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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也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年青时，先是想当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
交家。后来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周佛海虽然颇得蒋介石的宠爱，当上了厅长、部长，并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
得到蒋的器重，但他认为蒋介石对他还是没有重用，总感到不满足。周佛海
被称为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参谋总长，筹建汪政权是由他一手具体负责的。周
佛海对于自己在汪伪内处于掌实权地位甚为满意，认为汪精卫对他真是有知
遇之恩的。
除了汪精卫、周佛海之外，其他附汪的人，也莫不是想攀龙附凤，做上
大官。汉奸李士群常对他的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
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
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由此可见，这些人落水当汉奸，都是醉心于个人权势。
汪精卫集团为了达到与日本谋和的目的，从各个方面开展活动，不惜出
卖国格人格和民族利益。首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周佛海通过知名学者胡适
等人，向蒋介石宣传和平。结果，都未为蒋所采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
汪精卫等人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日军攻占南京之后，日本政府提出更苛刻
的条件，汪精卫还要刚上任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这时蒋介石去河南，没
有蒋的点头，孔祥熙不敢同意。汪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
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往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对
蒋介石提出的条件： （一）承认伪满洲国；（二）内蒙独立；（三）在华北
建立非军事区，成立新的亲日政权； （四）扩大上海非军事区；（五）停止
反日，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锐；（七）尊重外侨权利。对于日本所
提条件，蒋介石表示不能正式承认，但对陶德曼表示： （一）可以将日本所
提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二）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
（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他还要求陶德曼和日本政府，
对于谈判的情况和日本所提“条件”，要严守秘密，否则他的地位将会大为
动摇以至下台。但是汪精卫、周佛海一伙，却毫无顾忌地要求蒋介石全部接
受日本条件。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竭力主张接
受日本的条件，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实现中日和平，企
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蒋介石承认。
1938年2月，以低调俱乐部一伙人为核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艺文研
究会”，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其宗旨：“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
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汪精卫集
团利用这个公开的“文化团体”，以雄厚的经费，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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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艺文研究会”还在广州、
西安、长沙、重庆、香港等地设分会，办报纸，出刊物。以后汪精卫逃出重
庆，这些人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起成为汪投敌活动的吹鼓手。
为了投降卖国，他们还大量制造舆论，周佛海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代理部长，他说：“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
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宣传却要鼓吹抗战到底”。
“这是我顶痛苦的一件事”，内心矛盾极了。干是，他提出了所谓“科学和
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
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
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人民的抗日运动说
成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一哄而起的行为”。
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前后，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
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们公开对日求和乞降，并竭力
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广州沦陷的当天他接见路透社记者说：
“如日本提出和议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我们可以接受之”。与此
同时，汪精卫又连续发表文章，诬蔑抗战是“消耗民力”，共产党是假借抗
战，“保存实力”，“颠覆政府”，并抓住国民党火烧长沙的错误，大做文
章，攻击“焦土抗战”是要将“一切物资烧光”，“一切人的生命杀完”，
使“大家都变成大贫”，汪精卫的那些追随者便紧跟而上，公开讨论所谓“和
平”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发表。汪精卫的求和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
责，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为了完全降日，汪精卫等人下决心逃出重庆。1938年 11月 27日，
梅思平将重光堂秘密协议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等报告。汪精
卫对协议内容没有意见，但对是否离开重庆意见不一：陈公博不赞成，而陈
壁君极力主张走。在这期间，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院子里
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但汪精卫在民族投降
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同时也由于他始终反对
共产党，对这次与共产党合作特别反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投入日本
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怕成群结伙的走，人太多会使人生疑，于是决定分散出逃。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堂而皇之去昆明；陶希圣则以讲学
为名，尾随而去。为了便于出走，汪精卫先把汪公馆雇用多年的女佣遣散。
接着，又把国民党军委会去给他当侍卫队长的刘文焕支走。同时，为了使自
己出走时轻装简从，汪夫妇先把他们两个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
悌、幼女汪文恂，连同细软财物，带去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去香港，对外
说是让这两个孩子去香港读书。12月6日，汪精卫决定出走的前两天，蒋介
石到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这一下把汪精卫出走的计划打乱
了。19日，汪精卫带了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至河内。
就这样，汪精卫一伙叛离了抗日阵营，汪精卫投降卖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22日，与汪精卫的逃亡遥相呼应，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第二次声明，要
“与中国的有识同忧之士携手，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一时谣传“汪精
卫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英美两国对此十分
敏感，纷纷打听蒋介石是否有意与日媾和。这下子，叫蒋介石感到十分难堪，
蒋介石斥责汪精卫“造谣”，撤销了他的副总裁职务，同时开除了他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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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党籍，并指令戴笠立即派特务到河内暗杀汪精卫。
汪精卫住在河内一幢小洋楼内，深居简出，又有日本特务和越南军警保
护，戴笠派去的6名特务在汪宅附近盘桓了3个多月，竟一直无法下手。
汪精卫以河内为据点，频频向重庆政府开展宣传活动。然而，出乎日寇
的意外，尽管有汪精卫呼吁，重庆的汪派要人们不为所动，反而骂汪精卫是
卖国贼。
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活动仍十分头痛，大骂戴笠的特务无能。
戴笠只好一再发电催促特务动手。于是特务们在一天晚上，摸黑翻墙跳进汪
精卫住的小洋楼，直奔二楼的住房。他们原想冲进去，用利斧把汪精卫砍死，
来个人不知，鬼不觉，谁知房门怎么也打不开，只好在门上劈了个小洞，用
手电照着往里寻找。忙乱中，他们看见床底下钻着一个人，就连射数弹，眼
看着这个人在血泊中趴下不动了才匆匆离去。
枪声惊动了防卫的军警，结果只有两人逃出，四名特务被捕。
消息传到重庆，戴笠高兴万分，急忙向蒋介石报功。谁想到，第二天听
河内广播，才知汪精卫安然无恙，被打死的是汪的亲信曾仲鸣。原来，这天
