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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太好了——到斯库特克利夫呆整整3天！”阿切尔进屋时博福特正以嘲笑的口吻大声说。“你最好带上所有的毛皮衣服，外加一个热水瓶。”
“为什么？那房子很冷吗？”她问道，一面向阿切尔伸出左手，那诡秘的样子仿佛表示期待他去吻它。
“不是房子冷，而是女主人冷，”博福特说着，一面心不在焉地朝年轻人点点头。
“可我觉得她很好，是她亲自来邀请我的，奶奶说我当然一定得去。”
“奶奶当然会那样说。我看，你要是错过下星期天我为你安排的德尔莫尼柯家小型牡蛎晚餐，那真是太可惜了，坎帕尼尼、斯卡尔奇，还有好多有趣的人都会去呢。”
她疑惑地看看银行家，又看看阿切尔。
“啊——我真想去！除了在斯特拉瑟斯太太家的那天晚上，我来这儿以后一位艺术家还没见过呢。”
“你想见什么样的艺术家？我认识两个画家，人都很好，假如你同意，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阿切尔冒昧地说。
“画家？纽约有画家吗？”博福特问，那口气表示，既然他没有买他们的画，他们就不可能算是画家。奥兰斯卡夫人面带庄重的笑容对阿切尔说：“那太好了。不过我实际上指的是戏剧艺术家。歌唱家、演员、音乐家等。在我丈夫家里老是有很多那种人的。”
她讲“我丈夫”时，好像根本没有什么不祥的东西与这几个字相关，而且那口气几乎是在惋惜已失去的婚姻生活的快乐。阿切尔困惑地看着她，不知她是出于轻松还是故作镇静，才在为解除婚姻而拿自己的名誉冒险时如此轻易地提到了它。
“我就是认为，”她接下去对着两位男士说，“出乎意料的事才更加令人愉快。天天见同一些人也许是个错误。”
“不管怎么说，是太沉闷了；纽约真是沉闷得要死，”博福特抱怨说。“而正当我设法为你活跃一下气氛时，你却让我失望。听我说——再好好想一想吧！星期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坎帕尼尼下周就要到巴尔的摩和费城去。我有个幽静的地方，还有一架斯坦韦钢琴，他们会为我唱个通宵。”
“太妙了！让我考虑考虑，明天上午写信告诉你行吗？”
她亲切地说，但话音里有一点收场的暗示。博福特显然感觉到了，但由于不习惯遭人拒绝，他仍站在那儿盯着她，两眼之间凝成一道顽固的皱纹。
“干吗不现在呢？”
“这个问题太重要啦，时间又这么晚了，我不能仓促决定呀。”
“你认为时间很晚了吗？”
她冷冷地回视他一眼说：“是的；因为我还要同阿切尔先生谈一会儿正事。”
“噢，”博福特生气道。她的语气里没有一点恳求的意味，他轻轻耸了耸肩，恢复了镇静。他拉起她的手，熟练地吻了一下，到了门口又大声喊道：“听我说，纽兰，假如你能说服伯爵夫人留在城里，你当然也可一块儿去吃晚饭。”说完，他迈着傲慢有力的脚步离开了客厅。
有一会儿功夫，阿切尔以为莱特布赖先生一定已把他来访的事告诉了她；不过她接着说的毫不相干的话又改变了他的想法。
“这么说，你认识画家？你对他们的环境很熟悉？”她带着好奇的目光问道。
“哦，不完全是这样。我看艺术家们在这里没有什么环境，哪一个都没有。他们更像一层薄薄的外缘。”
“可你喜欢这类东西吗？”
“非常喜欢。我在巴黎和伦敦的时候，从不放过一次展览。我尽量跟上潮流。”
她低头看着从她那身绸缎长裙底下露出来的缎靴的靴尖。
“我过去也非常喜欢：我的生活里充满了这些东西。可现在，我想尽量不去喜欢它们。”
“你想尽量不去喜欢？”
“不错，我想全部放弃过去的生活，变得跟这里每个人完全一样。”
阿切尔红了脸说：“你永远也不会跟这里的每个人一样。”
她抬起端正的眉毛，停了一会儿说：“啊，别这样说。你若是明白我多么讨厌与众不同就好了！”
她的脸变得像一张悲剧面具那样忧郁。她向前躬了躬身子，用两只纤瘦的手紧紧抱住双膝，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投向了神秘的远方。
