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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在当地家大业大也跑不了。
谁知，在抓周起元的时候出了事，一名锦衣卫径直被打死，故而使得抓高攀龙等人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
崔应元并不急着抓高攀龙等人，他自然不怕对方跑了，而且还巴不得对方逃走，这样可就是畏罪潜逃了。
故而，等到周起元主动走出巡抚衙门后，崔应元这才派人去抓高攀龙和周顺昌等人，不成想高攀龙竟然投水自尽，前去抓人的锦衣卫于是把他的尸体带了回来，毕竟高攀龙犯的是御案，就算死了也要有锦衣卫负责。
实际上，崔应元只是对付了张佑海等几个苏州地界的头面人物，其他人他根本就没动，毕竟苏州是大明重要的税赋征集地，他可不想使得其乱了套。
但正因为苏州是繁华富庶之地，这使得他带来的那些锦衣卫和南京军士纷纷动起了捞油水的念头，否则他们岂不是白跑一趟，他们都是外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顾忌的。
因此，不仅苏州城，整个苏州地界有钱的大户人家基本上都受到了骚扰，锦衣卫的人带着南京的军士登门敲诈勒索一番，收获颇丰。
作为苏州有名富商大贾，刘兴文的家里自然免不了被锦衣卫骚扰，一名锦衣卫百户带着人就冲进了刘府，想要从李家敲上一笔钱财。
正好杜伯清当时正好在刘府，当那名趾高气扬的锦衣卫百户得知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是四海商会副会长，以及与刘兴文的关系后，顿时吓得脸色大变，来不及等刘家的下人拿钱来就带着人仓皇离开。
那名锦衣卫百户自然不怕杜伯清这个商贾人，可他惹不起四海商会背后的李宏宇，不要说了，就连崔应元见了李宏宇都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故而哪里还敢要刘家的钱，要是传到李宏宇的耳朵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
得知此事后，苏州城那些没被崔应元抓走但被其手下的锦衣卫骚扰的富绅大户纷纷登门拜见杜伯清，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确保他们的安危。
随着周起元和张佑海等人被抓，苏州城的那些富绅大户纷纷感到害怕，这锦衣卫办事可不像衙门里的差役那样，那些差役想要抓他们的话至少还有个由头，而且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敢乱来。
可锦衣卫不一样，抓人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理由，确切的说是根本就不会给被抓的人理由，即便是南京的那些王公权贵也无法过问，这使得他们心里没底儿，天知道那些锦衣卫会不会把他们给抓起来。
杜伯清当然不敢轻举妄动，立刻向李宏宇请示，得到李宏宇的回复后这才动身去见崔应元替那些苏州的富绅大户说情，并且暗示崔应元那些富绅大户会有一番心意送到。
崔应元自然清楚杜伯清的意思，他这次当然不能白来一趟苏州，这个时候如果不捞钱的话简直是天理难容。
那些锦衣卫之所以四处勒索也是因为崔应元的故意放纵，他总不能不让兄弟们发财吧，这也是向那些富绅大户施加压力让他们花钱消灾。
为此，崔应元很爽快地就答应不找那些惴惴不安的富绅大户的麻烦，反正他已经抓了足够多的人可以向魏忠贤交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从苏州大捞一笔，总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靠着不义之财发家致富的富绅商贾们。
当然了，崔应元捞的那些钱不可能独吞，他回京后还要给魏忠贤等与他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上司们各自送上一份厚礼，这可是官场上的礼数。
换句话而言，大明官场的风气如此，崔应元根本就无法当一个清官，否则就要得罪人了，这也是为何有着“海青天”美誉的海瑞会被大明的官员看成是一个另类。
天启六年九月中旬，经过锦衣卫北镇抚司的审问，以贪污受贿和谋害锦衣卫为由处死了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等闲居在家的大员和张佑海等数名苏州地方豪强。
