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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题他每题都做了，不可能是空白。那么惟一的原因只会是，他用2B铅笔涂题号颜色涂得太浅，计算机没有阅读出来。数学卷上有两道大题没有分数，其中包括那道儿子走出考场时很得意的涉及计算机编程的大题。可儿子说这两道大题他明明都做了，而且后来估分对了，标准答案也没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两道大题没有得分呢？儿子突然想起来，他在做这两道题时，卷子的空白处已经写满了，于是他就将这两道题的答案写到了卷子的边沿。那么导致这两道题没有得分的原因一定是答案超过了装订线，阅卷老师找不到他的答案。
刘江没想到儿子犯的竟是这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一下就把他送到了落榜生的队伍。
因为此前，市高招办已公布了今年北京地区全国统考各批次录取控制线，理科第一批为469分、第二批为424分。儿子只考了418分，今年，他与大学无缘。
儿子为自己的错误痛悔不已，如果是考卷上的题目不会做，如果是做题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心里都要好受一些，可这算什么？输得窝窝囊囊，输得不明不白。可是痛悔又有什么用，高考就是一场没有改错机会的较量，一个小小的失误也许就彻底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走向，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刘江开始出去打听高考复读班的消息。开始，他本想让儿子回校复读，一是学校环境熟悉，老师也熟悉，虽然儿子心里会有点别扭，但总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可是去了学校一打听才知道，由于教育部明文规定，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所以，儿子就读的那所高中明确表示不接收复读生。
近年来，“非北大清华不上”的高分落榜生越来越多，使得复读生人数逐年增加。2000年北京市复读生不到2000人，2001年则多达5000余人，而2002年复读生已超过了10000人。由于复读生越来越多，北京市有十多所重点高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教学资源优势相继举办高考复读班，这些复读班吸引了大部分复读生。但是2002年秋季，这些复读班将与“母体”即重点高中分离，单独成立培训中心或培训部。刘江担心的是，这些独立出来的培训中心或培训部能否保证教学质量。
8月上旬，顶着毒辣的太阳，刘江对这十几家培训机构挨个儿进行了一番考察。最后，他锁定了一所实力雄厚、师资力量较强的培训中心。
复读的学校是定下来了，可是要使儿子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进入学习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自从查分结果出来后，儿子几乎每天都在懊悔和痛苦中度过，有时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有时呆坐着沉默不语。刘江知道，要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必须搬掉他心上的石头。因为，心上的石头也将是脚下的石头，只有搬去它们，才能轻装上阵。
那天，刘江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小幽默：一位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在一次重大比赛中失利了，当人们纷纷为他惋惜，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大家忍俊不禁的话：“决赛前有人在看台上冲我大喊大叫，称我为‘飞机’先生。然而很不幸，今天晚上飞机失事啦。”
幽默化的自嘲可以淡化沮丧，让人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刘江将这段小幽默用毛笔一字一句抄下来，贴在儿子书桌上方的墙上，然后，他又画了个初升的太阳：在万道霞光的簇拥下，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在画的上方，刘江工工整整地写着：明天，新的太阳仍会升起。
令千百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煎熬，令他们的亲朋好友牵肠挂肚的2002年高考终于结束了。
可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高考，每年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于每一年的高三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新的高考，永远被寄托着满怀希望，无论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要坚定地朝着那个希望走去。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1）
一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在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非要逼迫儿子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了协议一旦生效，父母从此可以在四个方面不管儿子；儿子也可以不管父母。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六年前郝麦收用一纸协议将儿子郝丁推出了家门。六年后郝丁对我说他父亲简直就是一只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里的“老狐狸”。也许，有人会觉得下面的故事只不过是发生在郝家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只是郝家教育孩子的特殊方法，但是，人们或许只看到了星火，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星火”的微光闪烁正预示着一场家庭革命，它或早或晚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一纸协议
1996年9月18，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因为“国耻”而不能忘记的日子，但是已经习惯了和平，正紧赶慢赶着“奔小康”的大部分中国父老乡亲并不是人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半个世纪前日本炮轰沈阳北大营继而侵略中国的惨剧，而在天津，一户三口之家，父亲郝麦收、母亲孙子芳、儿子郝丁正在面对一件就要发生在他们家里的“新鲜事”。这件事是由在天津社科院工作，研究社会学、人口学、老年问题的郝麦收教授一手炮制的，他要在这一天和儿子郝丁签订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这份“父子协议”连郝麦收自己也明白，虽说它只是一张纸，但一旦抛出，对于郝家不啻为一颗立刻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郝麦收《父子协议》的内容条款：第一部分，（儿子）郝丁要承担的责任：1。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经费；2。自力谋业，自己创业；3。自力结婚成家；4。自己培育子女。
第二部分，（父母）郝麦收、孙子芳要承担的责任：1。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2。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3。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4。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
整个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协议一旦生效，郝家从此父母可以在上述四个方面不管孩子；孩子也可以不管父母。而在这双向“四不管”的合同中，郝麦收首先要针对甚至“为难”的不是“老的”，而是“小的”———郝丁。
