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吴雯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每一个健健康康降生于人世，天真无邪、可爱活泼的孩子何曾不是一张白纸、一张原本都可以画成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遗憾的是，在中国，理论上是一回事，而教育的现实却偏偏又是另一回事。有传媒披露：截止20世纪末，中国现有的3亿学生中，被全国各类学校划入“差生”行列的学生达到5000万人，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这个惊人的数字对当下的中国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本
文主人公李圣珍老师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天资并不傻并不笨并不坏，却被老师和父母看作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这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眼光中的好孩子，他们让父母伤心和失望，是父母心里难以言说的痛。“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像刻在他们额上的红字，使小小的他们，早早地就被划入另册，早早地就被判为失败者，使他们在本应该欢乐的童年就开始承受失败的痛苦和由此带来的白眼和歧视，使他们在本应该梦想和憧憬的年龄就被噩梦纠缠。他们往往被老师抛弃后又被父母抛弃，成为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一群人、痛苦的一群人。在北京市通州区二中李圣珍老师的家里，笔者认识了一群这样的孩子。
第一次听到李圣珍老师的名字，是1999年的7月12日。那天，一位名叫秋子的高二女生在家里服下大量安眠药后打开液化气开关自杀身亡。她在留给父母亲的遗书上说：我会考两门不及格，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在采访秋子死亡事件时，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马丽的女孩儿，她是秋子的表姐，当时她刚参加完高考。她说，秋子是不幸的，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上了李老师，如果不是她，我恐怕早就死了，没死也早就疯了。秋子之死
1999年7月12日，家住北京市方庄小区的秋子在自己家里拧开煤气开关自杀身亡。
抱着她僵硬的尸体，她的父亲怎么也不能相信每天快乐得像小燕子一样的女儿会自杀！就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快乐地弹琴、唱歌，还轻盈地迈着舞步给他跳了一段芭蕾舞，还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找来，连夜写了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在自杀的这天早晨，她推着自行车去上学时还一脸笑容。她怎么会自杀？
虽然现场有女儿留下的遗书，可是秋子的父亲和母亲仍坚持要进行尸检。
7月24日，他们拿到了尸检报告，尸检证明：秋子是自杀。一个正在上高二的17岁少女，正是如花的年龄，她为什么要选择死亡？
秋子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在部队。父亲是海军某部军官，母亲是空军某部飞行员。这是一个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家庭。由于父亲的部队远在海南岛，母亲常有飞行任务，秋子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北京的奶奶和姥姥家度过的。
1987年，父亲转业回到了北京，秋子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父母的争吵声打破了，她常常在半夜被争吵声惊醒而惶恐得不知所措。
1992年，父亲和母亲在彼此伤害得伤痕累累后终于分手了。母亲要了秋子。
那时，秋子上小学四年级。她不愿别人知道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常常会在同学面前装出很幸福很快乐的样子。秋子的母亲也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她爱女儿，她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自己节衣缩食，却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她又是一个严厉的母亲，16岁便离开父母走进军营的她，是在特殊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不能容忍女儿的一点怠惰、一点娇气、学习上的一点落后，她常常用训斥对待女儿的一些坏毛病，却很少平心静气地跟女儿谈谈心。十三四岁的秋子正处在独立自主意识渐渐苏醒的“反叛”阶段，于是母女间的冲突便经常发生，并愈演愈烈。不止一次的晚上，她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被赶出家门的秋子推着自行车徘徊在深夜的街头，有时她去奶奶家，有时去姥姥家，有时也会去找爸爸。爸爸那时还没房子，找人借了一间小屋。一天晚上，她又和母亲发生了激烈冲突，母亲气恼地说：“我不要你了，你找你爸爸去！”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秋子顶着寒风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了爸爸的住处，爸爸却不在，她便坐在楼梯上等，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爸爸回来。一位邻居见她冷得缩成一团，便将她喊进屋里，让她借住了一夜。从那以后，秋子再不愿回母亲那里去了，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
虽然姑姑和姑父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姑姑的女儿马丽比她大几岁，也在上中学，秋子总是又羡慕又嫉妒地对她说：“姐姐，你多好呀，你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没有。”
为了找到家的感觉，一到周末，秋子就去爸爸那里。爸爸的小屋里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她睡上面，爸爸睡下面，饿了，父女俩就去附近的小餐馆里吃一顿。那两天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候。
秋子去世后，父亲找到了她在那个时候写下的日记：“我妈不要我了，我爸管不了我，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也许是这种动荡的生活，也许是深埋在心里的自卑和痛苦，秋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她在班上的名次排到了倒数四五位。为了能让她考上高中，初二下学期，父亲费了很大周折将她转到海淀区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又不惜高价给她请了家教。为了让老师多鼓励秋子，让她恢复自信，父亲还不时去学校与老师“联络”感情。
那些日子，秋子非常努力，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
