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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从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起，只要你说到点子上，你父母一直都是容许你自行其事的，”他争辩说。她神色十分安详地回答道：“不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我难以拒绝他们把我看作小姑娘而提的最后一个要求。”
这是老纽约的调子；这是他愿永远确信他的妻子会做的那种回答。假如一个人一直习惯于呼吸纽约的空气，那么，有时候，不够清澈的东西似乎就会让他窒息。
他回来后阅读的那些文件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他多少情况，却使他陷入一种窒息和气急败坏的心清。文件主要是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律师与法国一个法律机构的往来信件，伯爵夫人曾请求该机构澄清她的经济状况；另外还有一封伯爵写给妻子的短信。读过那封信后，纽兰·阿切尔站起来，把文件塞进信封，重新走进了莱特布赖的办公室。
“还给你这些信，先生。如果你愿意，我想见见奥兰斯卡夫人，”他声音有些不自然地说。
“谢谢你——谢谢你，阿切尔先生。如果你有空，今晚请过来一起吃晚饭，饭后我们把事情研究一下——假如你想明天拜访我们的委托人的话。”
纽兰·阿切尔这天下午又是直接走回家的。这是个明净清澈的冬季傍晚，一弯皎洁的新月刚升起在房顶上方。他想让灵魂内部注满纯净的光辉，在晚饭后与莱特布赖关进密室之前这段时间，不想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再做其他决定是不可能的，一定得按他的意见办：他必须亲自去见奥兰斯卡夫人，而不能让她的秘密暴露给其他人。一股同情的洪流已经冲走了他的冷漠与厌烦。她像一个无人保护的弱者站在他面前，等待着他不惜一切代价去拯救，以免她在对抗命运的疯狂冒险中受到进一步的伤害。
他记起她对他讲过，韦兰太太曾要求她免谈她过去任何“不愉快的事”。想到也许正是这种心态才使得纽约的空气如此纯净，他不觉有些畏缩。“难道我们竟是法利赛人①不成？”他困惑地想。为了摆平憎恶人类罪恶与同情人类脆弱这两种本能的感情，他大伤脑筋。
①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他第一次认识到他恪守的那些原则是多么初级。他被认为是个不怕冒险的年轻人，他知道他与傻乎乎的托雷·拉什沃斯太太的桃色秘密还不够秘密，无法给他蒙上一层名副其实的冒险色彩。然而拉什沃斯太太属于“那种女人”：愚蠢、虚荣、生性喜欢偷偷摸摸，事情的秘密性与冒险性对她的吸引力远大于他的魅力与品质。当他明白真相之后，难受得差点儿心碎，不过现在看来却起到了补偿作用。总之，那段恩怨属于跟他同龄的多数年轻人都经历过的那一种，它的发生于良心是平静的，且丝毫不会动摇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尊重、爱恋的女人与他欣赏——并怜悯的女人是有天渊之别的。按照这种观点，年轻人都受到他们的母亲、姑姨及其他女长辈百般的怂恿和支持，她们都与阿切尔太太持同样的看法：“发生这种事”，对于男人无疑是愚蠢的，而对于女人——不知何故——却是罪恶的。阿切尔太太认识的所有上年纪的夫人们都认为，任何轻率与人相爱的女人都必然是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而心地单纯的男人在其控制下则是无能为力的。惟一的办法是尽早说服他娶一位好姑娘，然后委托她去照管他。
阿切尔开始想，在复杂的老式欧洲社会里，爱情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不这么容易分门归类。富足、悠闲、喜欢招摇的上流社会必然会发生许许多多这样的私情，甚至会有这种可能：一位生性敏感的孤单女子，由于环境势力所逼、由于全然孤立无助，会被牵涉进为传统规范不能饶恕的感情纠纷之中。