不仅如此，魏忠贤还以高攀龙和周起元等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结党营私为由，奏请天启皇帝拆除了大明各地除了公学和私塾以外的书院，禁止以讲学为名结社。
一时间，包括东林书院在内的大明各地书院悉数被拆毁。
终明一代，一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发生，明代的书院可以说命运多舛，屡遭劫难。
明廷当然不会没来由地这样做，而是这些书院的一些行为已经触动了朝廷或者朝廷当权者的利益，故而将其毁去。
第一次和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年间，第三次发生在万历年间，第四次发生在天启年间，也就是魏忠贤主导的这次禁毁书院的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次禁毁书院的人是万历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曾说：
“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
由此可见，张居正禁毁书院并不是禁止学校所教授的经书义理，而是反对一些人以书院为媒介“聚党空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等到了天启年间，随着东林党的逐渐强盛，天启皇帝意识到了书院的危害，那里已经不是读书人做学问的地方，而是结党营私之所。
由于能进书院的人都是大明的读书人，不少人有着功名在身在地方上有着不少特权，故而聚集在一起的话就成为了地方上最为强大的利益集团。
为此，这才有了天启年间的禁毁书院一事，主要冲着的就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东林书院，这无疑给了东林党的官员以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被杀是天启皇帝一举把东林党从朝堂上的统治阶层拉下马的话，那么周起元和高攀龙等七人被杀则是天启皇帝对东林党的警告，让他们不要与朝廷对抗。
当然了，这两件事情是天启皇帝通过魏忠贤来完成的，故而魏忠贤自然成为了东林党最为痛恨的人。
由于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皆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故而被东林党称之为“东林七君子”，与杨涟和左光斗等六人的“东林六君子”相对。
随着周起元和高攀龙七人的被杀，天启皇帝的君威正式得以确立，让朝堂上的文武百官意识到他们所侍奉的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少年天子。
故而，自此以后天启皇帝的政令得以顺利推行，无论是京城各大部院堂官还是地方上的豪强势力都皆不敢违逆其圣意，毕竟天启皇帝手里的刀可比万历皇帝锋利得多
当得知朝廷要禁毁天下书院时，李宏宇不由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这是迟早的事情，东林党的根基就在东林书院，而且自东林书院后大明各地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固然，这些书院与东林书院一样都教授经义典籍，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了地方上士绅势力的聚集地，结党营社现象严重，引发了明廷上层统治官员乃至皇帝的重视。
李宏宇所开设的西洋学院自然不在禁毁的行列，因为李宏宇早已经将其挂靠在了海关司的名下。
换句话而言，设在海城的西洋学院和医学院的性质是官学，而且在里面受教数年后就会被海关司派遣到外地任职，与大明的书院以及私塾、官学皆不同，由此一来就避开了这次的浩劫。
苏州的事情过后，朝堂文武百官都见识到了天启皇帝的强势，故而无人敢明目张当地违抗天启皇帝的萼圣意，天启皇帝的君威得以巩固和强化。
作为天启皇帝在朝堂上的代言人，魏忠贤的行情更是水涨船高，一跃成为大明最有权势的人，使得满朝的文武百官莫不对其礼让三分。
第七百九十九章 权宦
十月份，李宏宇在海城得到了一个令他感到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了一道奏章，请在西湖畔离岳飞祠不远的地方为魏忠贤建一座生祠，以表彰魏忠贤自天启皇帝登基以来的种种功绩。
