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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的！孔子也依然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之”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方略，（说到此处来，孔子回头向子贡问道：是记得这是对你说的话，是不是呢？子贡只是点头。）我也说过“欲明明德天下者先治其国”呢。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洪范八政食货为先，管子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来均分，所以我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啦。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只有我这个弟子（夫子又回头指着子贡）总不肯听命，我时常叫他不要做生意，他偏偏不听，不过他也会找钱啦。我们处的，你要晓得是科学还没有发明时代，所以我们的生财的方法也很幼稚，我们在有限的生财力的范围之内只能主张节用，这也是时代使然呀，不过，我想就是在现在，节用也恐怕是要紧的罢！大家连饭也还不够吃的时候，总不应该容许少数人吃海参肉翅的。
385啊，是的！马克斯到此感叹起来：我没想到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会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
哎！孔子到此却突然长叹一声，他这一声长叹真个是长，长得来足足把两千年闷在心里的哑气一齐都发泄出了。哎！孔子长叹了一声，又继续着说道：他们那里能够实现你的思想！连我在这儿都已经吃了两千多年的冷猪头肉了！
什么？你的意思是中国人不能实现你的思想吗？
还讲得到实现！单只要人能够了解，信仰你匠人就不会反对我了，信仰我的人就不会反对你了。
啊，是那么我要……
你要的做什么？
我要，回去找我的老婆去了。
在这儿假使是道学家眼中的孔子，一定要大发雷霆，骂这思念老婆的马克斯为禽兽了。但是人情之所不能忍者，圣人不禁，我们的孔圣人他不惟不骂马克斯，反而很艳羡地向他问道：马克斯先生，你是有老婆的吗？
怎么没有？我的老婆和我是志同道合，很好看啦！
满不客气的马克斯，一说到他的老婆上来，就给他的主义吹成了理想的一样，把他的老婆也吹到理想的了。
夫子见马克斯这样得意，使自喟然太息而长叹曰：人智有老婆，我独无呀！子贡的舌根已经痒了好半天了，到这时候，赶快插说一句道：四海之内皆老婆也，夫子何患乎无老婆也？
倒底不是孔门的惟一的雄辩家的子贡他把孔子的话改用过来，硬把孔子说笑了。
莫名其妙的是马克斯。他盘问了一回，知道孔子是自由离了婚的人，他觉得孔子这个人物愈见添了几分意义了。
回头孔子又接着向马克斯说道：不过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马克斯听了骇得叫起来：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产，你公然的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更危险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
386马克斯说了这几句话，赶快把四位大班招呼着，匆匆地便临阵脱逃起来，真好像他留在欧洲的老婆立刻就要被孔子去共了的样。
师弟四人立法在殿上，看见马克斯的大轿抬出西辕门，自始至终如像蠢人一样的颜回到最后的才说出了一句话：
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今日之夫子非昔日之夫子也，亦何言之诞耶？
夫子莞尔而笑曰：前言戏之耳。
于是大家又跟着笑起来。笑了一会，又回到席，把刚未吃着的冷猪头肉重新咀嚼。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9）
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这篇作品，这篇复杂的、有暗示意味的故事要远比它表面表现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交锋的讽刺小品含义丰富。在儒家文本系统中，颜回经常是一名对超自然灵感的掌握要远远多于对知识的弟子。当他将“今之夫子”与“昔日之夫子”相对应，并说出“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这句话时，仿佛暗示我们，郭沫若有意识地将儒家思想表现为两种：一种是旧儒家思想，批评自身的不智，并试图使自己适应；同样，还有一个“智”的新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在根本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不同，但在实现的方法上却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但这种对立一方面处于决定论者与机械论者之间，另一方面又处于激进主义与唯意志论之间——这些因素，一起塑造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直至今日。它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相联系，这种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分量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一般想像。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来自某种受到损害的民族自豪感，也还来自于整个国家自我放逐的可怕经验。实际上，由于对中国人而言“帝国”常常等同于“世界”，这种对帝国的放逐感，几乎就构成了与整个世界的距离。只有“新中国”的建立，才足以与这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的尊严相匹配。它要将中国式的教义传向世界各地，而不是中国从外邦引入思想；由于它内在的发展趋势，要有几乎不可思议的胜利保障的成功。只有在几乎原有三倍以上的面积之上，中国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起它秩序的大厦。
38720世纪30年代末期，这其中的复杂性和自相矛盾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完全忽视（其中也有来自莫斯科的影响），他们为了保持理论的纯洁性，一次次重复着失败的实践。因为他们惟一的其他选择，只能是漠视李大钊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决定论的一面。对“外”与“外国”的强调和主张，与中国的知识传统一直存在着冲突与争执。具体体现为认为科学规律高于人类本性；城市、技术和产业工人高于乡村、自然和农民；开放的、步步进逼的进攻方式高于缓慢的、隐蔽的、柔道般的作战方式；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等等。