一回到家，他便给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写了几句话，问她第二天什么时间可以接见他。他打发信差送去，不久，便带话回来，说她翌晨要与范德卢顿夫妇去斯库特克利夫过星期天，不过晚饭以后她将一个人呆在家里。回函写在很不整洁的半页纸上，没有日期和地址，但她的书写流畅而道劲。他对她到豪华幽闭的斯库特克利夫度周末的主意感到高兴，但稍后他立即意识到，惟其在那个地方，她才会最深切地感受到坚决规避“不愉快”的那种思想的冷漠。
7点钟，他准时到达莱特布赖先生的家，心中为饭后立即脱身的借口暗自高兴。他已从交给他的那些文件中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并不太想跟他的上司深入探讨。莱特布赖先生是个鳏夫，只有他们两人用餐。菜肴十分丰盛，而上菜却慢慢腾腾。阴暗寒怆的餐厅里挂着两张发黄的版画《查塔姆之死》与《拿破仑的加冕礼》。餐具柜上面，带凹槽的餐刀匣子中间，摆着一瓶豪特·布里翁的圆酒瓶，还有一瓶陈年拉宁红葡萄酒（一位委托人的礼品），那是汤姆·拉宁那个饭桶神秘可耻地死于旧金山前一两年打折倾销的——他的死亡还不及地下酒窖的拍卖给家庭带来的耻辱大。
一道可口的牡蛎汤之后，上了河鲱和黄瓜，然后是一客童子鸡与油炸玉米馅饼，接着又有灰背野鸭和醋栗酱和蛋黄汁芹菜。午饭吃三明治、喝茶的莱特布赖先生，晚餐却吃得从容不迫、专心致志，并坚持让他的客人也照此办理。终于，收场的礼节完成之后，撤掉桌布，点着雪茄，莱特布赖先生把酒瓶向西面一推，身体在椅子里朝后一靠，无拘无束地向身后的煤火舒展开后背，然后说道：“全家人都反对离婚，我认为这很正确。”
阿切尔即刻觉得自己站在了争论的另一方。“可这是因为什么呢，先生？假如有个案子——”
“唉，案子有什么用？她在这里——他在那里，大西洋隔在他们中间。除了他自愿给她的，多一美元她也绝对要不回来，他们那该死的异教婚姻财产处理法规定得明明白白。按那边的情形，奥兰斯基做得已经很慷慨了：他本来可以一个铜板都不给就把她撵走的。”
年轻人明白这一点，缄口无言了。
“可是我知道，”莱特布赖接下去说，“她对钱的问题并不重视。所以，就像她的家人所说的，干吗不听其自然呢？”
阿切尔一小时之前到他家来的时候，与莱特布赖先生的意见完全一致，但这些话一从这个酒足饭饱、冷漠自私的老人口中讲出来，却突然变成全神贯注地防范不愉快事情出现的上流社会伪善者的腔调。
“我想这事该由她自己决定。”
“唔——假如她决定离婚，你考虑过事情的后果吗？”
“你是说她丈夫信中的威胁？那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发怒的恶棍含含糊糊的指控罢了。”
“不错；可假如他真要进行抗辩，却有可能造成不愉快的口实。”
“不愉快的——！”阿切尔暴躁地说。
莱特布赖先生诧异地挑起眉毛看着他，年轻人意识到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等于徒劳。他的上司接着说：“离婚永远是不愉快的。”他默认地点了点头。
莱特布赖先生沉默地等了一会儿又问道：“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那当然，”阿切尔说。
“这么说，我可以依靠你，明戈特家可以依靠你，运用你的影响反对这个主意了。”
阿切尔犹豫了。“会见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之前，我还不能打保票，”他终于说。
“阿切尔先生，我不理解你。难道你想和一个即将有离婚诉讼丑闻的家庭结亲吗？”
“我认为那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莱特布赖先生放下酒杯，盯着他的年轻合伙人，审慎、忧虑地瞅了一眼。
阿切尔明白他在冒被收回成命的风险。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他并不喜欢那种前景。既然任务已经交给了他，他就不打算放弃它了，而且，为了防止那种可能，他明白必须让这位代表明戈特一家法律信仰的缺乏想像力的老人放下心来。