潘汝桢的这道奏章一经公布立刻震惊了朝野上下，谁也没有想到他一个堂堂的巡抚竟然会做出这等奴颜婢膝的事情来，用生祠来拍魏忠贤的马屁，简直是斯文扫地。
在古代，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要想在活着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供人祭拜的祠堂都是一件逾制的事情，会被人视为心怀不轨，意欲谋反。
因此，潘汝桢才会给天启皇帝上这道奏章，只要天启皇帝首肯的话那么再建生祠的话就没有丝毫的问题。
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潘汝桢明着是拍魏忠贤的马屁，实际上是在讨好天启皇帝。
原因很简单，魏忠贤是天启皇帝的家奴，如果他做的好的话自然是天启皇帝这个主子调教有方了。
在群臣的议论声中，天启皇帝经过一番斟酌御准了潘汝桢的这道奏章，并给魏忠贤的生祠赐名“普德”。
天启皇帝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魏忠贤的恩宠，同时也是在树立君威，魏忠贤说到底不过是他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
或许，就连天启皇帝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举动会使令天下各地的官员误解，将其理解成衡量地方衙门对朝廷是否忠心的标杆。
故而各地的官员是闻风而动，纷纷效尤，生怕落后于人，步了苏松巡抚周起元的后尘。
别看大明的不少官员平日里在朝堂上一副慷慨激扬、大义凌然的样子，那是他们认定了明帝不会要了他们的性命，顶多打一顿板子了事，但却能博来不畏强权、忠肝义胆的美名。
如今天启皇帝先杀了杨涟和左光斗六人，又杀了周起元和高攀龙等七人，满朝的文武官员都意识到大明这位年轻的天子可不是一个轻易冒犯的主儿，故而谁还吃饱了撑的去触天启皇帝的霉头。
有一句老话说的好，千里做官只为财，大明的读书人之所以寒窗苦读莫不是为了以后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有几个是真心为老百姓考虑的。
以东林党为例，他们虽然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但哪个家里没有万贯家财，哪个又肯自己的利益受损？单单一个商税就折射出了人间百态！
值得一提的是，天启皇帝御准了潘汝桢的这道奏章后，不仅大明各地官员们忙着给魏忠贤修建生祠，各地乡村的农人也纷纷为魏忠贤建立神龛用以供奉。
农人的生性最为纯朴，谁对他们好他们自然就对谁好，魏忠贤大力减免万历年间逐年递增的田税，受益最大的就是靠着耕田为生的农人，故而他们自然感激魏忠贤了。
这也确实是个讽刺，谁能想到被东林党深恶痛绝，描述成罪大恶极之人的魏忠贤竟然能得到农人的心。
转眼间，天启七年的春节悄然而至。
除夕夜时李宏宇在西洋学院与众留校的学子们一同度过，由于学院的不少学子都是外地人而古代路途不畅，为此外地的学子纷纷留校。
西洋学院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新年晚宴，以此来增进众人之间的关系和感情，李宏宇已经连续两年在西洋学院过年，由此可见他对西洋学院的重视。
酒宴结束后，李宏宇和山下樱子乘车返回住处，西洋学院的假期一直放到元宵节，因此山下樱子自然要跟李宏宇在一起了，平常她忙于学业住在西洋学院的宿舍，因此根本就没多少时间与李宏宇在一起。
行驶的马车上，李宏宇倚在车厢厢壁上闭门养神，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气，今晚他可是喝了不少酒。
“相公，你听说了没有，蓟州巡抚刘诏给魏忠贤建了一座金像，头戴冕旒，手里执笏，俨如帝王风范！”
同样喝了不少酒、脸红红润的山下樱子枕在李宏宇的腿上小憩，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二人世界，忽然，她想起了一件事情，不由得睁开双眸好奇地望着李宏宇说道，“刘诏这样做是不是有些逾制了？”
“魏忠贤是阉人，且年龄已经不小，因此皇上是不会介意这等小事的，况且他对魏忠贤越是敬畏那就越不敢违逆皇上的旨意。”李宏宇闻言微微一笑，伸手抚摸着山下樱子头上的秀发后闭着眼睛回答。
他自然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恐怕刘昭此举是想从众多为魏忠贤修建生祠的地方官中脱颖而出，引起魏忠贤的注意，进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相公，听民间传言，刘诏迎接魏忠贤塑像时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轰动一时。”
