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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
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
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
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
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
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
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
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
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
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
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
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
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
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
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
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
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些调和折中的言词。
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
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
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
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
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
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
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
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
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
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
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
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
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
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批评过（起码公开地）协议
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
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
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
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
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从我这方面讲，
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
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
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
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
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
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
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
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
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
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
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
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
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
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
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
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
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
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
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
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
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
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
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
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
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
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
段成了第2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
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攻击。不同
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
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
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
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Ic．阿法纳西耶夫、邦奈尔和
“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
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
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
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
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
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
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
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
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
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
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
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
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
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
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
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
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
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俄联邦总统，而且
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
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的行动。至于说到附带条件，想用这种方法阻碍
协议生效，这是无法排除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
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
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
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
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
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
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
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
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
道前进。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
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
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诺夫
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照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
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
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
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据说，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
穷……国家正在毁灭
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
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
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
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
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
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
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
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
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
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
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
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
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
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
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
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
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
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
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
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
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
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
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
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
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
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
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
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
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
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
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
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
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
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
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