我们已经反复地提到的学者陈独秀，是这种立场最有意思的体现者。他与托洛茨基同年（1879年）出生，在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直至1927年。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态度，早在1902年他在日本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定型，当时，他拒绝加入孙中山主要反对满洲贵族的民族主义组织同盟会。这同样也可以成为之后他对法兰西文化迷恋的证明。他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样也可以反映早年的这种倾向。从1915年起，他就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而《新青年》杂志表示特征性的副标题（La Jeunesse Nouvelle）就是以法语写成。在《新青年》杂志第二期时，他就开始强调西方强力、好战、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较之孱弱的中国世界观的优越，并且开始鼓吹中国的工业化。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他认为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只有在国际联合和城市产业工人的领导下才能成功。他担心，与农民的联合，和与之相伴随的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限制在民族主义层面，会再次引入传统的可怕重负——而正是这种中国历史的沉重负担，曾经一次次地将中国从斗争拖入绝望。他因此也同样反对农民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工作自1921年就已经逐步展开。他站在这样的立场，不仅仅是像有人在后来责难的那样，因为农民的粗俗行为冒犯了他脆弱的世界主义学者的心灵（他在1917…1920年间还是北大文科学长），而且还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样的革命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又一个翻版（而且这些农民起义往往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他看来，农民共产主义路线最终将导致对中国社会最重要转型的忽视，而这种转型将不仅能够保证革命的最终胜利，同样能够防止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又走回过去的老路。由于乡村是自然节奏无意识的、消极的牺牲品，重点就应当转移到鲜活的、对一切变化都能够积极接受的城市。但是，这样同时也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速度加上了一定的限制。因为这样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如工业化的发展，而这些条件并非共产党所能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陈独秀主持时期日渐萧条，因为即使最大限度对所有产业工人进行组织，其总数量也不足以在中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0）
388另外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此时也变得相当棘手，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歧不仅没有得到协调，反而反映了莫斯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在中国有下列三种相关联的理论：1） 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时刻被视为国际主义的运动。2） 因此，社会—经济层面，在革命的开始只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国际运动的联合，使得社会阶段的“跳跃”成为可能（如，省略发展过程中如资本主义等的部分阶段），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革命过程不能允许有丝毫的停顿，而是要不受任何阻碍的直抵最后的阶级秩序。3） 由于这意味着革命的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将不再遥不可及，而最终的革命将是由产业工人发动的革命，因此，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应当是产业工人（而非农民） 。
389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对待中国的策略上存在分歧，因为斯大林在前两点上与托洛茨基的看法并不一致。他们在第三点上有大致相同的观点，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农民都缺乏信心，尽管二人的原因并不相同。斯大林将希望寄托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如国民党）身上，而托洛茨基则担心农民取得领导权，将会危及革命的本来性质。但是，斯大林所确信的，国民党会在中国发展的“资产阶级”阶段担任中国革命领袖的角色，会导致两种相当危险的思考：首先是这个国家自身确实所处的状态，其次是国民党在这种背景下确实扮演的角色。另外，它还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灾难的边缘，因为由于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分歧，斯大林下令断绝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合作。逐渐清晰的迹象表明，国民党左派并没有如原先计划的那样，在共产党的支持下策略性地超越国民党党内右派，而是恰恰相反，在这一轮斗争中，右派战胜左派和他们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取得了胜利。陈独秀在1927年8月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他受到批评，不仅因为他的“机械论”和缺乏对实际工作必须的领导力，而且因为他对农民所持的怀疑态度。实际上，所有这些立场，都与他所在的派系所持立场相符合（尽管第二点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更为相近，而这也可以解释，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为何很快就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与人组建了一个短命的委员会以反对中央）。但是，共产党在1927…1929年之间几乎狂热的行动，以及在蒋介石公开迫害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共产党于1927年4月被迫转为地下活动等等这些，历史证明都不过是一些破坏而已。几乎所有为了证明工农联合而在城市和农村（如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等）发动的起义，都以惨败告终。其结果，是这些起义的策划者（瞿秋白和李立三）被以“暴动” 的罪名宣判。这些失败，几乎完全摧毁了共产党在城市中，包括在工人中建立起来的党组织。所剩下的，仅有中国南方的一小部分苏维埃组织，在十年的时间中，它们由农会最终发展到1931年底，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毛的时代来临了。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1）