正常人实在很难想像郝麦收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鼓捣出这么一件立刻要引起“战争”的事情。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郝麦收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我问过郝麦收，您这么做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绝事儿，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点“反传统”？郝麦收说“知道”，他就是要反传统，彻底反，因为有些传统不反不行，不反就没法教育今天的孩子，准确地说是独生子女，而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能让儿子郝丁早点自立。郝丁怎么了？为什么说不和父亲签这么一份《父子协议》就不能自立？这份协议规定了那么苛刻而残酷的内容，郝丁能接受吗？签了这样的协议无异于被父亲一脚踢出大门，这个字他签没签、怎么会签？我心里一大堆问号。
我急于要见到郝丁。“炸弹”引爆这就是郝丁。属龙，1976年生人。
从照片上看他皮光肉嫩、清秀挺拔的，但走到跟前我才发现其实他个子并不高，很瘦，两个窄窄的肩膀尤其委委屈屈地向身体两侧滑去，让人看了分外生怜。
2002年岁末，一个满天飘雪粒子的晚上，我去天津采访，让他跟我说说六年前他父亲和他签订《父子协议》时的情景。这位26岁的小伙子，带着已经整整六年的沧桑一边笑，一边摇头。显然那六年“炼狱”般的日子他过得并不容易，而且提起六年前的“9·18”，郝丁告诉我那个日子对于他不仅仅是“国难”，也是他“受难”的开始。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被这件事给震翻了———
1996年9月，郝丁刚刚职高毕业，满心欢喜地等着父亲通过关系给他在天津开发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18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轻飘飘地爬上楼推开了家门，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手里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招呼他赶快洗手，吃饭，事实上孙子芳还没有回来。屋里只有父亲郝麦收，坐在沙发上，已经等了他好一会儿。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签‘协议’的事情吗？”郝麦收面对儿子，这句话在心里已经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协议？什么协议？”郝丁支吾着。过了几秒钟，他突然想起来：对，父亲是和他讲过好多遍，要和他签一份什么《亲子双向自立协议》。但是，这事，不过说说而已，这么快，老爸您，还真的当真了？
“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郝丁心里在紧张地斗争着，事实上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那张白纸黑字要命的东西已经被他接过来，拿在了自己手里。
当时郝丁的感觉就是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身上蹿起，从哪蹿的？心里？还是脚丫子？他不知道。20岁的小男子汉，脸上正是挂不住屈辱的年龄，“签就签！”他迅速拿起父亲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笔，乱云飞渡地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把门摔得山响。这一声“山响”把突如其来的不解、委屈甚至从来没有过的对父亲的恨都从心里摔了出去。“炸弹”就这样引爆。
再晚一点孙子芳下班回来，她感到屋里和往常不一样，太静了。丈夫郝麦收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沉着脸，儿子郝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反正房门紧闭。接着丈夫告诉她：那个协议他和儿子已经签了，“你也过来签上字吧”。
采访中我发现孙子芳还有机会挽回僵局，就问：“后来您也在协议上签字了吗？您为什么签？您要是不签，这事不就没法成立，没法继续？”
孙子芳说：“我知道我们家郝麦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旦他打算要干的事10头牛也拦不住。另外，他说签了这么个协议，郝丁就能早点自立，这事是早就跟我吹过枕边风。但道理上我想得通，只是事到临头，特别是看到郝丁签了协议以后反应这么大，一个人关在屋里，连我敲门都不开，我才知道事情麻烦了。”
随后发生的“故事”可想而知———“炸弹”引爆，儿子爆怒，老婆哭闹，父子冷战，好好一个家庭从此不得安生！抱大的一代“小皇帝”
要说郝丁，他自己也不反对，他是属于被抱大了的一代“小皇帝”。作为独生子女，他在家里享受着所有被娇惯的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得到的一切。
1976年郝麦收还在沈阳部队工作，32岁做父亲，又是龙年得“龙子”，接到电报，高兴得他连件衣服都没顾得上换就急忙往火车站跑。到了车站，火车晚点（像是专门等着他），只是车门被挤得一团疙瘩，后来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他又生怕火车开跑，情急中硬是求人帮忙把他从窗户塞进了车厢。正因为中年得子，郝麦收夫妇对郝丁宠爱有加，捧之怕摔，含之怕化。只是郝丁蔫儿淘，小时候大人觉得可爱，大了一点就开始让人担心，慢慢地，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毛病也都一一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不爱惜东西：苹果咬一口就扔，鸡蛋夹馍一口没咬也敢扔。动手能力差：六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
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
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家里、学校都不见人，他却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
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任你家长怎么说教打骂，郝丁就是有他的小心眼儿：我就这么着，看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你们的独生儿子，再急、再气，还能不要我？活生生折磨了父母20年。到了他好歹读完了职业高中，气得望子成龙的郝麦收实在没法，不得不想出一个和儿子签协议的绝招儿，下“狠心”来好好整治整治皇帝老子也打造不了的他。这就有了“9·18”之夜，有了《父子协议》。
然而，事情之所以显得残酷，那是因为郝丁的身体。
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很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
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
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
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地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冷战
1996年的“9·18”，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下了《父子协议》，由于儿子无法接受“四不管”的“苛刻”条件，父子俩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冷战”。在这半年的“冷战”中，郝丁根本不和父亲说话，有的时候连晚饭也不出来吃，得由母亲端进他的房间，等他吃完了再悄悄地去收拾。
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2）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