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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得知他已经结婚了。后来曼璐得肠痨死了，之前半月她来找曼桢，希望她为了孩子嫁给祝鸿才，被曼桢拒绝。但曼桢却也在母性的作用下，心里总放不下那孩子。有回孩子得了腥红热，曼桢忍不住到鸿才的家里去照顾小孩，这样就又与鸿才见面了。鸿才在她面前表现得颇拘谨，曼璐曾经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占了上风，曼璐说，鸿才始终是非常敬爱曼桢的，甚至那夜的犯罪也是在爱她爱得太厉害而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发生的。曼桢又想到孩子，于是嫁给了鸿才。婚后感情当然不会好，后来又离婚了。等到曼桢与世钧再次见面，已是在他们初次相识后的十八年了。他俩坐在一个广东小吃店里，倾诉遭遇，互诉衷肠，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心迹，虽然已经迟了，但两人还是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满足”。
在《十八春》开始连载的前一天，桑弧用笔名“叔红”（《十八春》里有个叔惠，桑弧却用叔红，像是兄弟俩或兄妹俩）在《亦报》上写了篇《推荐梁京的小说》，篇幅不长而内容不薄，不妨照录于此：
一向喜欢读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中，却没有看见他写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意念，也许他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跋涉山路的人，他是需要在半山的凉亭里歇一歇脚，喝一口水，在石条凳上躺一会。一方面可以整顿疲惫的身心，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回顾和思索的机会。
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暗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分秾丽了。这虽然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在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梁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并且为此苦恼着。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进步。
我虔诚地向《亦报》的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
“一向喜欢读梁京”，透露了作者与梁京即便不是多年的朋友至少也是长期“私淑”；“并且为此苦恼着”，既是可以诉苦的朋友，自然不在泛泛之列；张爱玲停笔未必是她自身的原因，而桑弧说她“并没有放弃……”，“也许……”云云，其中更多可见对她的爱护与安慰；《十八春》虽然是边写边载的，但也不至于每天只写一天刊载的量，尤其是最初，想必是写了相当部分，所以桑弧才能得以先读。当然也很可能桑弧的“读”用的是耳朵——听张爱玲谈《十八春》的构思，由此也可见两人的关系。
畅销书作家徐訏1943…1944年间，在《扫荡报》上连载中美日三方谍报斗争于上海孤岛题材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时，重庆渡江轮渡上，几乎人手一纸。相比之下，《十八春》的畅销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爱玲深谙读者心理，早在抗战后期所写的一篇散文《论写作》中对此就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其中秘诀之一是“说人家要听的”，而读者要听的并非越秽亵越好，也非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十八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中国读者可能是因为普遍文化偏低的缘故而使得理性较差，往往分不清戏里戏外，一部《红楼梦》，就不知有多少人以林黛玉自怜，以贾宝玉自况；也有女读者哭着找上张爱玲的门去，说曼桢的故事写的就是她的经历。而“有文化”之如周作人虽然也把《十八春》读得入心入脑，在他的散文中屡屡提及，可是他却不入迷，他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可是无数读者读《十八春》读得如醉如痴，对于小说人物也就真假不辨了。当读到曼桢被姐夫污辱之后，大家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为曼桢一掬同情之泪，一方面狠命诅咒曼璐和鸿才。甚至有很多读者写信给张爱玲，认为非把这一对狗男女枪毙不可，同时也吁请作者不要让曼桢的悲剧再发展下去。
那时《十八春》已在报上连载了将近半年。有天桑弧去见张爱玲，张爱玲指着桌上的一些读者来信对他说，她没有想到读者竟这样关心她小说里人物的遭遇。这使她高兴，但也使她惶恐，因为她担心人们对她有一种误解，以为她故意把曼桢陷入最悲惨的境遇，用廉价的手法骗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桑弧道：“一般读者似乎对曼璐更比对祝鸿才来得憎恨，因为鸿才的卑鄙无耻原在意中，然而人们对于曼璐的陷害同胞的曼桢，总觉得毒辣过分，不知你自己以为如何？”张爱玲道：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而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她仍要说，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藉此拴住鸿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分。但曼璐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桑弧在《亦报》上将与张爱玲所谈的这些话发表出来，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要泄漏一个‘天机’，就是曼桢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的。事实上，不但读者希望她坚强地活下去，作者也没有权利使一个纯良的女性在十八年后的今天的新社会里继续受难。”
