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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
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
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
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
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
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
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
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
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
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
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
“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
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
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
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
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
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
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
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
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
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
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
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
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
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
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
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
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
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
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
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
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
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
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
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
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
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
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
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
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
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
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
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
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
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
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
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
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
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
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
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
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
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
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
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
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
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
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
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
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
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因此
我提醒人们，世界政治中的许多东西也取决于对苏联现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正确
的评价。我说：“也许，最关键性的时刻已经临近，当此之时，国际社会，首先是
对事件进程拥有巨大影响能力的各个国家，应当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下定决心，
而且要有真正的行动。”
在那几个月当中，为了创造摆脱体制性危机的先决条件，国内有许多问题需要
解决。与此有关的根本性任务我认为在于三个方面：
在全社会同心同德和使联盟成为真正自由自愿联邦的新型国家体制的基础
上稳定民主进程；
强化经济改革，在新型所有制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混合市场经济；
通过实现卢布的自由兑换、承认国际市场上公认的文明的“游戏规则”，
通过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我国在向世界经济开放方面迈出坚定的
步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与“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进行讨论，需要有一个若干年
适用的共同行动纲领。同时也意味着双方都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转向合作的新阶
段。我们的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此，能否迈向新的世界秩序和21世纪文明也取决于
此。
我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讲演：“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
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
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负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
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第十八章 改革与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正式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第一次大震动。无论
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人们说：是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
请问：“被断送的”国家是谁的？回答是明确的：波兰，是波兰人的；捷克和
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是保加
利亚人的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几乎是半个欧洲大陆了！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
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
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
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
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说到底，这种思想隐藏着对旧制度“简单易懂的”老一套的怀念。
如果不抛弃现实的土壤，从历史的教训中作出有意义的结论，那么应该说些什
么呢？
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
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个主要因素
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苏联的威信很高。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受了从资本主义过
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发展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斯
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尽管也有某些改变。
虽然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却能够把人力和财力集中起
来使用，达到优先发展的目标。苏联的援助，它提供的廉价动力资源，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
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
“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19
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
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
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
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一旦没有了外来影响的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
它们活动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所积累的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与苏联关系的具体特点
和西方的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就是要削弱东欧各
国与苏联的联系。西方的宣传中心加紧煽动反苏甚至反俄的情绪。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
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
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
的脸色行事。
我们看到过美国人是怎样被要求离开的：他们人员过多，行为粗野，伤害了亚
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尊严。人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干涉越南的下场和我们干涉阿
富汗的结果。再拖延下去实在不行了，尽管不得不克服来自保守派军人和文职
人员的阻力。随着新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的拆除，1989年底在东欧各国解决这
些问题便成了必然和刻不容缓的了。
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
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我们表示准备通
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者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
间内将苏军官兵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
德国撤出。
主要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
己的命运。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容易一些，有的人受的
刺激要大一些，痛苦一些。
在学术讨论中，我好像可以承认，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再激进一些，什么地方我
们搞错了。正如事态后来发展所表明的，同一个时候和东欧各国在贸易关系上也过
渡到外汇自由结算是考虑不周的。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这样做都不会
增加外汇收人，反而导致经济联系解体。还有些别的不完全合适的行为。
自然，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所想的民主化进程的最佳方
式是不一致的。好的变革伴随着痛苦的挫折。和我们国家一样，那里也是前进一步，
有时又得往后退一退。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几个邻居还是以较小的损失
完成了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渡。
俄国、独联体和东欧的社会一政治改革远未结束。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也很艰
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流血。波兰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发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
保加利亚虽然出现过政治诡计和对异己的迫害，但毕竟还算文明和理智，没有酿成
打斗。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那套制度使人民起义在所难免。但命运最悲惨的
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东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预料的特点，因为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算起来有几十年！这段时间足以从从容容地进行社会变革。专制主义模式的主要
弊端表现在不善于革新，不会自我完善。
我常常听到，说我“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说我们失去了盟友，削弱了自己
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
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
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
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
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呢。
总之，一句话，损失是虚的，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意
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握在手里。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
一句话：“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我们还“社会主义阵营”各
国以“自由”，可以说，我们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
己的自由这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
社会主义与新的文明
“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
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这种“二进制”的思想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
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
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
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