。
在８０年代后期东欧各国社会动荡和保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情况下，保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不得不谈到政治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公开性等问题。
日夫科夫１９８８年提出党政最高领导人不兼职和任期不超过两届（共１０年）的主张。可以说，这时保共领导人已较清楚认识到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总体改革的必要性。
例如日夫科夫在１９８８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了。”
因出现了科技革命、苏联改革等新的因素，“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出发，保加利亚都必须走革命之路，没有别的选择。”他把１９８７年的构想总则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改革所有制，实现统一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社会主义财产无主的问题；②改革中央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体制；③实现全社会自治，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④实现党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但不要使党成为国家政权制度中的一个梯级。这些想法虽包含了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因素，但由于采取了主观急躁的改革步骤，随意性大，脱离社会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缓解日益深化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如果把二战之后保的经济发展同与它的面积、人口、二战后的经济状况相仿的希腊相比较，就更可看出保经济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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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趋势。
例如，１９５５年希腊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３０５美元，保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４２９列弗（官方比价１列弗约折合１美元）。
１９７０年，保的人均收入为１２５５列弗，希的人均国民收入为１２８０美元。但到１９８０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４２９８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２３５８列弗，悬殊已较明显。
１９８８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５２５２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３１４５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３５A左右。
８０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
尽管保经济４０余年有较大增长，１９８７年的国民收入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０倍，工业产值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７倍，农业产值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７倍，人均工资为１９５２年的５７倍，但８０年代与资本B主义邻国差距拉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
第三节 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形成
几十年来，由于主客观的因素，保加利亚形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格局。它与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７５％以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使保承受着重大的经济压力。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因质量低劣被退回或报废，它要求得到的原材料又供应不足。戈提倡的“新思维”和日夫科夫更不合拍。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发展不快，１９７５年以来这方面的外贸额占贸易总额的１０～１７％，８０年代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比重降至８５～６８％，进口比重仍保持在１５％以上，自由外汇的逆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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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削减原材料和原油供应，以及国内农业减产，保不得不向西方举债进口原材料及饲料、食品等。外债总额从１９８４年的３０亿美元猛增至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０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短期贷款。
从保加利亚国内来说，多年实行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使轻重工业、工农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调，成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保社会党１９１年作历史回顾时所说的，“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传统不相适应的结构政策，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从而牺牲了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在过去一个时期，保将４５％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工业，１９８５年后这一比重增加到４８～５７％，而主要投放在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时期，还耗资数十亿列弗兴建了几个工期长、效益差的重型机械厂，它们同一些按经互会分工兴建的电子工厂一起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１９８９年底未竣工项目占用资金１４０亿列弗，超过全年的工业投资总额。另一方面，国家忽视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以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的投资比重从７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１４～１５％下降到８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