《十八春》果然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原因自然是读者有此愿望、作者无彼权利，而桑弧文中已经提到的“新社会”对曼桢“继续受难”的不允许，恐怕才是更重要的缘故。
《十八春》（2）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年龄已经三十出头，桑弧比她还大四岁，想必他家里早就劝他成婚了，尤其是在得知他有与张爱玲好的危险的情况下，催促得可能会更紧吧？张爱玲的作品向来不是近乎谶语就是折射她的现实生活，《十八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尽管书中人物命运与她和桑弧的缘故不同。《十八春》连载完了，她与他的友情也定了格——就在这一年，桑弧与一位圈外女士戴琪结了婚。后来张爱玲又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小艾》，就再也不见桑弧的评介文章了。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往香港去了。从此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1995年3月，桑弧在《当代电影》杂志上连载回忆录《回顾我的从影道路》，其中写到他拍《不了情》、《太太万岁》及《哀乐中年》，前两部片子只提及影片是张爱玲编剧，后一部片子只字未提张爱玲曾参与剧本，对两人在几部片子编导过程中的合作与切磋情形也不着一字，倒是顾左右而言他，对如何选黄佐临女儿作小演员等津津乐道。
桑弧如此，也未必是对张爱玲一点不记前情，而以他的年龄、性格、经历、家庭及社会处境，倒很有可能是有意避嫌，也不愿再有任何风波，更对媒体或好事者炒作他与张爱玲有一种深深的防范。
在回忆录末尾，桑弧特地提出相濡以沫的夫人，向夫人40年来对他事业的支持及生活的鼓励表示深深地感激。可见他夫妻感情很好，也证明桑弧是个好丈夫。从张爱玲所选的两任丈夫来看，都不是桑弧型的，胡兰成不必说了，赖雅早年也是一位玩家，张爱玲择偶倒是符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模式，所以单由此来看，张爱玲未与桑弧恋爱也不奇怪。
就在桑弧的回忆录连载到第三期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张爱玲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曾否在桑弧心中荡起涟漪，他曾否午夜梦回，无人知晓；桑弧回忆录的第一期里就写到了张爱玲，尽管是一笔带过。张爱玲要是消息灵通，从时间上来讲，是可以读得到的，只是读到读不到，借用她在《十八春》里写曼桢与世钧重逢时的一句话：“也没有多大分别了”。
晚年张爱玲深居简出，极力躲避公众视线，至于原因，她在《续集自序》里夫子自道：“我是名演员嘉宝的信徒，几十年来她利用化妆和演技在纽约隐居，很少为人识破，因为一生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
大嚼京戏
历代传下来的老戏给我们许多感情的公式。把我们实际生活
里复杂的情绪排入公式里。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张爱玲在散文《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归纳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俗常的生活场景：“……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
有意味的是，多年以前，鲁迅就曾批评梅兰芳被他身边一批士大夫“从俗众中提出”，变成了“紫檀架子”；说他的戏高雅得脱离了大众，“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而从张爱玲笔下看来，梅兰芳并没有被士大夫罩进了鲁迅形容的“玻璃罩”，他仍然是“俗人的宠儿”。
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提到几出京剧，多是流传甚广，百姓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老戏，这些老戏自然最能反映中国人的人性和民族心理，张爱玲所以选它们。而她又别具只眼，在观众司空见惯的事实中常常看出事物的另一面，或轻易颠覆众人对剧中人物的定评。