“你可以放心，先生，不先向你汇报我是不会表态的；我刚才的意思是，我在听取奥兰斯卡夫人的想法之前，不愿发表意见。”
莱特布赖先生对这种称得上纽约优秀传统的过分谨慎赞许地点了点头。年轻人瞥了一眼手表，便借口有约，告辞而去。
12
老派的纽约上流社会一般在7点钟吃晚饭，饭后走访的习惯虽然在阿切尔这伙人中受到嘲笑，但仍然广泛流行。年轻人从韦弗利广场漫步沿第五大街上行，漫长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辆马车停在里吉·奇弗斯家门前（他家在为公爵举行宴会）。偶尔有一个身穿厚外套、戴着手套的老绅士的身影登上一所棕石住宅的门阶，消失在煤气灯光明亮的门厅里。当阿切尔穿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他见到老杜拉克先生正去拜访他的表亲达戈内特夫妇；在西10街转弯处，看见了他事务所的斯基沃思先生，此人显然正要去拜访拉宁小姐。沿第五大街再上行一段，他又看见博福特出现在自家的门阶上，在明亮的灯光下，黑色的身影十分突出。博福特走下台阶进了他的私人马车，朝一个秘密的、很可能是不宜说出的目的地驶去。今晚没有歌剧演出，也没有人举办宴会，所以博福特的外出无疑带有偷偷摸摸的性质。阿切尔在心中把它与列克星顿大街远处的一所小住宅联系起来，那所房子里前不久才出现了饰有缎带的窗帘和花箱，在它新油漆过的门前，经常可以见到范妮·琳的淡黄色马车等在那儿。
在构成阿切尔太太的圈子的又尖又滑的小金字塔外面，有一个地图上很可能没有标记的区域，里面住着画家、音乐家和“搞写作的人”。人类的这一部分散兵游勇从来没有表示过与上流社会结构融为一体的愿望。尽管人们说他们生活方式奇特，但他们大多数人都还品行端正，只不过不喜欢与人往来。梅多拉·曼森在她兴旺时期曾创办过一个“文学沙龙”为基础的人道主义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联系，，但不久便因为文人们不肯光顾而销声匿迹。
其他人也做过相同的尝试，其中有个姓布兰克的家庭——一位热情健谈的母亲和三个紧步其后尘的邋遢女儿。在她们家可以见到埃德温·布思、帕蒂和威廉·温特，还有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新演员乔治·里格诺尔德，几个刊物编辑，以及音乐与文学评论家。
阿切尔太太与她那个小圈子对这些文化人感到有点畏惧：他们为人古怪，捉摸不透，而且在他们生活与思想的背景中有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姓阿切尔的这个阶层对文学与艺术非常看重，阿切尔太太总是不遗余力地告诉孩子们；过去，社交界包括了华盛顿·欧文、费兹一格林·哈勒克及写了《犯罪的小仙女》①的诗人这样的人物，那时候是多么有礼貌、有教养。那一代最有名的作家都是“绅士”，而那些继承他们事业的无名之辈或许也有绅士的情感，但他们的出身，他们的仪表和头发，以及他们与舞台及歌剧的密切关系，使得老纽约的准则对他们统统不适用了。
①美国浪漫诗人J。R。德雪克（1795——1820）的诗作。
“在我做姑娘的时候，”阿切尔太太经常说，“我们认识巴特利与运河街一带的每一个人，而且只有我们认识的人才有马车。那时判断一个人的身份易如反掌，现在可没法说了，我宁愿试都不试。”
惟独老凯瑟琳·明戈特有可能跨过了这道深渊，因为她没有道德偏见，且对那些敏感的差别持有与新贵们几乎相同的冷漠态度。然而她从未翻过一本书、看过一幅画，而且，她喜欢音乐也只是因为它使她回想起她在意大利时的那些狂欢之夜，她在杜伊勒里宫那段辉煌的日子。与她同样勇敢的博福特本来可能促成融合，但他那豪华住宅与穿丝袜的男仆成了非正式交际的障碍。而且他跟明戈特太太一样目不识丁，他认为“搞写作的人”不过是些拿了钱为富人提供享乐的家伙。而能够对他施加影响的那些富人，没有一个曾怀疑过这种观点。
