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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思先生请求他帮助鲁珀特在进牛津学习之前，找一个当记者的夏季临时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凯思的请求。回国后，他将鲁珀特派到《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对于一个年青的澳大利亚人而言，二战结束五年后的英国还是一个阴郁的地方。人们在二战时团结一致的意识消失了。企业人士虽然试图拯救战时受严重创伤的英国工业，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原料，许多工厂仍开不了工。商店的货架上的商品稀稀落落。整个英国的工业状况极其恶劣，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行走在街道上总能看到流落街头的儿童及二战中伤残的士兵，犹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的一片萧条景象。为了迅速恢复这个国家的经济，英国被迫对所有的东西实行配给制和限量制。为了维持收支状况，平衡各方的利益，国家对报界也实行限制，各报社的新闻纸也是政府定量配给的，而且纸的质量也不好。
在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鲁珀特为自己找了一间旧房子。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鲁珀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逐渐地他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思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珀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珀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着，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而鲁珀特在《伯明翰新闻报》实习完后，立即就给帕特·基伯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应当解雇报纸的编辑查理斯·芬拜。芬拜是一个很严厉而又温和的人。因为芬拜不断支使鲁珀特·默多克，使鲁珀特苦不堪言。基伯森没有接受鲁珀特的建议。
1950年10月，鲁珀特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二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练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他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鲁珀特认为他们太乏味了。与鲁珀特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也不热情”。
鲁珀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但鲁珀待·默多克中津生涯的最大收获仍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鲁珀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他个了不高，身体不是很肥胖，可以称之为“丰满”，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布里格斯不像一心从事研究的其他人沉默寡言，他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时人热情。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投身于军队情报部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情报专家破译、分析德军的情报。他从这些专家身上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观点，受益非浅，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珀待·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思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珀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思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珀特在一起，他教给鲁珀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珀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珀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不太注意他的同学和他的班级发生的变化，他喜欢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鲁珀特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些课程要求极其严格。他真正的兴趣在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上，他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没有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珀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课余时间，鲁珀特非常喜欢去不同的俱乐部和工会。对他来说，小型的进餐俱乐部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进餐俱乐部享受美餐，有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争论，有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的热烈讨论中。
然而，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他自己的第一次英国之行中，他没有对英国产生激动不已的感觉。当时鲁珀特赞成大部分人的论断，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每一件事物都好，双手拥抱它，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的每一件事物”。他很瞧不起这些澳大利亚人。与他们相反，鲁珀特对澳大利亚充满了向往和感情。他经常宣称：“我极其憎恨在英国的那些自称永不回去的澳大利亚人，我对澳大利亚非常动情，它是一块特殊的、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国家。它有着温暖的大沙滩，独一无二的袋鼠和考拉，有我的父母和姐妹。”
