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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看到有些物体不思维，或者不如说我非常清楚地领会到某些物体可以没有思维时，我更愿意说思维不属于物体的本性，而不愿意做出这样的结论，说思维是物体的一个样态，因为我看见一些别的物体（即人的肉体）能思维，这时我不再害怕一心从事我的分析工作居然会误入歧途，因为，实在说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了解过人的肉体能思维，而是看到并且了解到同一的人们，他们既有思维，同时也有肉体。而且我认识到这是由于思维的实体和物体性的实体组合到一起而造成的，因为，单独考虑思维的实体时，我一点都没有看到它能够属于物体，而在物体的本性里，当我单独考虑它时，我一点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是能够属于思维的。
但是，相反，把各种样态都拿来检查一下，不管是物体的还是精神的，我看不出有一个样态，它的概念不是完全依附于事物的概念本身，而这个概念就是事物的样态的。
同样，从我们经常看见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我们不能因此就推论说它们是一个东西；但是，从我们有时看见两个东西之一而没有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可以结论说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不要让上帝的能力阻止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因为，认为我们清楚、分明地领会为两个东西的一些东西是由一个在本质上同一的东西做成的而决不是组成的，这比认为可以把一点分别都没有的东西分开，同样是说不通的。从而，如果说上帝把思维的功能放到某些物体里（就象他事实上把它放在人的肉体里那样），他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就可以把它们分开，这样一来，思维实际上不能不是与这些物体有分别的。
而我从前甚至在摆脱我的感官的成见之前就很懂得二加三等于五，等量的东西减去等量的东西，剩余的东西也相等，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东西，我对此一点也不奇怪，虽然那时我不认为人的灵魂和它的身体有分别，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在我幼年时在这些一般为大家都接受的命题上我没有判断错，这是因为那时我对这些命题不习惯，因为小孩子们不学二与三加到一起，因为他们不能够判断它们是否是五的数目，等等；恰恰相反，自从我最幼年时期起，我把精神和肉体（我模糊地看到我是由它们组合成的）领会为一个东西；而把许多东西合成一个，把它们当成一个东西，这是一切不完满的认识的差不多一般的毛病：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在以后要不惮其烦地把它们分开，并且通过更准确的检查，把它们互相区别开来的原故。
不过我非常奇怪，一些很有学问的并且三十年来习惯于做形而上学思考的人们，读了我的沉思七遍以上之后，却相信如果我用我检查它们看看它们是否是一个敌对的人物提出来的同样的精神去把它们重读一遍我就不会那么重视，不会对于它们所含的道理有一个如此有利的意见，以致相信每人都应该向这些道理的真理和连系的力量和份量屈服。
因为他们自己在我的推理中指不出任何一个错误。当然，如果他们认为我使用这样一个分析法使我得以用这种方法来推翻正确的论证，或者给错误的论证涂脂抹粉，使任何人都发现不了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归之于我的东西大大超过了我应该接受的程度，而且也超过了应该归之于任何人的程度；因为相反，我大声疾呼，我从来没有追求别的东西，除非是这样的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人们可以肯定真正理由的可靠性，发现错误的和似是而非的理由。因此我看到有些非常有学问的人还不同意我的结论我并不那么感到奇怪，反而我很高兴看到；在如此认真地反复读过我的理由之后，他们并没有谴责我提出什么不合适的东西，或者得出什么不是合乎规格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接受我的结论上的困难很可以被归之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判断习惯，他们判断的不是这些结论里所包含的东西，就象天文学家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不能想象太阳比地球还大，虽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除非是因为这些推论是完全正确和无可置疑的而外，我看不出可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无论是这些先生们或者是我知道的任何人，直到现在都没有在我的推论里挑什么毛病；因为主要的是，这些推论所依据的原则并不是模糊不清的，也不是大家不知道的，而是从一些最可靠、最明显的概念里得出来的，这些概念是人的精神从对一切事物的普遍怀疑起，然后从一切种类的成见中解脱出来以后得到的；因此必然不能有就连理智较差的人都能够很容易看得出来的错误。这样，我认为我不无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并没有被那些有学问的人们（他们在认真读了多次之后还没有被那些东西说服）的权威所削弱，反而被他们的权威本身所加强，因为，在那么仔细认真的检查之后，他们却没有在我的论证里指出任何错误和谬论来。
