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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漓江、芦笛岩等的替代产品或互补产品。
“桂林山水甲天下”中的主题词“桂林”虽然是山水的限定词，但是对游客来说，“桂林”本身就是美好的象征，是优美的符号。“桂林”对应的最直接、最抢眼的实体是桂林市区。
以前的桂林市区矮小破旧，但经过以“两江四湖”工程为龙头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桂林市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型桂林诞生了。虽然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城市改造，但似乎大多数游客对桂林市区的形象并不认同。一方面游客们认为现在的桂林没有一个核心城市的明晰而独特的形象，甚至山水城市的形象都不足（而阳朔等地可能比桂林市区还具有一种自然与人文交织紧密和协调共处的独特地理聚落形象）；另一方面也缺乏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
另外，“桂林”现在更应该对应的是“大桂林”，这是一个涵盖漓江和市区的大概念。桂林除了漓江和市区，还有许多从资源禀赋和开发潜力都并不逊色的旅游吸引物，如兴安的乐满地、龙脊梯田等。
“桂林山水甲天下”中“甲”字是形象的关键，它体现了质量标准，因此游客对桂林旅游的预期是高的，处处用高标准来衡量。游客们普遍认为，在城市卫生、环境绿化、社会治安、居民友好程度、行业服务水平和物价水平等几个方面的评价值，桂林城市都只有中等水平，与桂林老牌的旅游目的地城市的地位不太相称。
“桂林山水甲天下”本身并没有限定旅游的类型，可以是观光，休闲度假，会议，也可以是体育活动，以及学生的科学营地和活动。这些旅游类型都适宜风景如画、温文平和的桂林。但由于长期以来，桂林提供的旅游产品类型单一，因此桂林的形象逐渐固定为传统的观光旅游。
其实“桂林山水甲天下”本身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很大的包容性。名句中的“桂林”在1998年以前是一个小桂林的概念，“桂林山水”其实就是专指“漓江山水”。而1998年地市合并后，名句中的“桂林”就应该指大桂林。目前唯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丰富“桂林山水甲天下”中“桂林”的内涵。
“桂林山水甲天下”以前就是专指“漓江山水甲天下”，随着桂林观光旅游发展到顶峰，我们的视野应该放得更宽更广。
现在，桂林急需要打造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桂林山水”，而不仅仅是“漓江山水”。
四、淡薄的旅游成本意识
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都促进了各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大交融，极大地促进了购买力的空间再分配，这种带动消费的能力和结果是中国各级政府十分在意的，这种购买力的再分配对旅游目的地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30年前，当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入境旅游时，政府关注的是外汇流入直接对国际收支平衡中的经常项目作出的贡献，如创造了商业交易额、家庭收入、就业和政府税收等。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中国政府又开始大力推动国内旅游，各个省份也开始推出“广东人游广东”、“广西人游广西”等活动。这种典型的政策推动型活动，一方面从中央政府的层面可以较为有效地盘活内需，另一方面从旅游目的地政府又可以通过比较容易量化和测算的方法来预测和盘点经济收益。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确实无误的。尤其近五年来，中国到处洋溢着一股旅游开发的乐观气氛，地方政府越来越感觉到发展旅游业似乎比发展其他产业来得更快，投资商们也纷纷从原有行业跳出来加入旅游开发大军，老百姓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新奇好看的旅游点能够开发出来，全社会都沉浸在一种热血沸腾的旅游热潮中。
但是，如果旅游被引入到一个独特且脆弱的环境和社会，旅游的经济收益必然会被其他负面的和先前未被评估的环境后果与社会后果所抵消。
随着旅游业的增长，它对当地稀缺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对土地的需求。由于地价上涨，就会鼓励农民和其他土地所有者出售土地，尽管他们可以得到短期的利益，但他们却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在中国，各种被称为“条条”的政府系统占有着绝大多数优良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如建设系统、林业系统、文物系统、水利系统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和旅游开发的热潮推动下，这些“条条”部门也开始加入到旅游开发的行列中了。由于自身缺少资金，和缺少专业人才储备，往往这些资源控制部门会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资源的旅游开发权和经营权长期卖给开发商。通过合作的纽带，双方找到了相同的利益诉求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稀缺资源通过旅游开发开始创造财富。
从表面上看，旅游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我通过长达10多年的亲身体验和研究，我发现情况似乎没那么简单。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看，入境旅游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就业机会和政府税收；国内旅游可以盘活内需，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在创造就业和收入方面，旅游在那些欠发达的地区显得比其他产业更加有效。但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旅游目的地居民没有从旅游开发中获得太多的直接收益，这实质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分布问题。
比如桂林是中国最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但是桂林市民的收入水平仅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和它的旅游城市地位极不相称。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是否使现有资源得以最优利用，恐怕还需要和其他替代物进行损益评估。