在英国，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看清二战后的形势，不承认美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英国，全国上下还沉醉于世界强国的假想中，自鸣得意，缺乏迸取。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相信金钱的作用，看不起商业，藐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认识，并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藐视商业的潮流。这股潮流对英国造成巨大伤害，并伤害了那些希望英国蓬勃发展的人的美好愿望。这也许是英国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发展一直缓慢，在国标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的原因之一。鲁珀特因此对英国的领导阶层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
在牛津，鲁珀特·默多克的生活是最高档的。在学院最好的、最宽敞的“德昆西套房”中，鲁珀特·默多克分享了一套，享受最好的服务。他还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奢侈消费品。他经常驾驶汽车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驶过学校，向英国人炫耀他的财富和与众不同。也许他想以此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的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当然，小汽车也给他去看望朋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入校不久，他加入了牛津劳工俱乐部。他言谈举止锋芒毕露，经常出口伤人。在推举俱乐部司库人选时，他被排斥在外。那些比较保守的校友们批评他一面占据舒适的“德昆西套房”，一面又侈谈社会主义。当一名澳大利亚同学提名他为板球队候补队员时，他再次被否决。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与众不同。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纷纷投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鲁珀特对别人的劝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投身于这股热浪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也极具挑衅性。
鲁珀特·默多克在基隆语法学校的朋友理查德·西尔柏也在英国，就读于科普思克里斯第学院。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经常吸引别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他与鲁珀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很了解鲁珀特，他一直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鲁珀特。”亚瑟·布里格斯也对这个评论表示赞同。鲁珀特的金钱万能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及其他的傲慢无理使得他不为许多人喜欢。
在牛津之外。鲁珀特在英国的最好朋友可能是罗汉·里维特，里维特和他的妻子南希、年幼的孩子住在离牛律驱车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鲁珀特非常喜欢他们一家，经常开车去拜访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家的常客，鲁珀特每次去他家，几乎从不修边幅，胡子拉茬，衬衫的下摆总是露在外套的外面。但他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幽默。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他就像一条生气勃勃的“大狗”，玩得很投入，以至于他家小孩特别崇拜他，敬佩他。里维特和南希一直关心鲁珀特，尽可能地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南希·里维持认为：“鲁珀特总是尝试向他的母亲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好。”里维特经常写信给凯思爵土，向他汇报鲁珀特的思想和学习。1950年底，里维特写给凯思的信说：“我可以预言鲁珀特将以某种我们难以相信的方式赚取他的第一份百万资产。”
1951年初鲁珀特去巴黎旅游。在旅游期间，鲁珀特极其精明，任何开支都精打细算，决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似乎成熟了一些，令里维特和南希很高兴。1951年复活节的假期，鲁珀特随里维特一家去了瑞典，沿途鲁珀特显示出他自己第一流的办事能力和天资。当遇到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他也能极其轻松地请求别人帮他完成。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里雄特和南希旅行中最好的伴侣。鲁珀特没有被沿途的风光完全吸引，他念念不忘他的本行，从起程的第一分钟到回到英国住地，他一直在收集着信息，不断地向里维特及路人发问，热情高昂地吸收着新的事物。
鲁珀特周末有时也和克里斯托弗·堪塞洛呆在一起。堪塞洛是路透社的主管，他们常讨论英国的报业现状，分析英国的媒介问题。潜移默化中鲁珀特向他学习了不少报社管理经验。偶尔鲁珀特也拜访帕特·基伯森，帕特的房子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一天，鲁珀特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轿车前去拜访帕特，他对迎接他的帕特说：“我觉得到你这里应当有一辆体面的汽车。因此，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个周末借给我一辆车，我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为他们的车写一大版评论，宣传这些车。”听到那些话，基伯森被他的新奇想法震惊。在当时从没有人用如此方法借东西。后来基伯森对别人谈论这件事。他说：“这使我认识到鲁珀特是一个不遵循常规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地有趣，对他的长辈总感到不满。”在与基伯森的交谈中，鲁珀特很少不批评长者，不管这些人的年龄有多大，鲁珀特照批不误。基伯森承认鲁珀特的这些批评很有特色。
