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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毋宁说是体现了哲学家日益意识到的社会道义和责任。仅就德里达近年的著作目录来看，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认知》（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等，他的解构工程很显然早已不是天马行空，玄之又玄，如以前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而忽视世界的不公。所以无怪乎我们会看到在《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德里达会明确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挟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究其原因，德里达则毫不犹疑地断言，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这里德里达看中的无疑是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假如我们认可德里达本人的阐释：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就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假如我们认可希拉克总统的评价，德里达为世界贡献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解构主义的继承人？这未必是夸张。
周作人与梅娘
■ 陈 言
在周作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北平沦陷后恬颜事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往南京。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学者、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学问渊博，著作勤奋，鲜有其匹。但沦陷时期的言行，无情地把他归入汉奸之列。
梅娘1938年赴日本学习，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7月，曾短期回国住在北平，1942年定居北平，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鱼》《蟹》等，作品关注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鞭挞假丑恶的时候，依然憧憬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其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像是在讲述民间传说。“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参见程光炜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梅娘的写作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读者，她本人也因此跻身新进作家行列。抗战胜利后，梅娘离开北平，到东北小住，其后曾多次往返于台北和上海， 1949年8月定居北京。梅娘经历坎坷，遭遇不幸，沉寂多年，新时期被当作出土文物重新发现。
同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和梅娘没有任何接触。可在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运动使两个人颇具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联系。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名叫杨嵩岩的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
《青姑娘的梦》系梅娘所作，是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1944年2月出版。周作人是为该套丛书作序的人。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周作人是名人，求其作序者很多，碍于情面，他常常勉强应付。但为该套童话丛书作序，并不全是应酬，他与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绍兴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9号），这个主张到“五四”时期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了周作人儿童观的超前性以及在中国被认可的历史必然性。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周作人以早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观为源头，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升华，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参见孙建江的《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在他的影响下，童话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周作人身处政治旋涡的中心，鲜有论述儿童文学的文字，这篇序文若说是他怀旧情绪的流露，也未可知。其怀旧情绪的另一明证是，早在1922年底，周作人就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罗马字拼音是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这也是为“后来的孩子们”着想。1944年为该套童话写就的序文仍指出汉字不便孩子阅读的弱点，不过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只须写着是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对儿童文学及其写作方法的关注，显示出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观的延续性。
童话《青姑娘的梦》讲述的是青姑娘所做的一个玫瑰色的梦，以及她的悲惨生活和梦醒后愿望实现的喜悦。青姑娘善良、勤快，从小寄养在伯父家。伯父死后，青姑娘受到伯母的虐待，虽说内心很伤感，在伯母生病后，仍悉心照料她及其家人。一天，在等待为伯母治病的医生时，她实在太困，靠在门槛上睡着了。睡梦中，她熟悉的童话故事里的何仙姑飘然而至，领着她去见嫦娥等许多仙女，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得非常开心。就在这时，听说伯母病了，她赶紧往家里跑。在仙女的帮助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中。青姑娘梦醒之后，伯母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伯母终于为青姑娘的细心体贴所感动，同意她去上学。作品与“晚娘型”传说相近，但无论是在情节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作家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有着丰富的意蕴。且文字干净利落，清新隽永，给人抒情诗般的艺术感受，与周作人在其早年著作《童话略论》中提出的童话应“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的四个标准颇为吻合。所以，尽管周作人并不认识梅娘，甚至不知道《青姑娘的梦》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他的童话写作旨趣正好与梅娘相投，使得序文与正文在无意间达成了默契。《青姑娘的梦｝没有任何奴化教育的言论，也不存在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倾向，把为它写序当作周作人文化汉奸的证据纯属诬妄。1946年11月13日，在审判周作人时，周作人的义务辩护人律师王龙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辩护词如下：
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不过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而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政治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王龙为周作人补充辩护书》，载南京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 1430页）
这段公案在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决，无论对周作人还是梅娘来说，都是恰当的，但在特定的境遇中，人的行为会变得荒谬。比如周作人。当一个人把污水泼向他的时候，他又把这盆污水泼向另外一个人。