“我想彻底摆脱过去的生活，”她坚决地说。
他等了一会，清了清喉咙说：“我知道。莱特布赖先生对我讲了。”
“啊？”
“我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他让我来——你知道，我在事务所工作。”
她看上去有点意外，接着，眼睛里又露出喜色。“你是说你可以为我处理这件事？我可以跟你谈，不用跟莱特布赖先生？啊，这会轻松多了！”
她的语气感动了他，他的信心也伴随自我满足而倍增。他发觉她对博福特讲有正经事要谈纯粹是为了摆脱他。而赶走博福特不啻是一种胜利。
“我来这儿就是谈这件事的，”他重复说。
她坐着沉默不语，脑袋依然由放在沙发背上的一只胳臂支撑着。她的脸看上去苍白、黯淡，仿佛被那身鲜红的衣服比得黯然失色了。他突然想到她是个可悲甚至可怜的人。
“现在我们要面对严酷的事实了，”他想，同时感到自己心中产生了他经常批评他母亲及其同龄人的那种本能的畏缩情绪。他处理例外情况的实践真是太少了！连其中所用的词汇他都不熟悉，仿佛那些话都是用在小说当中或舞台上的。面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他觉得像个小男孩似的局促不安。
停了一会儿，奥兰斯卡夫人出乎意料地感情爆发了。“我想获得自由，我想清除过去的一切。”
“我理解。”
她脸上露出喜色。“这么说，你愿意帮我了？”
“首先——”他迟疑地说，“也许我应该了解多一点。”
她似乎很惊讶。“你了解我丈夫——我跟他的生活吧？”
他做了个认可的手势。
“哎——那么——还有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难道可以容忍那种事情吗？我是个新教徒——我们的教会并不禁止在这种情况下离婚。”
“当然不。”
两个人又都默不作声了。阿切尔觉得奥兰斯基伯爵那封信像幽灵一样在他俩中间讨厌地做着鬼脸。那封信只有半页，内容正如他同莱特布赖谈到时所说的那样：一个发怒的恶棍含糊其辞的指责。然而在它背后有多少事实呢？只有奥兰斯基伯爵的妻子能说清楚。
“你给莱特布赖先生的文件我已经看了一遍，”他终于说道。
“唔——还有比那更讨厌的东西吗？”
“没有了。”
她稍稍改换一下姿势，抬起一只手遮住她的眼睛。
“当然，你知道，”阿切尔接着说，“假如你丈夫要想打官司——像他威胁的那样——”
“是吗——？”
“他可能讲一些——一些可能不愉——对你不利的事情：公开讲出来，被到处传播，伤害你，即使——”
“即使——怎么样？”
“我是说：不论那些事情多么没有根据。”
她停顿了很长一会。他不想眼睛一直盯在她遮住的脸上，因而有充足的时间把她放在膝盖上的另一只手精确的形状铭刻在心里，还有无名指及小指上那3枚戒指的种种细节；他注意到其中没有订婚戒指。
“那些指责，即便他公之于众，在这里对我能有什么危害呢？”
他差一点就要大声喊出：“我可怜的孩子——在这儿比任何地方危害都大呀！”然而，他却用他自己听起来都像莱特布赖先生的口气回答说：“与你过去居住的地方相比，纽约社交界是个很小的天地。而且，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它被少数——思想守旧的人统治着。”
她一语不发，他接着说：“我们关于结婚、离婚的思想特别守旧，我们的立法支持离婚——而我们的社会风俗却不。”
“决不会支持？”
“唔——决不会，只要那位女子有一点点不利于她的表面现象，只要她由于任何违背常规的行为而使自己受到——受到含沙射影的攻击——不管她受到怎样的伤害，也不管她多么无可指责。”
她的头垂得更低了，他又处于等待之中，紧张地期待一阵愤怒的爆发，或至少是短短一声表示抗议的喊叫。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一个小旅行钟得意似地在她近旁嘀嗒直响，一块木柴烧成两半，升腾起一片火星，寂静的客厅仿佛在忧虑地与阿切尔一起默默地等待着。
“不错，”她终于嗫嚅道，“我的家人对我就是这样说的。”
