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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书名“深艳”取自张爱玲笔下，出处见于《谈跳舞》。张爱玲谈及外国老派的交际舞，称许其“有深艳的情感”。这个词似乎又是张爱玲所造，颇有意思。这是张爱玲对艺术——不仅是舞蹈——某种特点的独特感受。
一个人的艺术气质，来源于其对艺术的感受。文艺不分家，本来“文”似乎更是被包括在“艺”之中的。所以一个作家，多多少少，总该会有些艺术气质吧，可是像张爱玲，艺术到那种程度，艺术到那样显著，却是不多见。可以说，艺术素养是张爱玲最典型的特征，也是她最与众不同处。所以尽管早自胡兰成时期，一直到当代，有许多人因爱之慕之而欲学之，可是总学不到精髓。我想他们的问题，可能出在学习的方法上。假如他们先不急于从张氏笔法语气、遣词用句上照葫芦画瓢，而是沿着张爱玲成长的脚印一步步走，学张爱玲当年之所学，会张爱玲之所会，比如画也能勾几笔，琴也能弹几曲；再由张爱玲的情趣入手，细心体会她的趣味，爱她之所爱，懂她之所懂，比如“七月巧云”也去看看，人吹风笛也去听听；继而熟悉她的习惯，感受她的情调，比如微风中的藤椅上也去摇摇，西式点心店里也去坐坐，在家里也试着用精致的碟盏像调养八哥一样对待自己；接着尝试用她的眼光打量远近事物，洞悉她举一反三的手法，最终获得她的悟性……如此潜心研习，或许有修成正果的一天。
已经不少年了，张爱玲的名字高频率地被众人反复提起。这对早就渴望出名的张爱玲来说，当然近乎求仁得仁。但是张爱玲对出名似乎也不免有所担心，早在《更衣记》里就有言在先：“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汽里生了锈。”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意味深艳。
王一心
2006年5月15日
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1）
在人们的印象中，昔日的音乐家总是与贫穷联在一起的，而音乐却是贵族的玩艺儿。以张爱玲那样的出身，几乎不可能不与音乐发生关系；有那样一位受过西风熏染、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方式、笑的模样都要教给女儿，要把女儿培养成“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母亲，自然不可能不叫她学音乐。在张爱玲任编剧的影片《不了情》中，就有这么一个场景：男主人与家庭女教师为他8岁的女儿过生日，女儿吹灭了蜡烛后，正要切蛋糕，男主人阻止道：“别忙，你先弹个琴给我们听，再给你吃。”于是小女孩就坐到琴凳上去，叮叮当当地弹起来。可以设想，这完全是张爱玲少时家庭情景的再现。与那男主角一样，张爱玲的父母多半也并非是要子女成为钢琴家，只是为了让她们更具备淑女的条件，独处时可作高雅的消遣，来客人时可以助助雅兴。
张爱玲写过一篇《谈音乐》的散文，堪称张氏作品中的奇葩。在期刊上发表后，又收入随后出版的她的散文集《流言》，作了集子的大轴，也是该书中最好的篇什之一，轻灵、神气，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散文风格，一贯地使读者求浅可见其美，求深可见其识，而且隽永的思想都成了警句，比喻都成了神来之笔，爆发着思想的流星雨，令人不由得叫妙叫绝，如描绘交响乐的一段：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份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扫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设若作者不是自小接触过音乐，对音乐就不会有如此深的感触；假如自小没有那么深地吃过音乐的苦头，恐怕也难以写出这样的美文来。而人往往对十分喜爱的东西不易写好，对自己不大喜欢的事物刻画起来倒常常能入木，这似乎又反证了张爱玲对音乐的态度。
张爱玲自小学琴的经历对她似乎尽是痛苦的回忆，她称之为“苦难”，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她学琴是被动的，而不是出自她的意愿。就为了她看姑姑弹钢琴时发出的一句赞叹，母亲以为她有音乐天赋而把她送去学钢琴。先跟了一位俄国女琴师，虽然张爱玲的注意力在于琴师宽脸上的金汗毛、粉背上的太阳味、容易激动的性情以及极有礼貌而靠妻子养活的丈夫，唯独不在钢琴上。此后她对音乐，也总是注意到之外的方面。
后来父母离了婚，她跟了父亲生活。本来钢琴这洋玩意儿就是伴随着前妻而来的，当初学琴多半也是黄逸梵的主张，张廷重恨屋及乌，付女儿学琴费总是不情不愿，予女儿以难堪：“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这更加折损了张爱玲学琴的兴趣，后来在学校里，她常常惹琴先生生气，因而挨打，就当然是事出有因的了。
张爱玲的《谈音乐》，开头一句话便是：“我不大喜欢音乐。”随后又以她行文中很少出现的不由分说的态度补一句：“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一棍子就把音乐打死了。