山下樱子闻言微微颔首，然后忽闪了一下美丽的大眼睛问道，“魏忠贤现在的权势真的有如此之大吗？”
“九千岁？”
李宏宇闻言不由得摇了摇头，向山下樱子解释道，“大明能称‘千岁’的只有皇后、太子和诸位王爷，其余人等称呼‘千岁’者视为谋反，刘诏是个聪明人岂会犯这等荒唐的错误，就算魏忠贤权势滔天也不敢当众如此做。”
“看来魏忠贤现在被东林党的人恨死了。”
山下樱子闻言顿时莞尔一笑，她就觉得奇怪，这“九千岁”岂是随便能说的，私下里这样称呼也就罢了，当众这么喊摆明了就是找死呀！
显而易见，市面上之所以有这样的流言肯定来自对魏忠贤恨之入骨的东林党了。
这同时也是一个反间计，如果“九千岁”的事情传到天启皇帝耳中说不定会怀疑魏忠贤谋逆，进而杀了魏忠贤。
可惜魏忠贤不仅是天启皇帝的奴才还是一个无后的阉人，再加上年龄已经不小，天启皇帝根本就没有怀疑魏忠贤对他的忠心。
尤为关键的是，魏忠贤根本不可能造反，他虽然执掌了东厂并节制锦衣卫，但也仅仅能调动这两个地方的人员行事，不要说京卫和亲卫，就连御马监的人马他也无法调遣。
虽然魏忠贤现在是大明最为炙手可热的宦官，但他却也受到了别的宦官的制衡，首先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其次是御马监太监，三人在内廷中呈鼎足之势，皆受到天启皇帝的宠信。
只不过，由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并没有出头跟文官集团斗，故而显得默默无闻，但手中的权力却不下于魏忠贤。
当年，年轻的宣德皇帝重用官宦对付朝堂上的那些文武元老时考虑到了宦官集权的危害，故而定下了宦官三足鼎立的格局。
别看魏忠贤现在权势很大，但他只是司礼监的二把手，担任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而司礼监的一把手是司礼监掌印太监。
至于御马监太监，则不是司礼监的人，这样一来三人就可以相互制衡，确保内廷的稳定。
这也是天启皇帝高明的地方，虽然他最为信任魏忠贤但还是对其进行了制衡，只有这样魏忠贤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其办事，两人的君臣之谊才能长久。
其实，大明的一些官员为了迎合魏忠贤，在给其立生祠的时候更为离谱，可谓丑态辈出，斯文尽丧，白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之书。
为了突出魏忠贤塑像的尊贵，有官员竟然使用价值昂贵的沉香木来给其雕像，雕刻得栩栩如生，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而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并且在髻上留有一个空穴以插四季的鲜花。
李宏宇对此颇为无语，如果那名地方官把心思用在国计民生上，那么大明何至于沦落到目前这般田地？
“相公，会不会有人给皇上上奏章，要给你也建生祠，你这些年为了大明南征北战，可比魏忠贤的功劳大得多！”
听了李宏宇对魏忠贤生祠的解释后山下樱子明白了这里面原来有着这么多的文章，随后她又想到了一件事情，不由得咯咯咯地娇笑了起来，忽闪着双眸向李宏宇说道。
“谁要是上这样的奏章，那么谁就是想要谋害相公！”
李宏宇闻言顿时睁开了闭着的双眼，目光中闪过一道寒光，沉声向山下樱子说道，“相公与魏忠贤不同，他是皇家的家奴而相公是家臣，如果有人给相公立生祠的话，你说皇上心中会做如何感想？”
“皇上一定会认为相公可能产生二心，进而出手铲除相公。”
听闻此言山下樱子也意识到了事态严重，这会使得天启皇帝把李宏宇视为皇权的威胁，因此收住了笑容神色关切地望着李宏宇问道，“会有人这样做吗？”
“应该不会，咱们大明的官员可都精明得很，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不仅会受到皇上的反感同时也会招来相公的怒火。”
李宏宇闻言摇了摇头，宦官可以立生祠，但文官和武将要是立生祠无疑等同谋反，首先开口进言的人就要倒霉，恐怕官场上的那些官员谁也不会这么没眼色，干出这等自毁前程的蠢事来。
山下樱子这才松了一口气，忍不住用手拍了拍有些紧张的心口，她刚才只是一句开玩笑的无心之言，岂料却牵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