他皱起眉头说：“这并不奇怪——”
“是我们的家人，”她纠正自己的话说；阿切尔红了脸。“因为你不久就是我的表亲了，”她接着温柔地说。
“我希望如此。”
“你接受他们的观点吗？”
听了这话，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踱步，两眼茫然地盯住一幅衬着旧红锦缎的画像，然后又犹豫不决地回到她身边。他无法对她说：“是的，假如你丈夫暗示的情况是真的，或者你没有办法驳斥它。”
他正要开口，她却接着说：“你要说真心话——”
他低头望着炉火说：“好吧，我说真心话——面对一堆可能——不，肯定——会引起的肮脏闲话，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可我的自由——难道就无所谓了吗？”
这时，他忽然想到，信中的指责是真的，她确曾想嫁给和她一起犯罪的那个人。假如她真有过那么一个计划，国法是不会容许的。可他该怎么告诉她呢？仅仅由于怀疑她有那种想法，就已使他对她严厉、不耐烦起来。“可你现在不是跟空气一样地自由吗？”他回答说。“谁能碰你一下呢？莱特布赖先生对我说，经济问题已经了断——”
“噢，是的，”她漠然地说。
“既然如此，再去招惹有可能无穷无尽的痛苦与不快，这值得吗？想一想那些报纸有多么恶毒！那完全是愚蠢的、狭隘的、不公正的——可谁也无法改变社会呀。”
“不错，”她默认地说。她的声音那样轻、那样凄凉，突然使他对自己那些冷酷的想法感到懊悔。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几乎总是要成为所谓集体利益的牺牲品：人们对维系家庭的任何常规都抱住不放——假如有什么常规，那也就是保护儿童。’他漫无边际地说下去，把跑到嘴边的陈词滥调统统倒出来，极力想掩盖她的沉默似乎已经暴露无遗的丑恶事实。既然她不肯或者不能说出一句澄清事实的话，那么，他的希望就是别让她以为他是想刺探她的秘密。按照老纽约精明老到的习惯，对于不能治愈的伤口，与其冒险揭开，还不如保持原状为好。
“我的职责是帮助你，使你能像那些最喜爱你的人一样看待这些事情，”他接着说。“像明戈特夫妇、韦兰夫妇、范德卢顿夫妇，你所有的亲戚朋友：假如我不实事求是地向你说明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的，那我就是不公平了，不是吗？”他急于打破那令人惊恐的沉默，几乎是在恳求她似地，滔滔不绝地说着。
她慢声慢气地说：“是的，那会不公平的。”
炉火已经暗淡，一盏灯咯咯响着请求关照。奥兰斯卡夫人起身把灯头拧上来，又回到炉火旁，但没有重新就坐。
她继续站在那儿，似乎表示两个人都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阿切尔也站了起来。
“很好；我会照你希望的去做，”她突然说。热血涌上了他的额头，被她突然的投降吓了一跳，他笨拙地抓起她的双手。
“我——我真的想帮助你，”他说。
“你是在帮助我。晚安，我的表弟。”
他俯身将嘴唇放在她的手上，那双手冷冰冰地毫无生气。她把手抽开，他转身向门口走去，借着门厅暗淡的灯光找到他的外套和礼帽，然后便走进了冬季的夜色中，心中涌出迟到的滔滔话语。
13
这天晚上华莱剧院十分拥挤。
上演的剧目是《肖兰》①，戴思·鲍西考尔特担任同名男主角，哈里·蒙塔吉和艾达·戴斯扮演一对情人。这个受人赞赏的英国剧团正处于鼎盛时期，《肖兰》一剧更是场场爆满。顶层楼座观众的热情袒露无遗；在正厅前座和包厢里，人们对陈腐观念与哗众取宠的场面报之一笑能直接把握绝对统一体的“绝对经验”。声称只有诉诸于神秘，他们跟顶层楼座的观众一样欣赏此剧。
①美国剧作家D。鲍西考尔特写的戏剧。
剧中有一个情节对楼上楼下的观众都特别有吸引力。那是哈里·蒙塔古与戴斯小姐告别的伤心场面，两人简短的对话之后，他向她道别，转身要走。站在壁炉近旁、低头望着炉火的女演员穿的开司米连衣裙没有流行的环形物。连衣裙紧贴她高挑的身体，在她的脚部飘垂下来，形成了长长的曲线。她脖颈上围了一条窄窄的黑丝带，丝带的两端垂在背后。