但是当她话说从头，细细道来，最初的意气消散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她对音乐并非一味厌恶，其实也是有所喜爱的，表现在她对于音符极为敏感，当她“弹奏钢琴时，会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写文章，也爱用“音韵铿锵的字眼”。
还在张爱玲不怎么懂事的时候，母亲就与姑姑出国去了，是被父亲气走的。前清遗少的父亲虽然对女儿并非全然不关心，但由于他自己生活的荒唐以至颓废，诸如终日与一班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召妓、赌钱、吸毒、与妓女出身的姨太太大打出手等等，不可能使敏感的女儿在这个残缺的家庭里生长而不感到有所缺陷，尽管她日后不肯承认。
事实上，母亲归来后张爱玲心花怒放（有次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她坐在地上看着，忽然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的表现，正是之前家庭缺少快乐的反映。而由母亲带来的快乐，是在音乐的伴奏下到来的，而那也是她第一次接触音乐。
母亲与姑姑经常邀请一些朋友到新家里来玩，节目之一便是在有着壁炉的宽敞客厅里弹琴、唱歌。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姑姑，弹钢琴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她那双灵巧的小手在琴键上敲出另一个世界。一对细而白的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母亲经常立在姑姑的背后，轻轻地扶住她的肩，“拉拉拉拉”地吊嗓子。她穿着秋天的落叶般的淡赭色衣服，肩上垂着同色的花球，有一种飘逸的神韵。不论什么调子，经她唱出来，便有点像吟诗。但她的发音不够准，总要比钢琴低半个音阶。在抱歉地笑笑之余，她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解释，而在表情中有种异常动人的娇媚，与那琴上的花瓶里盛开的鲜花相映。
年少的张爱玲站在一边听着，看着，常常陶醉在这诗意芬芳的气氛里，禁不住说一句：“真羡慕呀，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虽然她成年后说，当时她“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空气”。其实未必，因为她在另一篇更早些的文章（《天才梦》）中说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何况音乐是与姗姗来迟的母爱、从天而降的家庭温暖、戏剧化的家庭氛围交织在一起的，对一个不乏艺术细胞的小女孩来说，几乎不可能不产生难以抵御的诱惑。
所以她对不同的音乐厚薄不一、有贬也有褒就不奇怪了。比如小提琴与胡琴，锣鼓与交响乐：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着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
由此来看张爱玲对音乐的好恶，似乎有民族性的因素在内。胡琴与锣鼓是中国的，小提琴与交响乐是西洋的。这是一层。在外国歌曲中，则又有所区分。她拿创作歌曲与民歌作比较，显然她对前者不太喜欢：
外国的通俗音乐，我最不喜欢半新旧的，例如“一百零一只最好的歌”，带有十九世纪会客室的气息，黯淡、温雅，透不过气来——大约因为那时候时行束腰，而且大家都吃得太多，所以有一种饱闷的感觉。那里的悲哀不是悲哀而是惨沮不舒。《在黄昏》是一支情歌：
在黄昏，想起我的时候，不要记恨，亲爱的……
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2）
听口气是端方的女子，多年前拒绝了男人，为了他的好，也为了她的好。以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一个人住着，一个人老了。虽然到现在还是理直气壮，同时却又抱歉着。这原是温柔可爱的，只是当中隔了多少年的慢慢的死与腐烂，使我们对于她那些过了时的逻辑起了反感。
《在黄昏》又被译作《黄昏来临》，由英国奥列德作词，A。哈里松作曲。歌词内容较为抑郁，表达的情感又有怨妇的酸气，使人感到不清爽，所以张爱玲用了“惨沮”这么一个“粘湿”的词。相比之下，她对朴实率真的民歌更有好感：
苏格兰的民歌就没有那些逻辑，例如《萝门湖》，这支古老的歌前两年曾经被美国流行乐队拿去爵士化了，大红过一阵：
你走高的路吧，
我走低的路……
我与我真心爱的永远不会再相逢，
在萝门湖美丽，美丽的湖边。
可以想象多山多雾的苏格兰，遍山坡的heather，长长地像蓬蒿，淡紫的小花浮在上面像一层紫色的雾。空气清扬寒冷。那种干净，只有我们的《诗经》里有。
《萝门湖》（另有译作“罗梦湖”的）的曲调是F调四四拍，虽然本较舒缓，但音符的变化却颇含有起伏抑扬的节奏感，难怪被改作以切分节奏与“摇摆”的节奏感觉（会使人不禁想起“古里古怪”这个词）为特色的爵士乐。《萝门湖》共有3段歌词，第一段写“我”和恋人昔日在萝门湖畔徜徉的甜蜜时光；第二段写两人在萝门山谷黯然分手；第三段写失去恋人后心里难以磨灭的悲伤。张爱玲引的是副歌部分，她省略的其实只有一句话，“我要比你先到苏格兰”，想必是她一时记不清歌词了。