曾仲鸣的太太从外地赶到河内，汪精卫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把他的大房间让
给曾仲鸣夫妇住，曾仲鸣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受了这样的惊吓，河内再也待不下去了，急忙绕道香港去了日本，
直接投入了日寇的怀抱。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
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连当
时日本的一些人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认为“汪和蒋在唱双簧”，两人
“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甚至当时的日本的一
些政府官员也有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汪精卫出逃之前，他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他飞往昆明的飞机
票，是由汪派的骨干、时任交通部次长的彭学沛代买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还
没有建立民航检查机构。汪的这次行动又是极端秘密的，事先连他的亲侄儿、
陈璧君的胞妹、曾仲鸣的胞兄以及他多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如陈树人、甘乃
光等都不知道。为此，陈璧君在临走时还问汪：“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与他
们商量，他们留在蒋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在当时，以汪精卫的地位，
说要到昆明作抗战演讲，是没人敢予阻拦的。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
电》之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会，决议：“永远开
除汪兆铭党籍”，并撤消其一切职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汪精卫
出走给各级党部的对内指示中，还对汪的行动表示“惋惜”，希望他能“翻
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先是，蒋介石派了汪派中央委员谷正鼎，传达中
央意旨。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也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劝周佛
海回重庆。这些争取工作无效之后，3月，谷正鼎又奉命带了汪精卫和陈壁
君、曾仲鸣的3张出国护照去河内见汪，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
果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需要到
海外疗养，可先送公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
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蒋介石的这些努力遭到汪精
卫的拒绝。蒋介石知道，一旦汪精卫进一步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对他
的统治地位是不利的。蒋是一个大独裁者，即使要谋求对日“和谈”，他也
要独揽这个大权，决不会轻易把这项“重任”让汪精卫去完成，而削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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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地位。
汪精卫投敌之后，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逃离重庆，反复强调说，他不
离开重庆就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张，《艳电》就不能发出。周佛
海公开否认他们的“和平运动”是蒋汪“演的双簧”，也不承认他是蒋介石
派来“暗中监视”汪精卫的。相反，他对自己不得不叛离蒋介石感到内疚。
他说：他十分感激蒋介石对他的提携与重用。他虽然没有反蒋的居心，但因
为政治主张不同，事实上不能不处于对立地位，在私情上是十分难受的。
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蒋介
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抗战初期汪精卫“和平派”之所以能够活动，是与蒋介石的抗战两面政
策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
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而且也危及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因此，蒋不得不对日军
的进攻实行了抵抗。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它投
入相当多的部队到抗日第一线，有几个战役都打得很激烈。但是，蒋介石的
抗日是被迫的，动摇的，他在实行抗日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日本妥协的企
图。他多次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
头必不得已的办法。”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
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蒋介石的这种抗战两面
政策，为汪精卫“和平派”的活动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汪精卫、周佛海等
人才敢于当面对蒋劝和，才能够在陶德曼调停中参与策划，穿插其间。
派高宗武去香港寻找“和平路线”，如果没有蒋介石的亲自批准，高宗
武作为国民政府一个高级外交官员，怎能秘密去香港、上海与日本勾搭？蒋
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活动费6000元 （合约2000美元）。
高宗武从日本方面摸到的情况，都通过陈布雷转交蒋介石过目。1939年，蒋
把高宗武送上来的报告，放在办公桌上足有3天，以备随时考虑。以后，汪
精卫集团就是沿着高宗武开辟的这条路线暗中通敌，以至叛国。
“艺文研究会”是由周佛海、陶希圣策划，经蒋介石批准成立的，蒋还
“面命”该会要受汪精卫的“指导”。其经费每月5万元，是由蒋介石下手
谕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的，这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文化团体能有这样
“优越”的条件。周佛海、陶希圣就是利用雄厚的经费，招兵买马，出刊物，
办报纸，开书店。蒋介石对“艺文研究会”的反共、求和言论听之任之，这
就为汪精卫集团投降理论的散布，为这个投降集团的拼凑，大开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谈和的条件，蒋介石的要价要高
些，他不仅要求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况，而且不肯公开承认满洲国。汪精
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
北，甚至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他们甚至说：“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
奉天本来是满洲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
理由反对呢？”汪精卫直到出逃前几天，还在逼蒋介石谈和。
蒋介石、汪精卫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当他们利害关系一致，他们
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但是他们又是国民党内两个最大的政治派别，自始至
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
长期以来一直在勾心斗角。蒋汪之间矛盾的深刻和尖锐是难以调和的。
汪精卫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地位与声望，只要他振臂一呼，
大大小小的投降派汉奸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艳电》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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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立即受到全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一个反汪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们坚
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汪精卫寄予莫大希
望、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张发奎及龙云等
人都没有附和响应，而且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下令通缉归案，明
正典刑，以肃纲纪而振士气”。就是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
谷正纲、彭学沛、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汪精卫的叛国集团。汪精卫集团如同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乘日本海军
飞机到达日本，直接进行卖国交易。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建
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方针规定： （一）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
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二）中央政府根据《调
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事先接受上述原则；
（三）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人的因素和基本力量，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四）
中央政府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