第一哲学沉思集译后记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最初是用拉丁文写的，出版于1641年。在正式出版之前，笛卡尔曾托人把六个沉思的校样交给一些当时有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阅读，请他们提意见，以便根据他们的意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以期能够更容易地得到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出版许可。笛卡尔先后共收到六组《反驳》，他都针对这些《反驳》做了《答辩》。这样，《沉思集》的拉丁文第一版就包括六个《沉思》、六组《反驳》和六个《答辩》。（第七组《反驳》是后来收到的，和《答辩》一起以及笛卡尔给狄奈〔Dinet〕神父的一封信收在拉丁文第二版里。）笛卡尔的《答辩》是六个《沉思》的重要注解和补充，是笛卡尔哲学思想的非常宝贵的阐明，其中不少内容是六个《沉思》里没有谈到或一提而过的。这些《答辩》和六个《沉思》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至于各组《反驳》的作者们，有些是著名的哲学家，例如霍布斯、阿尔诺和伽森狄，他们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而且从他们的《反驳》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哲学态度，特别是第五组《反驳》（共约七万字）本身就是唯物主义者伽森狄给后人留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
一个颇有才华并且在朝廷里有相当威望的年轻贵族德吕纳（de Luynes）公爵读了笛卡尔的《沉思集》后，十分赞赏笛卡尔的学说，认为值得把它公之于世，让法国一般人都能一读为快（拉丁文是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能懂的文字），于是他把六个《沉思》部分用法国大众语言即法文翻译出来，随后克莱尔色列（Clerselier）又把《反驳》和《答辩》部分翻译出来。可是伽森狄看到他的《反驳》在《沉思集》拉丁文版里出现很不愉快，说他的《反驳》只是为笛卡尔个人看的，不该拿去公之于世，因而把他的《反驳》（即第五组《反驳》）以及针对笛卡尔《答辩》的几条新的《意见》，用《形而上学研究》（Disquisitio metaphysica）这个书名于164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这时克莱尔色列正翻译到第四组《反驳》，笛卡尔于是请他删掉第五组《反驳》和《答辩》，让他不要翻译，而在它们的位置上换上笛卡尔《关于第五组反驳的声明》和一篇作为对伽森狄的《形而上学研究》的答辩的《致克莱尔色列的信》。笛卡尔认为《形而上学研究》一书太厚，请人给他做了个节录，《致克莱尔色列的信》就是针对这个节录做的答辩。收在法文第一版第五组《反驳》和《答辩》的位置上。
虽然如此，克莱尔色列还是把第五组《反驳》和《答辩》翻译了出来，并且终于勉强取得笛卡尔的同意，附在第六组《反驳》和《答辩》之后作为《沉思集》最后的部分，全书于1647年出版，除第五组《反驳》和《答辩》外，各部分都经过笛卡尔亲自审阅和修订，比较拉丁文本，在不少地方看到增、删的痕迹。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沉思集》的法文第一版比拉丁文版有更大的权威。
笛卡尔死后十一年（1661年），《沉思集》法文第二版出版。在第二版里，克莱尔色列大量修改了德吕纳翻译的六个《沉思》的译文，不少地方甚至重写。他也略微修改了他自己翻译的《反驳》和《答辩》部分，个别地方甚至增加了第一版里所没有的整段文字，把《沉思集》译者之一的德吕纳公爵的名字取消，换上了统一的译者——他自己的名字。在内容方面增加了第七组《反驳》和《答辩》以及笛卡尔给狄奈神父的信。这样一来，可以说，《沉思集》法文第二版全部都经克莱尔色列改过而未经笛卡尔同意。
我们见到的此后一切法文版本都是根据第二版重版的。（1673年的第三版不过是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花样，比如在边上增加了“提要”和《沉思》、《反驳》、《答辩》的内容之间相对应的页码。
这个版本没有为后来的版本所遵循。）本世纪初，亚当（Charles Adam）和塔纳里（Paul Tannery）编辑出版《笛卡尔全集》，把《沉思集》的拉丁文本和法文翻译本都收集进去。他们采用的法文本是1647年的第一版，并按第一版的样式，用古体字排印，放在第九卷里。
他们之所以采用法文第一版而不采用第二版的原因，据他们说是“全部必须都是经过笛卡尔亲自审阅和修改过的”。也就是从这个主导思想出发，他们也把第五组即伽森狄的《反驳》和笛卡尔的《答辩》删掉了，因为这一部分未经笛卡尔亲自审阅过，而且笛卡尔曾经不同意把它放进他的《沉思集》里去。
本书中文版就是根据亚当和塔纳里按法文第一版编辑重印的1956年版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也对照了西蒙（Jules Simon）编辑的《笛卡尔著作》（Oeuvresde De scartes，Paris，Charpentier，1865）中的《沉思集》，这部分是根据1661年第二版重印的，特别是在六个《沉思》部分里，文字和第一版比较有很大的出入，除只牵涉到修辞的问题而外，在意义不同的地方，我都做了注解。在《反驳》和《答辩》部分，遇有文字晦涩难懂的地方，我也参考了哈耳登（E。S。Haldane）和罗斯（G。R。T。Ross）直接从拉丁文版翻译过来的英译本《笛卡尔哲学著作》（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2）。
鉴于第五组即伽森狄的《反驳》和笛卡尔的《答辩》具有异常的重要性，虽然亚当和塔纳里版本没有收，我也根据西蒙版把这两部分翻译了补充进来，放在第四组反驳和答辩的后面。其中伽森狄的《反驳》部分，是于1963年译出的，曾以伽森狄《对笛卡尔〈沉思〉的诘难》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一次又重新修订一过。至于布尔丹（Bourdin）神父的第七组《反驳》，由于它全部都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油腔滑调，冷讥热嘲，无聊之至，读起来十分令人生厌，同时篇幅又过于冗长（连同《答辩》共约七万五千字），而内容十分单调——反对的只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因此没有补充进来。
笛卡尔的《沉思集》，我是自1935年开始翻译的，1962年修订了一遍。译稿不幸在十年动乱期间遗失了。1976年开始重译，1980年译完。今年在全书排印之前，我又重新审查一遍，主要是确定几个术语的译法，例如clair和distinct，这是笛卡尔认识真理的标准，原译“清楚、明白”，读起倒是很顺，但考虑到distinct有“与其他东西分别之意”，因此这次改为“清楚、分明”。又如infini和indéfini，前者是“无限”，后者原意是“无定”。考虑到二者在笛卡尔那里是一个意思，不过为了把infini（无限）专留给指上帝，把那些看不到止境的东西，如空间无限的广延、量的各部分的无限分割，数不尽的数目等，把这些都称之为indéfini，以示与上帝区别，因此我把indéfini译为“无穷”（不译为“无定”）以示与“无限”有所区别。
本译文虽经多次审查和修订，错误和不妥之处仍然不会很少，务请读者指正。
译者198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