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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环境可以把孩子变好！阳光可以融化一个少年心头的冰雪！11月16日，我来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在宽敞明亮的探视室里，少管所负责人说，徐力刚来半个月，但表现很好。所里组织少年犯学习时，他朗读文章，还会出板报。听了这些，我十分高兴。
一会儿，教官把徐力带来了。他剃光了头发，身穿少年犯的服装。
“你认识她吗？”教官问道。
“知心姐姐！”徐力亲切地叫着，脸上露出好看的笑容。天天都会听见有人叫我“知心姐姐”，不知怎么，今天听到徐力这样叫我，我心里的滋味却不寻常。看得出，在徐力的内心世界里，“知心姐姐”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我们并排坐着。我仔细端详着他：比起八个月前，他白了，也长胖、长高了，令人欣慰的是，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听说你减刑了，祝贺你。”我真诚地对他说。
“是的，同学们联名上书法院要求为我减刑，我爸也到处奔走为我说话，法院终于判了，减了三年。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我犯的罪，判多少年也不算多啊！”徐力低下头动情地说。我的心放下了，原来徐力所说的“15年和12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的话，并不是出于自悲而是自责。
“这说明大家对你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啊！你要有决心重新开始！你在少管所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上午学习政治文化，下午劳动。我只要有空就学习，我叫我爸把我的书包和课本都带来了，我要好好学习，出去还要考大学。”徐力坚定地说。
“你很有志气。少管所也是一所学校，你只要珍惜大好时光，会学到好多知识。方志敏烈士生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那么恶劣还写下了《可爱的中国》那样不朽的著作，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你现在的条件比他好得不知多少倍，又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你可不能虚度年华，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来出去要为祖国效力，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再说，这也是你妈妈一生的希望……”一提到妈妈，徐力的眼睛红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会努力的，知心姐姐您放心。我还让我爸带来了《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借给别的人看。我还要学习外语和电脑，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没有本领不行！”
“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行！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给我写信。”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12年后的徐力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让徐力抽空儿把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写成书，用来唤醒天下的“徐母”，也来警示天下的“徐力”。
临走，我们把事先买的毛衣、袜子、水果塞在他手里，徐力又惊又喜，连声说“谢谢”。
我和徐力并肩照了一张照片。回来洗出来看时，照片上，徐力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中，仿佛又多了一份对儿子的牵挂！
当新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收到徐力从少管所寄来的信。可以说，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信是这样写的———知心姐姐：您好！
由于时间安排的原因，我直到现在才给您写信，我在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希望您能谅解我。
当我时隔半年在少管所再次见到您时，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激动。惊讶的是我没想到您“不辞千里”来看我这个失足少年，激动的是我终于又见到了心目中的“知心姐姐”。您在谈话中对我的开导和教育使我受益匪浅。当我得知您以我们四中为基点建立了一个“知心家庭学校”，建起了我们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我的喜悦自不必说。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与父母沟通的途径，通过“知心家庭学校”的建立，我们逐渐拉近了与父母的距离，虽然我没有机会深切体验，但我更能感受到这种作用。知心姐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活动，把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告诉大家，不再酿成我这种“悲剧”。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对父母普遍存在着距离感。主要由于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时间不多，心中的一些不悦和困惑无人倾诉。再加上现在的父母在对孩子的管束上普遍偏紧，特别是在学习上，只注重孩子的成绩和名次，不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过高的要求会使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上的畸形，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将构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全世界的父母能够多关心孩子，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让孩子真正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建起一条沟通的桥梁。
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多与父母沟通，也许最初的沟通会充满苦涩，但基于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那份深爱，沟通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圆满的。由于孩子与父母之间久未交流真实思想，要一下子面对面交谈会很难，下面我建议几种办法供大家参考：
1。给父母写一封信；
2。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让他们阅；
4。写几篇日记；
5。诉说自己的苦恼；
6。有意放在父母可以看到的地方；
7。请老师、阿姨等你和父母都信任的人向父母说明你的状况。
上述办法的作用是引起父母对孩子的状况的了解与关注，创造孩子与父母进一步沟通的条件，请相信，当父母明白了这一切后，一定会认识到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远不如让儿女身心健康、拥有幸福快乐更重要，而孩子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后，不但会心情愉快，学习也变得轻松。
我就是没找到与父母沟通的正确途径，所以才酿成今天的悲剧。我真的不想让这种悲剧重演。我希望知心姐姐能把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所有的父母和孩子，这也是我现在惟一的心愿。
知心姐姐，新年将至，我希望你们一家幸福美满，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再次看到您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更希望您能组建更多的“知心家庭”。就此搁笔。
祝家人幸福！徐力
2000年12月28日徐力的心愿，也是知心姐姐的心愿：
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所有的家庭都成为“知心家庭”！
春节前，徐力的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他泣不成声地感谢“知心姐姐”两次去看望他的儿子，答应一定常去看徐力，鼓励他重新做人。
我相信，“知心风暴”一定会压倒“心灵尘暴”。当和谐的家庭气氛建立起来，当父母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之日，家庭将成为“知心的小屋”，成为“和谐”人才的培训地，而不是“沙尘暴”的发源地。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让“知心风暴”刮得更猛烈吧！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1）
吴雯
在中国，上大学是多少人的梦想。无论对家长、学生还是学校，中小学长达12年的教育，归根结底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考上大学。然而，当成千上万的考生挥汗如雨奋力拼搏饥不择食般地从拥挤不堪的高考独木桥中挣脱，总算闯进大学的校门时，迎接他们的难道只有鲜花与欢笑吗？不！当他们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原本选择志愿的权利被无情剥夺、进入的大学和专业是学非所爱、对大学的陈旧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都大失所望的时候，苦涩与无奈便不可避免。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我和小路约好在报社见面。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北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在座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饭吃到一半，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还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六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里读自己喜欢的书。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一千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做出无奈的选择。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四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