她的求婚者转身离开她之后，她把两臂支在壁炉台上，低头用双手捂住了脸。他在门口停下来看她，接着又偷偷回来，抓起丝带，吻了一下，离开了屋子，而她却没听见他的动静，也没有改变姿势。帷幕就在静悄悄的分手场面中徐徐降下了。
阿切尔一直都是为这一特殊的场景去看《肖兰》这个剧的。他觉得，蒙塔古与艾达·戴斯所演的告别这一幕大美了，比他在巴黎看过的克罗塞特与布雷森特的表演、或在伦敦所看的马奇·罗伯逊与肯德尔的表演一点也不逊色。这一场面的含蓄、其无言的悲哀，比那些最著名的戏剧道白更使他感动。
这天晚上，这一小小的场面由于使他回想起——他不知为什么——他对奥兰斯卡夫人的告别而愈发感人。那是发生在大约一周之前，他们两人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
两个场面之间很难找到相似之处，相关人物的容貌也毫无共同点。纽兰·阿切尔不敢妄称自己与那位仪表堂堂、年轻浪漫的英国演员有一点儿相像，而戴斯小姐是位身材高大的红发女子，她那张苍白可爱的丑脸也完全不同于埃伦·奥兰斯卡楚楚动人的颜容。阿切尔与奥兰斯卡夫人更不是在心碎的无言中分手的情人，他们是委托人与律师，经过交谈之后分手，而且交谈又使得律师对委托人的情况产生了最糟糕的印象。那么，两者之间有何相似之处，能使年轻人回想时激动得如此怦然心跳呢？原因似乎在于奥兰斯卡夫人那种神秘的天赋：她能让人联想到日常经验之外种种动人的悲剧性的东西。她几乎从来没说过一句会使他产生这种印象的话；这是她的一种内在气质——不是她神秘的异国背景的投影，便是她身上一种非同寻常的、感人肺腑的内在精神的外化。阿切尔一向倾向于认为，对于人们的命运而言，与逆来顺受的性格倾向相比，机遇与环境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种倾向他从一开始就在奥兰斯卡夫人身上察觉到了，那位沉静的、几乎是消沉的年轻女子给他的印象恰恰就是那种必定会发生不幸的人，不论她怎样退缩，怎样特意回避。有趣的是她曾经生活在戏剧性非常浓烈的氛围之中，以致使她自己那种引发戏剧性事件的性情却隐而不现了。正是她那种处变不惊的态度使他意识到她曾经受过大风大浪：她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物就能说明她曾经反抗过的东西。
阿切尔离开她的时候深信奥兰斯基伯爵的指责并非没有根据，那个在他妻子过去的生活中扮演“秘书”角色的神秘人物，在帮助她逃亡后大概不会得不到报偿。她逃离的那种环境是不堪忍受的，难以形容、难以置信的。她年纪轻轻，吓坏了，绝望了——还有什么比感激救援者更顺理成章的呢？遗憾的是，在法律与世人的眼中，她的感激却将她置于与她可恶的丈夫同等的地位。阿切尔已经按照他的职责让她明白了这一点，他还让她明白了，心地单纯而又善良的纽约上流社会——她显然对它的仁爱抱了过高的期望——恰恰是一个她休想得到丝毫宽容的地方。
被迫向她讲明这一事实——而且目睹她决然地加以接受——曾使他感到痛苦不堪。他觉得自已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妒忌与同情引向她一边，仿佛她默认的错误将她置于他的掌握之中，既贬低了她，却又使她让人喜爱。他很高兴她是向他披露了她的秘密，而不是面对莱特布赖先生冷冰冰的盘问，或者家人尴尬的众目睽睽。他紧接着便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向双方保证，她已经放弃了谋求离婚的主意，而她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她认识到那样做徒劳无益。他们听后感到无限欣慰，便不再谈论她本来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愉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