鲁珀特在牛津读书期间，凯思爵士不断地给他去信，告诉他有关他们家的报纸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思爵士对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担心，总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因而极其关注的是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事情，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留下一大笔钱，足够她们日后生活，尤其是要给鲁珀特留下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帝国。事实上，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中，他商业上从事的每一笔交易，都与这个目的直接相关。最让他不安和放心不下的是鲁珀特，他一直担心鲁珀特不负责任，在牛津浪费时间。有一个学期，鲁珀特的学习不用功，考试成绩相当糟糕。凯思听到后，生气了好几天。后来他和妻子商量，告诉她，他决定把鲁珀特叫回来，让鲁珀特在澳大利亚的报社工作，他自己来管教鲁珀特。妻子反对凯思的这个决定。母亲的支持挽救了鲁珀特。有一次谈及此事，他母亲解释说：“鲁珀特没有在学术界闪闪发光，取得成就，因而我丈夫担心他浪费时间，尽管我们都希望鲁珀特能单独生活更长时间，得到磨练。由于他父亲担心他没有能力继承家业，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能感觉到鲁珀特能理解这点。”事后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专门提到这事，谈到他父亲的想法。他母亲清楚地警告他，如果鲁珀特令她失望，她对他的最后一丝尊重将会荡然无存。看完信后，鲁珀特的骨头都发凉，母亲的话语震惊了他。
1951年夏天，凯思爵士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尽管他的夫人、医生和朋友从他的身体着想，劝他在澳洲走走就行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他首先飞到美国，参观了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匆匆会晤，并对杜鲁门政府的处境产生了恻隐之心，当时美国国会指责杜鲁门政府背信弃义。随后飞到伦敦，在他下榻的饭店里，凯思爵士告知里维特他到来的目的，问里维特是否愿意为他工作。里维特没有立即反应过来，凯思又继续解释：“我想了很久，我为你选择了一个新工作，就是到我所有的一家报纸作主编，不知你的意见如何。”里维特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在伦敦，凯思爵士购买了一辆新的福特牌汽车，他告诉鲁珀特有关他的旅行计划：鲁珀特陪同他驱车通过欧洲，到中东后，他本人乘船返回墨尔本。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使馆的签证由于某些原因又耽误了几天，凯思、鲁珀特和他们的朋友一行的出发日期比计划晚了点。在拥挤的汽车上，凯思不断提醒鲁珀特放慢车速。他们通过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进入了南斯拉夫。在边界检查站，南斯拉夫边界士兵检查他们时，鲁珀特心惊胆颤，因为他在瑞士苏黎士的黑市购买了一些南斯拉夫的货币第纳尔，他怕士兵发现这些货币后为难他们。感谢上帝，士兵没有注意到，鲁珀特很高兴。
他们一行人直接驱车去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50年代初的贝尔格莱德，还处在战后的重建当中。虽然人们衣着破烂，但都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个个看起来都很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使鲁珀特情不自禁地想：“铁托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英雄，非常伟大的人。统一国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只有他这种天才，才能完成，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在贝尔格莱德，凯思爵士拜会了铁托总统。
离开南斯拉夫后，他们驱车去了希腊。由于鲁珀特讨厌他们一行中的乔治·马斯特曼，他们一行人在希腊分开一段时间。父子俩奔向以阿波罗神殿闻名的古希腊城市特尔斐，观看古迹，探索古希腊的文明。然后又去了希腊首都雅典，在那儿父子俩住最好的饭店。鲁珀特给里维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描述他们的经历。他在信中称这次经历神奇，并用了“血色太阳”的烧烤来形容这次冒险。
在雅典，凯思爵士离开了，他飞回墨尔本。后来鲁珀特伤感地回忆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只顾看风景、收集信息，没有太多注意我的父亲，他的许多特别的事情我已不记得了。”
和父亲分手后，鲁珀特自己乘船去了他一直喜爱的克里特岛，它是希腊最大的岛屿，岛上最早产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有独特的景观。随后，他和乔治·马斯特曼、亚瑟·布里格斯和皮特在雅典会合，四人开车奔向土耳其。汽车经过如此长途颠簸、挤压，开动起来非常费劲，他们缓慢、费力地到达贝鲁特。汽车实在无法继续行使，他们放弃汽车，在贝鲁特改乘船去了塞得港，随后又坐上了一艘从澳洲返回的班轮。一些游客对他们四人不是很友好，不理不睬的。傲慢的鲁珀特特别讨厌这艘船，极力劝说皮特与他一起中途下船。他们转乘火车去了巴黎。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非常无奈地请求澳大利亚大使借些回英国的路费。然而大使连10个英镑都不愿意借给他们。鲁珀特从未被如此无理地对待，离开大使馆时他像一只激怒了的狮子。
好不容易回到牛津，鲁珀特决定要更自由地生活，要住到这个城市的边界之外的地方，远离监护人的关心和照顾。于是他搬到赫丁顿大厦，与另一个也是来自澳洲基隆语法学校的同学约翰·皮佩合租一套公寓，位于大厦的顶楼。房主一开口要价是一个月房租四英镑，鲁珀特想方设法找房主，极有礼貌地向他哭诉自己远离家乡、做学生的艰辛，极力劝说房主降低房租，鲁珀特的诚心感动了房主，房租从一个月四英镑减少到一英镑。
1952年，鲁珀特决定竞选大学劳工俱乐部秘书长。根据英国的竟选惯例，在很长的一段竞选时期里，候选人不允许公开地进行游说，但可以用一种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