从张爱玲对音乐的好恶中，我们隐约可以摸到她的取舍原则。中外相比，她倾向于本民族的。因为她是中国人，喜欢本民族的东西，关键是她认为本民族的东西好；古今相比，她倾向于原生态的。因为原生态的东西自然，较少造作而多率性，往往有较多的真性情的流露，即她所说的“人的成份”浓厚，这是她最喜欢的。像她家附近军营里传出的学吹喇叭的声音，因那声音里透露出了人生的挣扎、焦愁、慌乱、冒险等等人的气息，使常人听来苦恼的、磨人的声音，张爱玲“倒不嫌它讨厌”了。
八个音符穿戴了鲜艳衣帽的个性舞蹈（1）
张爱玲自称不喜音乐，却使旁人产生了兴趣。胡兰成就说过：“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流行歌等，亦是张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像《谈音乐》中表述的对中国民俗艺术的指点、对中外通俗艺术的比较等等思想，都使胡兰成受到很大影响。
《谈音乐》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杂志的，后来她与他的分手，也正演绎了《萝门湖》的基调——虽然不免悲伤，态度却又清坚决绝。胡兰成虽然自诩世上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喜欢张爱玲，但他对她的了解由此看来还是不足——如果他仔细读读张爱玲的这篇文章，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对张爱玲的“缠夹不清”了。
张爱玲将“大鼓书”归入中国通俗音乐，她对它不大喜欢：“中国的通俗音乐里，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
大鼓书是过去北方比较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清朝末年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民国年间形成了奉天大鼓（也称奉调大鼓、东北大鼓）、吉林大鼓（也称东城调，流行于吉林市一带）、江北大鼓（流行于松花江以北地区，又称屯大鼓）、乐亭大鼓等几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流派，一度相当盛行。
大鼓书的服装、道具、伴奏都很简单。演员的服装和说评书、相声一样，外罩一件长衫即可，早期演出也不用化妆，后来的女演员（俗称“女大鼓”）也不画浓妆，而只略施淡彩，外穿旗袍而已。道具有鼓，梨花板，弦。鼓不大，扁圆形，直径约25公分，是用牛皮或其他皮子蒙的；梨花板是一对半月形状的铜板（有的用竹板）；弦是三弦。演出时，将鼓支在几根竹棍组成的鼓架子上，演员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三弦伴奏。也有的鼓也不用，一人自弹自唱，用脚打板击节，类似“单弦”的形式。其实东北大鼓书就是由“弦子书”发展而来的。
大鼓书、评书等等可以归入说唱表演艺术一类，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开头的一段，就像极了说唱艺术的开篇：
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谈到中国的流行音乐：“从前因为大家有‘小妹妹’狂，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无线电播音机里的《桃花江》听上去只是‘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外国人常常骇异地问中国女人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
说起流行歌曲中的“小妹妹”，首先使人想到电影《马路天使》中周璇唱的插曲：“小妹妹想郎，直到今……”当然“小妹妹”这股狂风，未必是自此开始刮起的。《桃花江》由黎锦晖作词作曲，于1929年创作，被称之为“新式爱情歌曲”，由王人美、黎莉莉首唱，严华、周璇也唱过，风靡一时。歌词大意为，桃花江是美人窝，胖的也美，瘦的也俏。形式是由男女两人对唱，活泼俏皮，但不免低级趣味。其中并无“价啊价，叽价价叽家啊价”的歌词，只是由于曲调和歌者咬字的缘故才听来如此，而显然张爱玲对此不耐烦。
由中西歌唱的发音方法不同而导致欣赏习惯有异，如同中国人开始不能接受西洋唱法，看他们的歌唱家仿佛要让牙医找出龋齿似的拼命张大嘴、嘴巴张得几乎要掀到后脑勺去那样扯着脖子嘶喊觉得揪心一样，对中国的女声，外国人也一时难以接受。不只是流行歌曲，他们对京剧旦角的唱腔也觉得声音都是从肺部挣扎吐出来的，他们形容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惨杀时发出的痛苦尖叫，而且那尖锐的声音如同一只坏了喉咙的猫叫。
除了民歌发声法的缘故外，“歌星都把喉咙逼得尖而扁”，当然是当时听众的趣味造成的。周璇被誉为金嗓子，可见尖而扁的嗓音真的是社会的需要。大概当时大众都喜欢“小”和“嗲”，尖细的声音近于童音，也才能嗲得起来。不光是声音，《马路天使》周璇所饰一角看上去简直就是未成年少女。而过分追求嗓音的尖而扁，已经失掉了民歌唱法甜美自然的本质，难怪使张爱玲生厌。
虽然同样是尖细的嗓子唱的《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对它似乎印象并不坏，说它调子悦耳，以至于怀疑是不是抄袭西洋或东洋的。《蔷薇处处开》是1942年摄制的同名影片的主题歌，由陈歌辛作词作曲，龚秋霞演唱。
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