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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嘉”，这个称呼让我听得实在别扭，感觉只有小武和杜妈妈这样亲昵地叫过她。
“你们干吗去？还背着吉他。”思嘉边走边问我。
“后海唱歌去。你们呢？”
思嘉没说话，倒是江帆说：“去保利剧院听音乐会。维也纳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了。”说着，他竟然还郑重其事地提醒一句：“哦，就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那个乐团。”
我们谁也没理他。我觉得这个江帆一定是作惯了教授，只懂得让别人看自己的脸色，从来不学学看别人的脸色。
估计察觉出气氛尴尬，思嘉打圆场：“你们也够浪漫的，竟然去后海唱歌。”
“不是唱歌，是卖唱。”加贝非常认真地强调一句。
我们坚决拒绝了江帆的好意，没有搭他的顺风车。看着那辆白色本田在夜幕中绝尘而去，加贝愣愣地问：“这个江帆，是思嘉的亲戚吗？”
“恐怕不是。或许是相亲的。”
“胡说！思嘉怎么看得上他？”
“思嘉为什么看不上他？”
“他们不合适。”
“什么叫合适？她和小武就叫合适？”
“至少他们很相爱。相爱就是合适。”
“唏——”我嗤之以鼻，“相爱又怎么样？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茱丽叶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北京上演吗？”
加贝停住脚步，面对我，双手捧起我的脸，故作惊讶状：“樱桃，怎么一场发烧把你烧成刺猬了？”
我苦笑，拂开他的手，不理他。
11
后海果然香艳。
但是，如同大音稀声、大象无形一样，美，其实也是不需要修饰的。光看那一汪静水与四周深深浅浅的胡同院落，以及古老的国槐榆树，你也可以想象得出，后海，曾经拥有多么好的天资。只不过，现在的她，如同一个蠢姑娘，涂抹过重的脂粉，披挂太多珠翠，这样的粉饰让她尽显俗艳，赔尽静美。
紧紧拉着手，加贝牵着我慢慢走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酒吧真多，星罗棋布。戴着魔鬼羽毛面具的服务员拍着巴掌拉扯客人，抱着琵琶的女人坐在船上哼哼唧唧“何日君再来”，还有啃着鸡爪、灌着啤酒的红男绿女们肆无忌惮地大声划拳。
“怎么这么闹？”鼎沸的人声中，加贝喃喃自语。
“闹了好，闹了我们才有生意。”我安慰他，其实内心也有三分怯意。
在大学时，加贝也经常去学校附近的酒吧唱歌，但那时的动机纯粹是为了放松或混免费啤酒，像今天这样纯粹为了“钱”的卖唱，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难怪他有些不自在。
鼓起十万分的勇气，我们俩走进一家看上去比较安静的酒吧。这是一个静吧，里面没有乐队，暧昧的灯光下，几对情侣模样的男女在沙发里相拥着窃窃私语。
刚绕过酒吧的屏风，一个身着燕尾服的男人伸出手掌挡在我们面前：“出去，我们这里不允许卖唱。”
我俩讪讪离开。
再寻找下一个酒吧时，我们便长了个心眼儿。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于是我笑盈盈地问站在门口的服务生：“先生，我们能否进去唱两支歌？”
染着金发、打着鼻钉的男孩毫不客气地上上下下打量我们好久，最终，手一挥，让我们进去。
我们非常高兴。这也是一个静吧，放着舒缓的爵士乐，吊着藤秋千，客人们正舒舒服服半躺在秋千上说话。
估计是怕我尴尬，加贝不让我跟他，强把我按在一个椅子上，冲我眨眨眼，然后，拎着歌牌，走向一对正在吃爆米花的恋人。
“您好，请问要不要点歌？”加贝低着头，低声下气地问。
两人看都没看他一眼，摆摆手，让他离开。
