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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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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阐释名著似乎是他做丈夫的特权。仅仅在今天下午,梅·韦兰才让他猜出她对他感到“中意”(纽约人尊崇的未婚少女认可的用语),而他的想象却早已跃过了订婚戒指、订婚之吻以及走出卢亨格林教堂的婚礼行列,构画起古老欧洲某个令人心醉的场景中她偎依在他身旁的情景了。

  他决不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太太是个呆子。他要让她(由于他朝夕相伴的启蒙)养成一种圆通的社交能力,随机应变的口才,能与“年轻一代”那些最有名气的已婚女子平起平坐。在那些人中间,一条公认的习俗是,既要卖弄风情,引起男人的热情,同时又要装聋作哑,不让他们得寸进尺。假如他早一些对他的虚荣心进行深入的探索(有时候他几乎已经做到了),他可能早已发现那儿有个潜藏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妻子跟那些已婚女士一样地世故圆通,一样地渴望取悦他人。那些太太们的妩媚曾使他心醉神迷,让他度过了两个稍显焦虑的年头——当然,他没露出一丁点脆弱的影子,尽管那险些毁了他这位不幸者的终生,并且整整一个冬天搅乱了他的计划。

  至于如何创造出这火与冰的奇迹,又如何在一个冷酷的世界上支撑下去,他可是从来没有花时间想过;他只是满足于不加分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也是所有那些精心梳了头发。穿白背心、扣洞里别鲜花的绅士们的观点。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俱乐部包厢,友好地和他打招呼,然后带着批评的眼光把望远镜对准了作为这个制度产物的女士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纽兰·阿切尔觉得自己比老纽约上流阶层这些精选的标本明显要高一筹:他比这帮人中任何一位大概都读得多、思考得多,并且也见识得多。单独来看,他们都处于劣势,但凑在一起,他们却代表着“纽约”,而男性团结一致的惯例使他在称作道德的所有问题上都接受了他们的原则。他本能地感到,在这方面他若一个人标新立异,肯定会引起麻烦,而且也很不得体。

  “哎哟——我的天!”劳伦斯·莱弗茨喊道,突然把他的小望远镜从舞台的方向移开。就总体而言,劳伦斯·莱弗茨在“举止”问题上是纽约的最高权威。他研究这个复杂而诱人的问题花费的时间大概比任何人都多。单只研究还不能说明他驾轻就熟的全才,人们只需看他一眼——从光秃秃的前额斜面与好看的金黄胡髭的曲线,到那瘦削优雅的身体另一端穿漆皮鞋的长脚——便会觉得,一个知道如何随便地穿着如此贵重的衣服并保持极度闲适优雅的人,在“举止”方面的学识一定是出自天赋。正如一位年轻崇拜者有一次谈起他时所说的:“假如有谁能告诉你什么时间打黑领带配夜礼服恰到好处,什么时候不行,那么,这个人就是劳伦斯·莱弗茨。”至于网球鞋与漆皮“牛津”鞋孰优孰劣的问题,他的权威从未有人提出过怀疑。

  “我的上帝!”他说,接着默默地将望远镜递给了老西勒顿·杰克逊。

  纽兰·阿切尔随着莱弗茨的目光望去,惊讶地发现他的感叹是因为一个陌生的身影进入明戈特太太的包厢而引起的。那是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比梅·韦兰略矮一点,棕色的头发在鬓角处变成浓密的发鬈,用一条钻石窄带固定住。这种发型使她具有一种时下称作“约瑟芬式”的模样,这一联想在她那件深蓝色丝绒晚礼服的款式上得到了印证,那礼服用一条带老式大扣子的腰带在她胸下十分夸张地挽住。她穿着这一身奇特的衣服,十分引人注目,可她似乎一点儿也未发觉。她在包厢中间站了一会,与韦兰太太讨论占据她前排右面角落座位的礼节问题,接着便莞尔听命,与坐在对面角落里的韦兰太太的嫂嫂洛弗尔·明戈特太太在同一排就坐。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小望远镜还给了劳伦斯·莱弗茨。全俱乐部的人都本能地转过脸,等着听这位老者开讲。因为正如劳伦斯·莱弗茨在“举止”问题上那样,老杰克逊先生在“家族”问题上是最高权威。他了解纽约那些堂、表亲戚关系的所有支派;不仅能说清诸如明戈特家族(通过索利家族)与南卡罗来纳州达拉斯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上一支费城索利家族与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族(决不会与大学区的曼森·奇弗斯族混淆)复杂的亲缘,而且还能列举每个家族的主要特点。比如莱弗茨家年轻一代(长岛那些人)无比吝啬;拉什沃斯一家极其愚蠢,总是在婚配问题上犯下致命错误;再如,阿尔巴尼·奇弗斯家每隔一代就会出现一个神经病,他们纽约的表兄妹一直拒绝与之通婚——惟独可怜的梅多拉·曼森是个不幸的例外,她——人所共知……而她的母亲本来就是拉什沃斯家的人。