旅游是否较其他形式的开发能够创造更大的净收益，这要看这个国家的经济特性以及其他实际的可替代开发形式。其实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有时进行多种形式的开发是可取的，尽管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创造的净收益相对比较少。
其次，从政治的角度看，旅游虽然被推崇为促进各国之间和平与理解的重要力量，但在现实中却并不总是这样。当不同背景、不同生活方式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们直接接触，在某种情况下会造成文化、社会和道德上的紧张。在极端的情况下，国际旅游会在新型国家形成“新殖民主义”式的开发。这种新殖民主义夺走当地的权利并把它集中在几个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大公司只与国家级的政府谈判，并希望任何问题都由国家政府解决，不然就撤资。在实际的经营层面，那些薪水高并令人尊敬的职位通常被那些有经验的外籍员工占据，而那些挣钱少的低层次的工作往往留给了当地人。这种明显的歧视很可能酿成仇恨，破坏国际关系。80年代中期，北京长城饭店就出现过外籍主管暴力对待中国员工的事件，导致中方基层员工和外方高管层之间的长期对立，并严重影响了中国员工对那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憎恶。
现在，这种新殖民主义式的旅游开发，在以更加温婉的方式在中国蔓延。
第三，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有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像我们中国，就存在着广泛而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外国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现在变得还不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游客和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文化差异那么强烈，反而中国人由于地区差异而造成的经济文化差异显得更有张力。
当然，文化差异是旅游产业的重要促进剂，特定的传统文化行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旅游业的核心。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当地的文化和风俗被经常用来满足游客需要，有时甚至是以牺牲当地的自尊和尊严为代价的。虽然通过良好的规划和管理，旅游可以促进对古老文化的保护，但往往会使当地的生活方式逐渐退化，变成一种非常商业化的、有组织的自我模拟。
传统的舞蹈和精湛的手工艺让位于廉价的模仿以满足游客的需要，对当地人来说，尽量少费力气多挣游客的钱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初始阶段的真实反映。
在旅游者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与当地居民相差甚远时，他们的相互交往是受欢迎的。作为一种促进各国间理解和友好的方式，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交往被看成是旅游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受益。但也有可能是非常有争议的。在贫穷地区的所谓繁荣的“示范效应”可能会激励当地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或争取更好的教育，以期效仿旅游者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当地居民无法达到同等的富裕，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失落感和挫折感，从而会在旅游者身上发泄敌意。
与旅游伴生的一些其他社会问题是与旅游开发强度相关联的。旅游者的涌入，增加了当地人生活的密集度，也增加了旅游者和当地人共用设施的拥挤度。在地中海沿岸的部分地区，一半以上的海滨被旅馆占据，仅供游客享用，而当地人却不能随意进入。尽管难以测定，但是旅游密集度与当地人对旅游反感的增长之间肯定存在一种关系。
最后，从环境和生态的角度来看，过度的或规划不当的旅游开发会影响旅游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低级的、不明智的旅游开发会破坏不可再生的自然环境。例如一些山区的森林被砍伐用以修建滑草场，导致了水土流失；一些村民的耕地和水资源被高尔夫球场所占用等等。
经济学对生产力的定义很狭隘，并且鼓励我们把生产力的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发展的魅力是如此的诱人，以至于经济学家倾向于忽略那些伴随发展的不利作用。当然问题是二者总是相伴而行。聪明的作法是权衡利弊再决定总体的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我们计算我们行为的价值而一直不考虑重要的负面作用，那么我们将不断遇到令人不愉快的意料之外的事情。例如：当新的环境污染被发现了，我们回顾过去，常可以发现那是由几千个看似明智实则拙劣的决定累积的结果。而这些决定又是遵照所谓的一些标准作出的。为什么不事先考虑这些决定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呢？答案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掩饰许多拙劣决定的不良影响。
对于我们准备决策的事情，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会主观地围绕这个事情划定一个价值圈。然后我们发现，人为地提高圈内事物价值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贬低圈外事物的价值。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排入江河中的废物越多，污染制造者及其股东所得到的短期利润就越高；热带雨林被焚烧得越快，牛就能越快地吃到更多草地上的草，牛肉也就能越快地被做成汉堡包。
我们未能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这一失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破坏环境的政治代价。有位英国的数学家说过：“许多经济显著增长的结论都是在没有考虑自然资源损耗的情况下得出的，因此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河水，茂盛的森林，在山中湖面的朦朦晨雾中升起的太阳，陆地上天空上海洋里自由繁荣的生命，所有这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如果因为这些宝贵的财富没有标价，就有理由认为这些财富没有价值并基于这样的观点来做各种拙劣的决定，这样不仅是对我们生存环境的犯罪，而且是在歧视我们的后代。在评估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开发所造成的成本效益流动时，标准的贴现率通常假定所有的资源都属于当今的一代人。我们现在的评估标准就是以“杀鸡取卵” 式的耗尽全部资源为准计算其价值的，于是，其结果就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扩大当前这一代人的权力，这就好像以破产清算的方式来对待地球一样荒谬！