幸好酒吧里的灯光暗，否则我们俩一定同时是个大红脸。我跳起来跟在他身后，加贝怎么推也推不走我。我坚信两个人尴尬比一个人尴尬好受一些。
我们第二个目标是一群正在玩骰子的男女，玩得热火朝天。看我们走过来，他们竟然主动拍起巴掌。“好啊好啊！伴奏的来了。”他们嘻嘻哈哈地嚷嚷，“来段黑豹、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一二三四五六七……哈哈哈——”
原来他们想让加贝用摇滚为他们的赌博伴奏！我们收起歌单，头也不回地走开。背后，一个尖细的嗓音笑骂：“这卖唱的还挺清高！”
一无所获地离开这家酒吧后，我们颇有些受打击。但我们紧紧捏住对方的手，相互打气。因为后海的酒吧大部分都有自己的乐队，于是我们便到外面吃烧烤的人群中寻找生意。已经春天了，吃烧烤的人非常多，卖唱的也不少，有的还拎着扩音箱与摇铃，全幅武装的样子。
拎着歌牌，我们俩在食客中慢慢走。当经过一群围住满满一桌烤肉的顾客时，一个满脑肥肠的男人叫住我们：“你们俩谁唱啊？”
“我唱。”加贝说。
“姑娘呢？姑娘为什么不唱？”
“对不起，我唱得没有他唱得好。”我抱歉地笑。
男人托住油汪汪的下巴，用牙签剔着牙缝中的肉，色迷迷地望着我：“没关系，小伙弹，姑娘唱，我就听。”说着，一桌人哄然大笑。一个肥胖的女人恼怒地用铁丝在男人脑袋上敲了几下。
加贝的脸泛白了，我更气得眼泪汪汪，但我什么也没说，用力把加贝推走。又转了几圈后，一对夫妻模样的客人要求看看我们的歌牌。
“多少钱一首？”女的看着歌名，头也不抬地问。
我俩相互对望一下，“十元。”我说。
“十元？！”女人惊讶地放下牌子，望着我们，“太贵了吧。”
加贝笑笑，没吭声。
“便宜点，便宜点；五元一首吧。”女的讨价还价。
我没有理她，盯着那张斤斤计较的脸，真想把桌上的茶泼上去，她以为这是什么？卖大白菜还是大萝卜？
看我们俩都没吭声，她又让了一步：“七元！我再加两元，怎么样？”
加贝静静抽走她手中的歌牌，揽住我的肩膀，扭头就走。
“哎哟，七元还不满意？”女人惊讶地嘲笑。
“你懂什么？人家这是艺术！”她身边的男人用讽刺的口吻强调。
沮丧透顶。
避开那些喧闹的人群，我们俩面朝湖水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望着四周歌舞升平的温柔旖旎景象，我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挺失望的？”黑暗中，加贝轻轻地问。
“加贝，我想我们是不是太清高了？”我小心翼翼地反问。
加贝不回答。婆娑的柳影中，他侧面的轮廓在月色中完美得近乎忧伤。
沉寂了好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兴致高昂地说：“樱桃，我给你唱歌吧，好久没给你唱了。哈哈，免费。”
“好啊！”我笑着将双臂舒舒服服搭在石凳的靠背上。
加贝抱好吉他，眯着眼睛，一侧嘴角微微上挑，脸上又浮现他那经典的、略略嘲讽的“艺术家”式微笑。他手中的拨片轻轻一划，一道优美的弦声如泉水般淙淙淌出。
“夕阳醉了 晚霞醉了 任谁都掩饰不了
因我的心 因我的心早已经醉掉
是谁带笑 是谁带俏
默然将心 偷取了
酒醉的心 酒醉的心在燃烧……”
这是张学友的老歌《夕阳醉了》。加贝说在三年前那个元旦晚会后，他便立刻爱上这首歌，因为自从见到我后，他的心也醉掉了。
我静静地听，静静地看。三年多了，面前的他已经从羞涩男孩变成了成熟男人，而我们也从无忧无虑的学校来到现实残酷的北京。物非人非，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忧伤。
不知何时，我们身边已经簇拥了一大堆人。加贝唱完这首歌，人们用力鼓掌，纷纷要求他再次献歌。
加贝非常高兴，抱着吉他又继续唱起来，唱了一首又一首，人，也越围越多。湖面上，几只小船也摇摇摆摆地靠过来了。
“小兄弟，到我们船上来！”其中一只船上，一群拎着鸡爪的男女冲我们大声吆喝，“我们包你，二百元，如何？”
