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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游击战和积极防御战的经验不屑一顾，盲目推行了一条“左”倾的军事
路线，结果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就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博古和李德就提出所谓“两条路线的决战”的口号，和“不
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攻击敌人的坚固堡垒，
结果使红军主力陷于敌人优势兵力和堡垒之间，处处挨打，十分被动。正在
此时，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士在福建前线发动了福建事变，建立了福建人民
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人同红军谈判合作。
但是，博古等人硬说十九路军的行为是“假革命”、“欺骗群众”，因
而不肯同他们有任何合作，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的正确意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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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孤立无援的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瓦解之下很快失
败，红军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打破敌人“围剿”的宝贵机会。随后，蒋介石
便集中全力进攻中央红军了。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
“左”倾机会主义推到了顶点。根据地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打击面太大，造
成了社会混乱。这就更加增大了粉碎敌人“围剿”的困难。
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
德不顾敌强我弱的情况，仍然决定与敌主力硬拼，双方激战18天，红军伤亡
惨重，广昌失守。随后，敌军日益深入我苏区腹地，在遭到重大挫折后，“左”
倾指挥者便灰心丧气，处处设防，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防御中的保守
主义。红军陷入了更加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时，毛泽东再次提出将红军主力
调到湖南，并牵着江西敌人到湖南消灭的挽救危局的方针，但遭到拒绝。“此
计不用，打破敌人 ‘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根据地，实行军事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除陈毅率领的一部分留
守部队外，中共中央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开始了向
湘西的战略转移。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惊慌失措，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
主义。对长征这么重大的行动，事先秘而不宣。长征开始后，对于为什么要
撤离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要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始终没有
和广大将士说清楚。因此，大家出发前糊糊涂涂地不知要做什么准备，只好
采取大搬家的方式，组织了庞大的后方机构，携带了大批武器、几千副挑子
等等。大批的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不能机动地执行战斗任务。由于队伍实
在是太多了，行动极为不便，经常会出现7、8万人在一山中羊肠小道中缓慢
移动的情况。
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蒋介石布置了4道封锁线，由湘军、粤军、桂军
分别布防。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浴血奋战，虽然连续突破了漳水、宜章、粤
汉路、湘江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湘江一役，损
失尤为惨重。经过4道封锁线后，红军人数由8万多人锐减到仅剩3万多人。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蒋介石察觉到红军前进的方向是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便立即调集重
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着红军去钻。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该怎么办呢？
长征开始后，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看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一
直处于不利的状态，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痛快淋漓
的大胜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开始怀念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来。还在苏
区时，许多红军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就对当时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军事上
的作法逐渐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向他们提出意见，有的
还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的毛泽东，怀着高度的
革命责任心，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是，这些都被当成了耳
边风。随着长征中红军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暴露出来，到湘江战
役后达到了顶点。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
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第
三军团长彭德怀更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象个打仗的样子？”
严峻的事实，使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逐渐醒悟过来。还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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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
的前途吗？”后因广昌战役与李德、博古意见不合，而遭到排挤。王稼祥更
是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因伤坐担架，毛泽东也因病坐担架，这样，两人就
在行军途中谈开了。晚上，宿营时，毛泽东又建议张闻天同他和王稼祥住一
块。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的三
人集团。毛泽东利用一切时间向他们分析了在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
上的错误，并针对具体情况，谈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
结合的道理。王、张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加深了自己对以前的错误
的认识，产生了改变错误领导的决心，正象当时王稼祥所说：“到时候要开
会，把他们 ‘轰’下来”，并决定支持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和
朱德历来比较尊重毛泽东，他们当然是支持他的。另外，毛泽东还利用一切
机会，向有关干部和指挥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直到很久以后李德还恼火地
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
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广大指战员们的呼声、
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王稼祥、张闻天的思想转变，为遵义会议的
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4年12月 11日，中央红军在突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后，到达湖南通
道县。“左”倾领导者仍然一门心思想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可如果真
去，就等于是拿已剩下不多的这点红军力量去钻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就有全
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危机关头，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来的想法，改向敌人
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于是，临时中央在通道举行了临时碰头会。会上，毛
泽东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说那里“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
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嘛！”毛泽东的这番话，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共鸣。李德、博古虽还没有
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想法，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突破蒋介石的第 5
道封锁线，于是只好暂时同意毛泽东避实就虚的建议。12月4日，中央红军
向贵州黎平进发。通道会议的转兵西进，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受制
的局面，红军开始争得主动权。
12月15日，红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黔东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黎
平城。这时候，敌人的大部队因红军的突然转向而被弄得措手不及，一时未
能跟上，红军在黎平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休息机会。因为通道会议有关红军进
军方面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果，所以中央决定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一开始，多数人就在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上与李德、博古展开了激烈的
争论。会议气氛较紧张，发言人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噪门。一向温文尔雅的周
恩来在会上几次发言，严厉批评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采纳
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正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
划，通过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以