当我们正因为每年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接近9800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数接近900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超过5500亿元而兴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建立在忽略了那些很难用金钱衡量的东西的基础上，如清新的空气、新鲜的淡水、美丽的群山、茂密的森林、丰茂的生物……。
“收费站”式的运营模式和依赖货币的计算形式，是造成目前全国旅游统计呈现“繁荣”的主要前提条件。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这种“繁荣”又导致许多其他行业的投机者进入旅游开发行列。大量投机因素的进入，一方面造成泡沫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造成大量资源用于旅游开发。
同样一个资源，用来开发旅游和用来发展其他行业，哪种开发对社会造成的真实成本相对低些？
哪种开发带来的净收益相对大些？
哪种旅游统计方法相对科学合理？
我们现在的旅游统计，对旅游业带来的短期性的、直接性的、表面性的利益统计得比较完整，而对旅游业所造成的政治成本、社会文化成本，尤其是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考虑不足。当然，要精确量化和测算这些成本，尤其是以货币的方式进行量化，到目前为止还不很成熟。但是政府决策层和旅游规划部门必需要把他们考虑进去。
五、收费站模式
桂林，是国内少数几个最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
自1973年率先对外开放，桂林在中国政府的重点打造之下，逐渐成为了入境旅游者眼中代表中国亮丽自然风光的符号性旅游区之一。随着入境旅游者游览桂林人数的增多，“桂林山水”被中国政府和入境旅游者共同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世界级旅游品牌。当入境旅游发展的风声水起之时，桂林的旅游客源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人游览桂林的人数一年多过一年。截止2002年底，桂林的国内旅游人数是入境旅游人数的10倍！同时，旅游消费模式和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自费旅游者的人数在直线上升，公费旅游者的人数在缓慢回落；旅游者的年龄呈现多元化，国内旅游热潮开始显现。当第一个黄金周在2000年5月出现时，“井喷式”的国内观光旅游狂潮席卷全国。自此以后，本来旅游业发展速度就已经相对超前的桂林市，在国家政策强力推动和“恶补式”旅游热潮的双重作用下，桂林旅游业又以加速度发展起来。
一个并不很大的城市，在长达30年的旅游发展过程中，主要依托“漓江山水”这个相对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节节攀升，近年来更是每年超过千万的旅游人次……。
观光旅游产品是旅游贡献率相对较低的一种产品类型，对于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和原居民来说，就成了桂林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旺丁不旺财”的形象概括。
既然大家都知道“旺丁不旺财”，那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下呢？
要想“丁财两旺”，只有改变现在的旅游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重新构建旅游产品体系。实际上，必须对桂林旅游业进行重新洗牌，这必然会冲击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其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桂林政府和以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为代表的桂林旅游资源的控制者们。
观光旅游主要依托的是品位超群且具有垄断性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两者比较又以自然资源为主。桂林山水是上帝赐给桂林的礼物，桂林政府只要将这个资源紧紧攥在手上，就可以较为轻松地获取利益。具体的作法是，桂林政府将这些具有垄断性的国有旅游资源的控制权委托给国有背景的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该公司通过控制桂林旅游的黄金游线——漓江沿线游的旅游方式和收益方式，即漓江航道的游船费用和漓江沿岸主要景区的门票，这样，该公司就建立了一个类似“收费站”的运营模式。只要游客来桂林，不管哪个旅行社组织的，都一定会坐船游漓江，都会购买游船票和相关的景区门票。当然，越来越多的投机者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勿庸置疑，无论从资源的品级、数量、产业链条、经营管理能力、专业人才的储备等各个方面来说，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是桂林绝对的老大。
政府通过它的代理人来控制垄断资源，只要构建一个类似“收费站”一样的运营模式，这样政府和它的代理人都会以最低的成本、最便捷的方式获得利益。观光旅游，大多是采用这种办法。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可能很多国家或地区是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源控制权，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
本来作为市场经济中监督者角色的政府，当一个企业是以它的代理人身份出现时，由于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有可能出现政府对该企业的过分袒护和依赖。由于政府和该企业只存在行政关系，不存在实质上的市场关系，所以在打着市场经济的牌子大玩旅游游戏时，政府支持下的该企业即使出现资源过度开发、损害游客利益的事情时，企业行为往往就会变成政府行为了，政府一定会运用各种资源支持它的代理人企业。
另一方面，由于双方是通过“观光旅游”这种资源的浅层次开发来构筑利益联盟的，政府的税收和代理人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收费站”运营模式，所以增加旅游人数就是唯一的获取超额利益的手段。而这种在国际上被称为“带走的是照片，留下的是脚印”的观光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