“包”这个字眼实在难听。但二百元……我的心蠢蠢欲动，伸出手指戳戳他的后背。
加贝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好。”
“呵呵，嫌少？那再加五十，哈哈哈，正好凑个二百五！”
加贝厌恶地收起吉他，我用力扯住他，又急又气：“加贝，别这样啊——”
加贝冷冷地看着我，陌生的目光令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正僵持不下时，一位一袭古怪长裙的女孩走过来，彬彬有礼地对我们说：“小姐、先生，如果方便得话，我们老板请您二位过去一趟。”
12
同样是一家酒吧。
不过，这个酒吧与以往见到的任何一家都不一样。延伸出来的屋檐上铺着稻草，门是粗糙的木头，窗户用新鲜的树枝编成，门前的地板上镶嵌着漂亮的五彩石，灯光投射上去，璀璨得像星星。
门口竖着一个古朴的木桩子，上面用炭火烧出两个字：心湖。
心湖？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三毛在《前世今生》中写到她的前世，那个沉静的印第安女子，那个沉静的印第安男人，他们沉静地生活，花开花落、生老病死，一如门前波光粼粼的心湖，沉静永恒。
进了酒吧，里面的景象更令我恍若梦中。房间里飘荡着奇妙的异域音乐；地板上铺着坚硬的五彩砖；四壁的墙面全部用树枝贴住，泛着新鲜原始的木头气息。墙上挂着渔网、蓑衣和干枯的玉米；酒吧里凌乱有序地摆着粗大的木桩当座位；座位前的桌子是一根根圆木，被挖成狭窄、两头尖尖的船形模样。最令我惊叹的是，酒吧一侧墙壁竟然是一个炕，炕上摆着火盆，四周随意丢着古老美丽的刺绣坐垫。
一个长发女人，嘴里叼着一根烟，正低着头朝火盆中取火。灯光非常昏暗，当她的脸接近火盆那一瞬间，我的脑中乍然划过一道闪电。
这是怎么样一位女子啊！有着最粗糙的皮肤、最黧黑的面孔，却有最明亮的眼睛与最性感的双唇。长发丰韧如瀑，鬓角别着一朵孔雀兰；耳朵上垂着长长的银坠子；手腕上堆着层层叠叠的银镯子；身披宽松别致的黑袍子，上面用银线绣满玉树百鸟图案。
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在昏暗迷离的火光中，她慵懒的姿态像油画一样耐人寻味。
“玫姆，他们来了。”带我们来的女子向她招呼。
“哦，请坐吧。”她随手拍拍自己身边的坐垫，声音也是懒懒的，沉郁的。
我和加贝对望一眼，脱了鞋子，围着火盆坐到炕上。
女人狠狠抽了一口烟，眯着眼吐出一团团烟圈，然后毫不客气地看着加贝。估计她的目光非常直率，加贝都有些窘了。
“我的酒吧缺一个歌手，你愿意来吗？”一句废话没有，她直奔主题。
“真的？！”我惊喜地脱口而出。
她扭脸奇怪地看看我，我尴尬地闭上嘴巴。
“我估计不能长期唱，要看以后的工作情况。”加贝非常老实地说。这个贺加贝，真令我恨得牙齿痒痒的，要不是隔着火盆，我真会掐他一把。
还好女人非常大度：“没关系。我按天付你报酬，如果你不能来，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就好了。”
“你这里需要唱什么类型的歌？”
“唱你刚才在湖边唱的，干净的，热情的，像太阳。”她说着，笑了起来。火光中，她的笑容更像太阳。
但我无暇欣赏太阳，绕着圈子问她：“我们初次来后海，不知这里唱歌的报酬如何计算？”
女人非常聪明，显然听出了我这句话的意思。她嘲弄地冲我喷出缕缕轻烟，问：“你是他什么人？经纪人吗？”
“不，她是我女朋友。”加贝急忙解释。
“哦，原来是阿夏。”她微笑，目光也柔和下来。
“阿夏？”
“是的，在我家乡，阿夏就是情人的意思。我是摩梭人。”
哦！怪不得这里一股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再看看那桌子，可不就是摩梭族猪槽船的形状，还有那木桩子、渔具、火盆，还有服务生穿的水红长裙子、戴的圆形发髻，还有那两个字——