毛泽东的崛起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相对较晚才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却并不全是因为当时他相对年轻的年龄。与生于1888年的李大钊不同，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中，他跟陈独秀（生于1879年）简直可以说相差了整整一代。留学于法国和日本的左派学生日常生计往往相对比较匮乏，而留美的学生在这方面则受到了暗暗的妒忌，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他人，这些留学生倾向于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当不足为奇。而与他们战前这一代相比，毛泽东的一代已经从自己国家力量的增长上找到了一些信心。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由一个一文不名的学生成为中国最具领导力的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尽管他也曾提到，曾经一段时间他在思想上受到陈独秀的很大影响，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他与这个亲法教授之间，存在令人惊讶的巨大不同。他没有任何家学背景，也没有过留学国外的经历（即使在之后，他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受到的教育驳杂多样却并不专业，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像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业余爱好者。他的教育包括他在普通学校接受的几年教育，但更得益于在1914…1918年之间，他以自己超常的智慧进行的不懈的自学。他的父亲是一个处事谦让的农民，年轻时因为家境的贫寒当过几年兵，也做过贩卖粮食的生意。他的两个弟弟，泽民（1896…1943年）和泽潭（1905…1935年）以及他的妹妹泽红（死于1930年）在早期都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他的弟弟、妹妹们不是死于与国民党的战斗，就是被国民党处决。与他们相比，毛泽东少时身体瘦弱，他父亲也有计划地训练他，以便让他接管家中的事务。但是，父亲的严厉态度使毛泽东学会了“恨他”，并且为了反对父亲，他们（毛泽东和家中其他成员）“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在被迫在乡间学堂学习阅读儒家经典之后，他偷偷地喜欢上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一类通俗小说，并且成功地劝说父亲，同意他到附近能够学到“西学”的“湘乡学堂”报名上学。当时，他十四岁。在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中间，他是最穷的，他很难在这些同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朋友。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在那段时间进行了广阔的交游，并且对自然赞叹不己。他和他的同伴几乎裸体地只穿短裤，在暴雨和烈日中奔跑，当地满清政府几乎为了这事拘捕他们。他的同伴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对欢笑的农民说过这样的话具体原文未能找到，此处从英文本转译。——译者注 ：“太阳是力量的源泉，你看，不是它让粮食生长的吗？为什么还要穿那么多衣服？”随后，他写道：“我认为，那时毛泽东是将他的注意力从城里人那里转开……他赞赏中国的农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他尤其赞赏农民的，是他们的谦恭和忠诚。他说，城里人不是真心地对别人忠诚，而他们的谦恭不是来自本性，他们那么做只是符合社会惯例而已。在某种意义上，他有对学问和学者的赞赏，也有对农民的赞赏。他认为自己将成为一个老师，教育农民。”
390几乎同时，他开始关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在这里面，吸引他的中国人物，是传说中的帝王尧和舜、中华帝国的创始人秦始皇，以及将中国拓展至亚洲中心的汉武帝。而吸引他的西方形象，则有俄国的凯瑟琳大帝以及彼得大帝、威灵顿威灵顿，英国将军和政治家。在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担任英军指挥官，在滑铁卢战役（1815年）中打败了拿破仑，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译者注、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和乔治·华盛顿。所有这些人物，都是他从一本名人传记的小书《世界伟大英雄》中读到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伟人……我们要学习他们，并思考如何使中国变得富裕和强大……在六年有艰苦斗争之后，华盛顿打败了英国人，建立了美国。”在读完这本书后，他如此兴奋地对他的同伴这样讲。
1911年，满洲贵族终于结束了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也就是在同一年，毛泽东十八岁，他到湖南的省城长沙，进入更好的一所学校学习。在革命的洪流中，他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孙逸仙的名字，并且很快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参加当时的新运动。在他贴在学校墙壁上的一份宣言——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大字报”的先声，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中，他提出了自己所构想的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康有为担任总理以及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与其他许多同学一道，他自愿加入了一个造反的军事组织（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构成，他认为“太缺乏秩序”），但当这次革命运动在半年后几乎接近胜利时，他却又回到了他的书本当中。以前，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限制在梁启超推荐的范围之内，而那段时间他的思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