中考时，一些亲友劝秋子报考幼儿师范，他们觉得秋子当幼儿教师很合适———秋子喜欢孩子，在她的床头挂满了布娃娃，平时见到谁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得眉开眼笑。而且，秋子爱唱歌跳舞，钢琴已经拿了六级。可是父亲不同意她报考幼儿师范，他希望女儿上高中，然后上大学。秋子考了558分，上了普高录取线。
也就在这时，秋子的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秋子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秋子的中考成绩只够上一所普通高中，可是望女成才的父亲却通过关系在朝阳区给秋子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从城南的家里去城东的学校，骑自行车单程要1小时40分钟。父亲想让秋子住校，秋子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哪怕路上再辛苦，她也愿意回到自己家里。
每天早晨，秋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做好了饭菜在等着她，她需要这种有人等候有人关爱的家的感觉。
可是在学校，秋子的自信却一点一点被击碎。入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她仍想努力赶上去。父亲给她请了家教，上高一的那个暑假，她基本上是在补中度过的，她从数学老师家里赶到物理老师家里，又从物理老师家里赶到化学老师家里。仅这一个暑假，补课费就花了几千元。
从高一开始，秋子除了寒暑假补课，平时每个周末的晚上也几乎都奔波在补课的路上。
父亲还给她报了芭蕾舞培训班、绘画培训班、硬笔书法培训班。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父亲规定，每去一次培训班奖励10元钱，每练写一页字奖励3元钱。父亲还规定，数学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500元；总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1000元。他将女儿的书法作品按时间一一编上号，让女儿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他请人将女儿画的画和她喜爱的卡通片，打磨到女儿小房间的窗玻璃上，让她高兴，让她为自己骄傲。
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他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
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时候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林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
就在秋子悲观苦闷找不到自我时，一个男孩子走进了她心里。
男孩子叫涛涛（系化名），是高三年级的，他们是在1999年秋天打球时认识的。涛涛多才多艺，唱歌、弹吉它、打篮球，样样都很棒。开始，涛涛是被秋子的活泼吸引住的，她走到哪里，银铃般的笑声就飘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随着熟悉和了解，他渐渐发现了秋子掩藏在内心的痛苦，她渴望父母完整的爱，渴望心灵的呵护，渴望被人珍视、被人关爱。
涛涛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怜惜她，关心她，用自己的爱紧紧呵护着她。秋子的家在城南的方庄小区，涛涛的家在城东的团结湖，放学回家的路上，为了多陪陪秋子，涛涛总要骑车送她一程。每天早晨，他们总会在约好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去学校。路上的交谈，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光。
在老师眼里，秋子是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差生。在父母眼里，最看重的还是分数和排名。只有涛涛真正欣赏秋子。他欣赏她优美的歌声，欣赏她迷人的舞姿，欣赏她如泣如诉的琴声，欣赏她能说会辩的口才，还有她在导演、绘画、书法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和灵慧。这种欣赏给了秋子从未有过的自信。
秋子的父亲发现她和涛涛好上了，是在去年的冬天。他先是发现了他们一起郊游的照片，后来又发现了涛涛送给秋子的礼物，那是一个“会叫娃”，一按肚子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我爱你”。秋子承认自己爱涛涛。父亲第一次严厉地训斥了她，父亲说，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你还想不想考大学，还要不要自己的前途？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2）
那一次训斥后，秋子答应和涛涛断绝往来。可是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秋子的父亲在街上发现他们手挽着手在一起。他阴沉着脸走过去说：“秋子，你跟我回家去。”没想到涛涛冷静地走上前说：“叔叔，我想跟你谈一谈。”两个男人走进一家咖啡屋坐下了。涛涛说：“叔叔，我知道你反对我和秋子在一起，可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秋子并不快乐，她需要有人疼她呵护她……我们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学习……”
两个男人在一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耽心女儿因早恋毁了学业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认真去听涛涛的这番话，最后分手时，他正告涛涛，只有他考上了研究生，他才会同意他和秋子在一起。
秋子并没有与涛涛断绝往来，而随着高考的临近，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安紧紧攫住了她的心。她将这种恐惧和不安写在了日记里：“我爱他，我希望他考上大学，有个好的前程，可是我又怕失去他，怕失去他，我又希望他不要考上大学……”秋子一直想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涛涛爱的优秀的女孩儿，不但有涛涛欣赏的那一切，还应该学习成绩优秀。她的理想是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她的这些理想似乎很渺茫。
7月12日的早上，秋子曾给涛涛去电话问他考得怎么样，涛涛兴奋地告诉秋子考得不错，上大学没问题。
这是秋子给涛涛去的最后一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她拧开了煤气开关。
秋子死后，我曾跟她很要好的一位同学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告诉我，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儿，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抑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
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风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3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