“心湖，是不是指泸沽湖？”我脱口而出。
女人又笑了，她的笑容真迷人：“是的，那是我心中的湖水，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面湖水。”
“一面湖水？”我脱口而出，“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滴眼泪；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便是挂在你心头的一面湖水。”
“哈哈哈——”女人爽朗大笑，直率地表白：“聪明的孩子，我喜欢你。”说完，她扭头招呼服务员：“阿妹，来三杯红酒。”
女人便是玫姆。
人这一生，要遇到多少缘分？有的缘分如浮萍，如过客；但有的，却会成为烙印，烙进生生世世。谁是谁的过客？谁是谁的生生世世？这一切，上天似乎早已经注定。
我们答应了玫姆。她开出的条件很不错，每晚两小时，一百元。最主要的是，她这里的客人不少，如果客人要点歌，开出的小费她分文不取。
玫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她的美是原始的、野性的，如同泸沽湖边的水草，自然天成，充满勃勃生机。我觉得，大美，均源自于天然，所以我说玫姆是最美的女人。
但加贝不这样认为。他一向喜欢静美，不喜欢张扬叛逆，所以在他眼中，挂在树上的樱桃才是最美的。这当然纯属情人眼里出西施了。
玫姆住在光华路的一幢高档公寓里，那是北京非常高尚的地段，据说那里的房价让人咋舌。她还有一辆大红色跑车。不过可能身为摩梭人，所以她绝少开车，而是经常走路。她的体态非常健硕，双腿丰满匀称，走起路来像非洲大草原的羚羊，快而矫健。
我无法想像一个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子如何从原始部落中走到北京，并拥有不菲的财富。看过杨二车娜姆的一本书《走出女儿国》，如果作者没有夸张，作为杨二车的族人，玫姆的经历估计也能写出一本天方夜谭的故事并经历一千零一夜的煎熬。
从女儿国走出的玫姆当然会有不少的阿夏。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阿拉伯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拥有一个著名又可怕的名字——约翰逊。不过他肯定没有NBA球星约翰逊的艾滋病。他非常干净，有时裹着纤尘不染的白袍子，有时穿着舒适清爽的亚麻套头毛衣。约翰逊在北京语言学院学语言，放学后经常带一捧鲜花来酒吧。一看到玫姆，两个人便没完没了地接吻，声音大得像火灾前的劈啪声。
在人们眼中，这个阿拉伯人是玫姆最钟情的阿夏，但我却不这样看。我注意到酒吧中有一个位置是任何人都不能碰的——火盆正前方。我知道，在摩梭人家，这是祖母的位置，也是最尊贵的位置。位置上的坐垫绣着斑斓绚丽的菩提扶桑凤凰，有着浓重的尼泊尔风情。每周总有两三个夜晚，一个身材略微发福的中国男人坐在上面。男人显然上了年纪，若非保养得道，估计皮肤早就松弛了。男人很安静，但他的静却有一种雷霆万钧的气势。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而且从来都是一壶铁观音。品完这壶茶，悄然离开。不一会儿，玫姆也离开酒吧。
看过雅克贝汉拍摄的纪录片《迁徙的鸟》，为了心中的目的地，鸟儿们一直不停地迁徙、飞翔。我觉得很多移民都像迁徙的鸟，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在迁徙的过程中，心中隐匿太多的故事与忧伤，终于有一天，自己会被心中的负荷压得再也飞不动。
摩梭女子玫姆便是这样一只鸟。经常看到她疲惫的眼神与慵懒的姿态，我想，她是有些累了。
13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