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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像往常那样五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计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果然像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五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7月18日，是秋子遗体火化的日子。
离异多年的父亲和母亲相聚在女儿的遗体前。
母亲用酒精一点一点、细心地为女儿擦洗着身体，给她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她将一方白丝巾放进女儿手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对女儿的爱。
父亲在秋子身上盖上了她最喜爱的缀满了小动物的被子，还在灵床周围摆满了秋子最喜欢的、做着各种调皮动作的米老鼠。
他们选择《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爱无止境》为女儿送行：在我梦中的每个夜晚，我看见你，我想念你……
袅袅青烟中，秋子带着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哀怨，不该有的痛苦去了那个据说是天堂的地方。被关进疯人院的马丽跟表妹秋子相比，马丽似乎是幸运的。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她疼她的爸爸妈妈。可是从小到大，马丽脸上却一直写满了忧愁。她告诉我，自从上小学后她就没快乐过，时时刻刻都被噩梦纠缠着。在她眼里，学校是一个可怕可憎的地方，是一个给她制造了痛苦的地方。
马丽曾经是个聪明、漂亮，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妙幻想的小女孩儿。三岁时，她捏着妈妈的鼻子说：“我要把妈妈的鼻子捏成大象的鼻子。”四岁时，她给爸爸讲自己编的故事《老婆婆的枣树》。那时，爸爸妈妈都认为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马丽五岁那年，妈妈将她送到钢琴老师家里学琴，和她一起学琴的还有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马丽的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却常常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见了便呵斥着用铅笔打她的小手。这使马丽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只要见到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学了没多久，老师在小朋友中进行淘汰赛，排在最后的她被无情地淘汰了。这是一直在宠爱和赞扬声中长大的马丽遭受的第一次挫折，遭到的第一次否定。
马丽要上小学了，她家附近就有两所小学，可是爸爸妈妈说，她应该上最好的学校，他们找了许多关系将她送进一所重点实验小学。上学不到一个月，发现她眼睛弱视，妈妈带她去治疗，医生将她的瞳孔放大了，在治疗的一个多月里，马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期中考试，她两门功课不及格。马丽成了差生。班里同学歧视她，欺负她。放学路上，有的抢她的书包，有的揪她的头发，有的一边朝她身上扔着土块，一边喊着：“傻子，快打傻子呀！”在老师眼里，她是一个头脑迟钝的傻孩子。一次，二年级学生都要挨个儿去校长室考朗读，为了能得个好成绩，为了使别人不再喊自己傻子，马丽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终于轮到她了，她翻开书正准备朗读，只见站在一旁的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在校长耳边说：“这孩子有点儿傻，可能脑子有问题。”马丽一下子呆住了，望着书上的课文，眼前一片模糊。这时耳边传来校长严厉的声音：“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读？”马丽哆哆嗦嗦嗑嗑巴巴地读起来，那课文变得好长好长啊，怎么也读不完。课文终于读完了，她噙着泪水低着头跑出了教室。二年级下学期，正好是这位校长担任她所在班的数学老师，她怕他，她怕他看她的眼光，那眼光里似乎充满了鄙视和讥笑，似乎在说“你是傻子”。
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马丽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吧。”马丽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她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她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
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马丽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她提前放学回家。她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她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从此后，马丽将自己更深地封闭起来。她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她的老师，她恨那些将她当傻子耍弄的同学，她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她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她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她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她们班从没得到过。她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她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
小学六年，马丽转了三所学校，可是她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马丽总逃不了一顿痛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女儿的智力。
马丽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大学老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马丽才咿哑学语，他们就对她开始了学前教育，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才四五岁就将她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女儿优秀，有出息，他们还希望女儿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她进行思想教育，教她唱革命歌曲。马丽不会唱儿歌，可是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她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女儿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女儿和她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她被同龄人看作异类，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傻子。马丽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
马丽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示马丽的妈妈带女儿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冲到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的女儿面前，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马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嚎啕大哭，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惹得妈妈勃然大怒。
在家里，马丽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马丽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她不愿上学。开始，她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她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她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妈妈就不会让我上学了。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3）
一天早上，妈妈喊马丽起床上学，发现她双手颤抖不止，吓坏了，赶紧送她去医院。医生给她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马丽只好去上学。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
1989年，她11岁那年的一天，马丽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她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妈妈从医院给她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马丽的“病”仍不见好。
一天，妈妈流着泪喊着她的小名问：“燕燕，送你去住院好吗？”马丽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她点点头。
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马丽显得兴高采烈，她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她心爱的两个布娃娃。
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马丽的手带她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马丽一阵恐惧，她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妈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快带我回家呀……”
两位护士过来将她拖进了病房。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医生将她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马丽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她险些晕了过去。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马丽准备将真相告诉爸爸妈妈，她要回家，她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
下午，她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她哭喊着：“妈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她看见妈妈在哭，她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她，因为医生告诉妈妈，马丽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
马丽知道，如果再哭再闹，她永远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她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马丽说：“妈妈，我真的没有病，你带我回家吧。”
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她安安静静的，说：“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马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
可是妈妈对马丽说自己是装疯仍半信半疑。马丽住院的这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要马丽去了这个班。马丽发现，那里有不少像她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
见她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她补习落下了三个月的功课。马丽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马丽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她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她不是傻子，不是疯子。
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八十多分，数学也考了七十多分。妈妈疑惑地想：女儿也许并不傻！她将马丽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虽然父母不再怀疑她的智力，但是马丽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会成为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当大家抛弃了马丽，当她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教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她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这位女教师是马丽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她嫌弃她，她从不另眼看待马丽，她对马丽和其他同学一样地温和可亲，马丽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仅此一点，马丽的心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她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她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她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因为有了这位老师，马丽似乎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她喜欢上数学课，她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她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数学老师对她的关注，为了给数学老师留下更好的印象，马丽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她来开关教室的门。这是一个苦差事，每天早上，她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她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她却主动揽下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而且每天忠于职守。马丽将这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作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她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她，帮助她。可是她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她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马丽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马丽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马丽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儿，所以，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马丽。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儿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被大家抛弃的女孩儿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马丽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马丽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马丽真的是个同性恋者。马丽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马丽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她哭着拒绝了。
马丽真正地绝望了，她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马丽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她常常让猫咪将她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她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她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1995年1月13日深夜，马丽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就在马丽下了必死的决心时，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一所中学请李老师讲“双差生的教育问题”。李老师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给学生的应该永远是希望……”讲座令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是马丽母亲的同事，她跟李老师谈起了马丽，她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她，不然她死定了。”
那已是1995年的8月。一天，马丽如约来到了李老师的家。她低着头坐在沙发上，苍白如纸的脸冷若冰霜。李老师看见了她露在衬衣外面的手，那手背和手腕上的伤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她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
马丽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9月1号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我一定要死。”
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想死，可是你心里却是矛盾的，因为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不会来我这里。”
马丽的心猛地一震，她抬起了头，目光迎上了那束正注视着她的温柔亲切的目光。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透彻地直达她的心灵深处，还没有人了解和洞悉她那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摆脱的矛盾，还没有人认为在她心里还有那种叫作“希望”的东西。
那天，她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三毛，谈海明威，谈《老人与海》，谈生与死的意义……马丽觉得，坐在她身边的这位老师与她所见过的老师不同，和她一起交谈，她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她和她是平等的，她尊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和言不由衷。
马丽走后，李老师想了许多。要救马丽，就只能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家里已经住进了三个孩子，而且，马丽受到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