纽兰·阿切尔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些事情，并把它们看作他那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他知道在有些上流社会里，画家。诗人、小说家、科学家、甚至大演员都像公侯一样受到追捧。过去他时常想象，置身于以谈论梅里美（他的《致无名氏的信》使他爱不释手）、萨克雷、布朗宁和威廉·莫里斯等大作家为主要话题的客厅里，会有怎样一种感觉，然而那种事在纽约是不可能的，想起来真令人不安。阿切尔认识很多“搞写作的人”、音乐家和画家。他在“世纪”或另一些刚成立的小型的音乐或戏剧俱乐部里与他们见面。在那儿，他欣赏他们，而在布兰克家中他却厌烦他们，因为他们和一些热情高涨、俗里俗气的女人混在一起，她们像捕获的怪物似的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甚至在他与内德·温赛特最兴奋的交谈之后，他总是觉得，如果说他的天地很小，那么他们的也不大，而要拓展任何一方的空间，惟一的途径是使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
他之所以想到这些事，是因为他想对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曾经生活过、忍受过——或许还品尝过其神秘的快乐的上流社会进行一番设想。他记得她曾怀着怎样的乐趣告诉他，她祖母明戈特和韦兰夫妇反对她住在专供“搞写作的人”居住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的街区。令她的家人反感的不是冒险，而是贫穷，但那种阴影她却早已忘记了，她以为他们是认为文学名声不好。
她本人对文学倒没有什么顾虑，她的客厅里（一般认为最不宜放书的地方）四处散乱的书籍虽然主要是小说作品，但像保罗·布尔热、休斯曼及龚古尔兄弟这些新名字都曾引起阿切尔的兴趣。他一边思考着这些事情一边走到了她的门前，又一次意识到她反转他的价值观的奇妙方式，意识到如果他要在她目前的困境中发挥作用，必须设想自己进入与过去有着惊人差别的境界。
纳斯塔西娅开了门，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门厅的凳子上放着一件貂皮村里的外套，上面摆着一顶折叠的深色丝制歌剧礼帽，衬里有“J。B。”两个金字，还有一条丝巾。这几件贵重物品一准是朱利叶斯·博福特的财产。
阿切尔愤怒了：他非常气愤，差一点要在名片上划几个字一走了之。但他随即想起在给奥兰斯卡写便函的时候，由于过于审慎而没有讲希望私下见她的话，因此，如果她已经向别的客人敞开了大门，这只能怪他自己。于是他昂首走进客厅，决心要让博福特感到他在这儿碍手碍脚，从而把他挤走。
银行家正倚着壁炉架立着，炉架上挂着一块旧的刺绣帷慢，由几个枝形铜烛台压住，烛台里盛着发黄的教堂用的蜡烛。他挺着胸脯，两肩靠在炉架上，身体的重量支撑在一只穿漆皮鞋的大脚上。阿切尔进屋时他正面带笑容低头看着女主人，她坐在一张与烟囱摆成直角的沙发上。一张堆着鲜花的桌子在沙发后面形成一道屏障，年轻人认得出那些兰花与杜鹃是来自博福特家温室的赠品。奥兰斯卡夫人面朝鲜花半倚半坐，一只手托着头，她那宽松的袖筒一直把胳臂露到肘部。
女士们晚上会客通常都穿一种叫做“晚餐便装”的衣服：一件鲸须丝做的紧身内衣，领口很小，用花边的皱褶填在开口处，贴紧的袖子上带一个荷叶边，刚好露出手腕，以展示金手镯或丝带。而奥兰斯卡夫人却不顾习俗，穿了一件红丝绒的长睡袍，睡袍上端是光滑的黑毛皮镶边，环绕下巴一周并顺着前胸垂下来。阿切尔记起他最近一次访问巴黎时曾见过新画家卡罗勒斯·杜兰——他的轰动了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一幅画像，上面那位夫人就穿了一件这种像刀鞘一样的浓艳睡袍，下巴偎依在毛皮中。晚上在气氛热烈的客厅里穿戴毛皮，再加上围拢的脖颈和裸露的手臂，给人一种任性与挑逗的感觉。但不可否认，那效果却十分悦人。
“哎呀，太好了——到斯库特克利夫呆整整3天！”阿切尔进屋时博福特正以嘲笑的口吻大声说。“你最好带上所有的毛皮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