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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
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
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
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
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
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
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
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
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
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
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
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
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
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
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
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
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没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
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
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
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
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
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
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
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
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
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
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
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
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
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
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
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
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
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
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
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
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
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
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
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
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
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
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
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
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
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
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
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
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
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
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
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
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普里贝特科
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
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怄楼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
我劳动的硬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
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
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
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
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
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
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
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
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
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
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
“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
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
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
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
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
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
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
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
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
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
出来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
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
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
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
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
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
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
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
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
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较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
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
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
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
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
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拥
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
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
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
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
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
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
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
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
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何对他们的想法作出了
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
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
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
地说过“是”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
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
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
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
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
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
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人选的建议，因为已
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
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
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
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
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
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
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
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