就在王龙就此事为周作人辩护的前四天，即1946年11月9日，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的庭审中，周作人辩解道：“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杨嵩岩为提供周作人施行奴化教育证据致首都高等法院函》，载《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1424页）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青姑娘的梦》的作者梅娘。梅娘，长春人，文学才华早露，中学时代的习作就结为《小姐集》出版。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除了创作出版有上述的小说外，还译介为数不少的日本文学作品。总体上说，该时期梅娘的著、译活动与她的经历旨趣相契合，游离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审视日本占领时期梅娘的言行，与周作人没有任何瓜葛，自然谈不上与日本人勾结，反对周氏思想。就地位、资历而言，两个人相差悬殊。北京沦陷时期，周作人已进耳顺之年，且“贵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梅娘才刚二十出头，是北京《妇女杂志》的编辑；周作人自信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空虚和人们的愚昧狂妄，以思想富有的精神贵族自居，俯视和悲悯着芸芸众生，梅娘是实业家的千金小姐，无须为生计奔波，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文学之梦，对于老作家周作人，她心怀仰视。年龄、地位上的差距所造成的他们在北京文坛生态格局中的位置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方面讲，同样找不到梅娘勾结日本人反对周作人的理由。在接受审判时，周作人居然说这样一位文学后辈勾结日本人——言外之意当然也就是投敌汉奸，与她划清界限，真是利令智昏了。
站在被告席上，在陡然间被问及《青姑娘的梦》时，周作人完全忘记他写序时的文学行为，也毫不顾及其言辞将会产生的影响，只是考虑到《青姑娘的梦》有可能成为加重自己“汉奸”罪的一个证据，一心想绕过于己不利的正题，不停地旁敲侧击，采取迂回战术，借与被丑化的梅娘划清界限，来虚构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攻伐之间，作为一代新文学大师的中庸适度、深情致远的风范丧失殆尽。同时代人温源宁曾这样评价周作人：“他难得介入各种是非纠纷，但是，一旦介入，就该挡在他道路上的那个人倒霉了！”（温源宁：《不够知己》，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75页）当然，接受审判与介入是非纠纷是两码事，但是，谁让梅娘在这个时候挡在他面前了呢？说来算是梅娘倒霉。或许是周作人意识到，抗战胜利后，梅娘同样会为社会边缘化，说不定还会被定为“汉奸”，向这样一个实力单薄的对手泼点污水，对手应无还手之力吧？
周作人，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了恩怨是非：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卷入这样那样的纠葛：与陈独秀分手，与鲁迅断情，与陈源（西滢）绝交，与胡适从断交、复交到互为参商，与沈启无反目，与日本文人片冈铁兵撕破脸皮，与傅斯年的恩怨，以及沦为汉奸，他总是处于旋涡的中心，似乎很难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愿。周作人号称“不辩解”，然而他还是一个又一个论辩，不仅对于挡在他道路上的人一一回应，而且言辞辛辣、反击决绝。一向以平和冲淡自居的苦雨斋主变得如此狭隘不容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周作人《 如果说，他与陈独秀、鲁迅、陈源等人的论战还属于正面交锋，体现了他“嗜极辛辣”的个性的话，那么，他对梅娘的诬妄之词实在有点偷偷摸摸，不光明磊落。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后（1992年、2004年），南京档案馆先后推出两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外人恐怕很难了解这段历史真相。《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的出版，引起许多关心沦陷区历史、文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梅娘好友的注意，他们纷纷询问《青姑娘的梦》与周作人的关联，以及周氏指控梅娘“勾结日本人”的原委。据说，梅娘在在沉寂五十年后“复出”，得知自己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曾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辛酸、苦难的文学创作能够得到回报，总是值得欣慰的。而她对生命有着无尽的哀凉感，不愿忆及沦陷时期的往事。不堪回首须回首，她不明白，像周作人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何以把污水泼向她这样一个当年仅不足24岁的青年。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复杂的存在，其人性在深刻的清醒和糊涂混沌之间，在激越与刻薄之间，在沉着与躁动之间，往往是游移的。读周作人，可以看到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也可以看到人性中无法规避的复杂悖论。
记忆有时是靠不住的
■ 孙玉蓉
在《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我读到了黄波先生的文章《唱样板戏的俞平伯》。文章为拙著《俞平伯年谱》补述了漏写的一笔，“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五七干校’唱样板戏的一幕”，而且认为“漏写的这一笔实在重要”。
黄波先生补正的依据，是看到了俞先生当年在文学研究所的同事刘士杰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即发表在2000年1月19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一文。该文还发表在2000年6月30日北京昆曲研习社《社讯》第13期，题目为《一位非常可爱而又可敬的老人——俞平伯先生印象记（纪念俞平伯先生百年诞辰）》。文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俞平伯在河南干校的往事。作者写道：“后来，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这段记述果然“富有戏剧性”。我们知道，俞平伯先生是1969年11月被下放到河南干校的，1971年1月，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与吕叔湘、翁独健、孙楷第等11位著名学者、老知识分子受到了特殊照顾，从河南息县提前回到了北京。“于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已是1971年4月的事了。那时俞先生已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他们组织的学习组里参加学习了，明港军营已经不可能留下俞先生的身影了，刘士杰先生又怎么可能在明港军营中看到俞先生坐在人群里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呢！很显然，这是作者在印象的基础上，加入了合理想象，只是忽略了主人公不可能在场的这个前提，所以“印象”失真了。俞平伯先生当年“唱样板戏的一幕”或许会有，但是，决不可能发生在明港军营中。那么，这一幕究竟发生在何处？时过境迁，现在已不能确说。既然是不能确说的事情，当然不能写入《俞平伯年谱》中。以事实为依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我们治学的原则。
在此，我还想顺便说一说刘士杰先生在《俞平伯先生印象记》中，出现的另一处误记。文章说：“在‘文革’中，红卫兵破四旧，把原有的街道、胡同名称都改成诸如‘东方红街’、‘反修胡同’等‘革命性’的名称。而不识时势的俞先生却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此事被红卫兵知道后，其后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斗。红卫兵小将们说，我们破四旧，你倒在复四旧，可见你复辟之心不死！”这段话告诉我们：俞先生是在红卫兵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了革命性的名称后，“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打人了牛鬼蛇神的行列，每天接受改造，随时接受批判、批斗、游街，他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更何况红卫兵破四旧时，俞平伯自己也在经历着被抄家的劫难，并被迫由居住了数十年的四合院搬出，住进了跨院的两间小屋子里。此时此刻，他哪里有心情、有时间、有条件去“针锋相对”地写“一本考证北京街道胡同的书”呢！
据我所知，俞平伯先生确曾写过一篇考证北京胡同的读书札记，而不是一本书，题目为《“铁狮子胡同”与“田家铁狮”》，发表在1962年6月14日《光明日报》。文章谈了相传北京安定门内张自忠路的“铁狮子胡同”是因明代田弘遇故宅的“铁狮”而得名。俞平伯从谈迁的《北游录》一书中得知，田氏故宅原在北京西城，与“铁狮子胡同”不相关。况且，在田氏故宅之前，即明代中世，北京已有了“铁狮子胡同”之名，可见此名的由来与“田家铁狮”毫无关系，只是后人传讹，才误合为一。在俞先生的这篇读书札记发表四年之后，红卫兵才破四旧，为街道胡同改名，可知俞平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