张爱玲写道：“……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平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张爱玲对于话剧借重京剧而风靡上海感到吃惊，这可能是她对于中国话剧史的演进与京剧的发展史了解得不够造成的。话剧是舶来品，自从它被引进国内以来，与戏曲相互借用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话剧的幼稚期，对传统戏曲甚至有所依赖，比如出将入相的门帘、上场时念的“上场诗”及通报姓名等戏曲套数就常被话剧借用。由李叔同与人发起的话剧社团“春柳社”，是早期话剧的重要社团。1919年，它的一位社员吴我尊根据“霸王别姬”的历史传说创作了二幕话剧《乌江》，他在剧本之后所附的《演〈乌江〉脚本者注意》中，就建议用传统戏曲的音乐舞蹈来强化演出效果。与此同时，伴随着传统京剧改革的呼声甚嚣尘上，京剧界也开始从题材、服装、场景、舞美以及演员念白等方面，广泛借用话剧形式。梅兰芳就编演了许多掺杂了话剧元素的“时装新京戏”，有反映要求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玫瑰花》、歌颂革命志士的《秋瑾》、表现富国强兵抵抗外侮愿望的《新茶花》等。所以在那时，话剧与京剧彼此关系的状况不仅不是对立的，反倒像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似的，呈现一种迫不及待地饥不择食式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局面，甚至严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
至于“五四”时期，由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批判旧戏，推崇话剧，后来所谓《新青年》派中有观点激进到主张废除京剧，引进社会广泛反响，赞成的、反对的、调和的，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有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骂旧戏的“多人乱打”。可是这种交锋，基本还是局限在理论界，对于话剧与京剧实践虽有影响，却并没有使相对稚嫩弱小的话剧，膨胀为可以挤压京剧生存空间的巨兽，更没能打乱京剧正常发展的脚步。
戏剧：含泪的笑（1）
《秋海棠》
《秋海棠》本是上海作家秦瘦鸥根据二十年代发生于天津的一桩社会大事件写成的一部长篇小说。
1927年初，直隶督办褚玉璞耳闻不久前来天津新明大戏院演出的上海新舞台京剧艺人刘汉臣、高三奎在天津期间与他的宠妾有染，恼怒异常，听说刘高二人正在北京演出，竟派兵进京，将二人抓回天津。梨园界多人为二人求情均遭拒绝，戏班方面甚至找到梅兰芳转请张学良讲情。褚玉璞原系山东土匪，后虽随张宗昌投靠奉系李景林部，组成直鲁联军，到底不是张作霖嫡系，对张学良之劝一边假意听从，一边却对刘高二人以“假演戏之名，宣传赤化”之罪，连夜（1月18日）枪杀。刑前还用刀割脸以泄愤。此事轰动津门，并迅速传遍全国，各种传媒更是争相报道事情经过，引起国人极大愤慨。
1940年秋，周瘦鹃在上海主持《申报》长篇小说连载，想起老友秦瘦鸥手头有3部小说要写，便向其约稿。不久，秦氏即将3部小说的提纲奉上，周瘦鹃看中了其中一部以刘、高被杀事件为素材的社会言情小说，这就是《秋海棠》。
十多年前，当褚玉璞草菅人命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之时，作家秦瘦鸥做了个有心人，产生了将此事改编为一部小说的想法。为此他多方搜集有关报道，并于三十年代初，利用客居北平之便，多次到天津实地采访，甚至物色好了标致女子作模特儿。
《秋海棠》于1941年初在《申报》副刊《春秋》上连载，尚未刊完，便引起热烈反响。影剧界人士纷纷找来，欲将其搬上舞台与银幕。不久，天津、广东、山西、汉口等地话剧、沪剧、越剧、粤剧、晋剧、文明戏等形式的《秋海棠》如雨后春笋，随后又拍摄上映了同名电影（1943年出品，秦瘦鸥编剧，马徐维邦导演，李丽华、吕玉堃、仇铨主演），更增加了《秋海棠》的热度。舞台与银幕之热又带动了图书销售，一时间，《秋海棠》的各种续本也纷纷出版，甚至连周瘦鹃也不忍技痒，写了部《新秋海棠》。但其间最轰动一时的，还是秦瘦鸥亲自执笔改编的话剧《秋海棠》。张爱玲所指，应即是它。
那是1942年，秦瘦鸥应上海“苦干剧团”导演黄佐临之约，将其改为3幕话剧。由当时话剧界的重量人物费穆、顾仲彝、黄佐监各导一幕，于同年12月24日公演于上海卡尔登戏院。该剧连演5个多月，长盛不衰，破了卖座记录。张爱玲说“风魔了全上海”，并不是过誉之词。
《秋海棠》一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直隶督办虐杀艺人的巨大社会反响，《秋海棠》小说的成功，以及电影和诸多剧种的广泛影响等，另外像演员的出色表演比如曾获“话剧皇帝”称号的石挥的表演，也是原因之一。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开始由《秋海棠》的题材以为那不过是投小市民所好的鸳鸯蝴蝶派的一出庸俗的剧作，可观剧之后，看法大变，尤其由石挥的表演，他“感到这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契诃夫式的《天鹅哀歌》，带有契诃夫的哲学味道”。
只不过这些原因，多为一般人所认识，而张爱玲却洞见到另外的方面，如话剧与京剧的关系。《秋海棠》一剧的成功的确很有可能是“京戏气氛的浓”，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出“话剧里的平剧”。仅从编演人员的戏曲素养来看，《秋海棠》剧的京剧气氛浓也并不奇怪。编剧秦瘦鸥受祖父影响，酷爱昆曲、京剧等戏曲艺术，及年稍长，又与故乡草台班戏曲艺人多有往来，深谙个中三昧；主演石挥练过身段，学过武打，平常喜操胡琴，生、旦、净、丑都能来两下，为饰演唱花旦的秋海棠，他还向梅兰芳求教，“偷学”程砚秋的小动作。由此看来，《秋海棠》剧京戏气氛的浓厚部分是由演员对京剧的痴迷带来的。
张爱玲对京剧的见识是作家的见识，不仅为普通观众所无，也为京剧行当中人所无。张爱玲对京剧独特的见解，似乎证实了“见多识广”那句话，她张口“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仿佛表明她看过不少京戏剧目。她写道：“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凤呈祥》、《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出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得意缘》又名《雌雄镖》、《星沙驿》、《风火岩》等。故事说的是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