贵州遵义为中心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整编红军队伍；在适当的时候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议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
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是自王明“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
东后，党中央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改
变了红军前进的方向，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也是红军变被动为主动的开
始，为遵义会议纠正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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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中央红军按照军委的决定，分两路向乌江地区挺进。沿途
行动相当顺利。12月31日，红军到达距乌江约30里的集镇——猴场（今草
塘）。这时，李德又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不过乌江；二是回头去与红二、六
军团会合。为了确定红军进入川黔边地区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又于
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建议，
提出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剿”。毛泽东的建议得
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接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
方针的决定》，重申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准备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
红军整编和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等任务。会上，中央政治局还做出一条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
告。这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包办军事指挥权的一种组织上
的限制。实际上从此以后，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就被停止了，毛泽
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
冒险主义的错误，确定毛泽东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打下了基础。
猴场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们连新年饭也没好好吃，就按照原定计划赶奔
乌江。1月4日，部队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
区。 1月7日，红军乘胜前进，一举攻下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17日，广大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在遵义召开。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
德、陈云、博古，侯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
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
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
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中途，彭德怀因前线发生战斗，提前离开了。九军团长
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为部队没有渡过乌江而没有参加会议；五军团长董振
堂也未出席这次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以及为他担任翻译的伍
修权，列席了会议。
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叫柏辉章的军阀公馆二楼一个长方形房间召开
的。房间不大，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
子，25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摆在桌子周围。因为天气冷，还用铁炉
生了一盆炭火。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一直没动。
紧挨着坐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其他的参加者不象现在这样，有个名单座次，
每次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行了。李德大概因为心里不舒服，因此一直坐
在门边，凳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坐在他旁边。另
外，还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是聂荣臻。
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一直到深夜。因为白天中央政治局和军委都要处
理战事和许多日常事务。
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报告。
在报告中，博古为失败的错误领导进行辩护。他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帝国主义、
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等客观困难，而
不承认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随
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承认在第五次反“围
剿”时中央政策不对头，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
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极为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和博古。
周恩来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闻天按会前与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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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
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上的指挥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
的长篇发言，是会议期间发言最长的一个。在发言中，毛泽东对博古、李德
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指出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犯的错误是
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
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因为他道出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闷在心里没有说
出来的话。王稼祥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张闻天
和朱德也表示了明确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的观点。虽然朱德是个稳重谦逊
的人，但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并且说：“如
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
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错误的批评；并竭力推举毛泽
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袖。他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刘少奇、聂荣
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多数与会同志也发了言，支
持毛泽东的发言。林彪在会上虽然没说什么，但他是赞同毛泽东的。只有何
克全（凯丰）在发言中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继续为博古、
李德的错误辩解，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
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对会议持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会议，他在发
言中为自己和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把
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说他只是一个“顾问”。大部分时间
里，他一言不发，只是闷着头一个劲儿地抽烟。博古在会上虽然没有完全意
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主持会议期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出
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宽宏的气度。会后，他又能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
能够顾全大局，把担子交出来，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会议除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李德、博古军事
错误领导外，还就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作了讨论。大家认为，贵州人烟稀少，
比较贫穷，再加上党在这里没有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很大，
决定放弃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会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
中央红军打过长江去，把队伍开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一来四川是
西南首富，人口稠密；二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三来四川对
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大量调兵不容易。经表
决后，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放弃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革命根据
地的计划，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
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
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写出后，经过充分讨论，
最后在中央红军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
认为博古作的关于五次“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