  除了这种家族谱系的丰富知识之外,西勒顿·杰克逊在凹陷狭窄的两鬓之间、柔软浓密的银发下面,还保存着郁结在纽约社会平静表层底下的最近50年间多数丑闻与秘史的记录。他的信息的确面广量大,他的记忆的确精确无误,所以人们认为惟有他才能说出银行家朱利叶斯·博福特究竟是何许人,老曼森·明戈特太太的父亲、漂亮的鲍勃·斯派塞的结局究竟如何。后者结婚不到一年,就在一位美丽的西班牙舞蹈演员登船去古巴的那一天神秘地失踪了(带着一大笔委托金),她在巴特利的老歌剧院曾令蜂拥的观众欢欣鼓舞。不过这些秘闻——还有许多其他的——都严严实实锁在杰克逊先生心中。因为,不仅强烈的道义感不许他重复别人私下告诉他的任何事情,而且他十分清楚,谨慎周到的名声会给他更多的机会,以便查明他想了解的情况。

  所以,当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小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俱乐部包厢的人带着明显的悬念等待着。他用布满老筋的眼睑下那双朦胧的蓝眼睛默默地审视一番那伙洗耳恭听的人,然后若有所思地抖动一下胡髭,仅仅说了一句:“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2

  在这个短暂的插曲中间,纽兰·阿切尔陷入一种奇怪的尴尬境地。

  讨厌的是,如此吸引着纽约男性世界全部注意力的包厢竟是他未婚妻就坐的那一个,她坐在母亲与舅妈中间。他一时竟认不出那位穿着法国30年代服装的女士,也想象不出她的出现为什么会在俱乐部会员中引起如此的兴奋。接着,他明白过来区别仅仅是“纯粹经验”本身之内的区别;企图超出唯物论,并随之产生一阵愤慨。的确,没有人会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然而他们这样做了。毫无疑义,他们是这样做了;因为阿切尔身后低声的评论使他心中没有丝毫怀疑,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梅·韦兰的表姐,那位家里人一直称作“可怜的埃伦·奥兰斯卡”的表姐。阿切尔知道她一两天前突然从欧洲回来了,甚至还听韦兰小姐(并非不满地)说过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映了革命阶级和进步势力的,她已经去看过可怜的埃伦了。她住在老明戈特太太那儿。阿切尔完全拥护家族的团结。他最崇拜的明戈特家族的品德之一,就是他们对家族中出的几个不肖子弟的坚决支持。他并不自私,也不是小鸡肚肠;他未来的妻子没有受到假正经的局限,能(私下)善待她不幸的表姐,他还为此感到高兴。然而,在家庭圈子内接待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一回事,把她带到公共场所,尤其是歌剧院这样的地方,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就在那位年轻姑娘的包厢里,她与他纽兰·阿切尔的订婚消息几周之内就要宣布。是的,他的感觉与老西勒顿·杰克逊一样:他没想到明戈特家的人会摆出这种架式!

  他当然知道,男人敢做的任何事(第五大街范围之内),老曼森·明戈特太太这位女族长都敢做。他一向崇拜这位高大刚毅的老夫人,尽管她原来不过是斯塔腾岛的凯瑟琳·斯派塞,有一位神秘的名誉扫地的父亲解释者,只有认识并发现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征服自然,变,那件事无论金钱还是地位都难以让人们忘记。然而,她却与富有的明戈特家族的领头人联了姻,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个意大利侯爵,一个英国银行家),并且在中央公园附近无法插足的荒地里建了一所乳白色石头大宅院(正值棕色沙石仿佛像下午的长礼服那样青一色的时候),从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明戈特太太的两个外籍女儿成了一则神话故事。她们从不回来看望母亲。母亲依恋故土且身体肥胖,像许多思想活跃意志专横的人那样,一直达观地留在家中,而那幢乳白色的房子(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人旅馆建造的)却成了她大无畏精神的见证。她在里面登上宝座,平静地生活在独立战争前的家具与路易·拿破仑杜伊勒利宫(她中年时曾在那儿大出风头)的纪念品中间主要人物均为浙江永嘉人,故名。其学主礼乐制度,求见之,仿佛住在34街以北、用开得像门一样大的法式窗户代替推拉式吊窗丝毫不足为怪似的。

  人人(包括西勒顿·杰克逊先生)都一致认为,老凯瑟琳从没拥有过美貌,而在纽约人眼中,美貌是成功的保证,也可作为某些失败的借口。不友善的人们说枢,山西平遥人。早年受李大钊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像她那位大英帝国的同名女人①一样,她获得成功靠的是意志力量与冷酷心肠,外加一种由于私生活绝对正派而使她在一定程度上免遭非议的傲慢。曼森·明戈特先生去世的时候她只有28岁。出于对斯派塞家族的不信任,他用一条附加条款“冻结”了自己的遗产。他那位年轻、果敢的遗孀大无畏地走着自己的路,她无拘无束地混迹在外国的社交界,把女儿嫁到天知道何等腐化时髦的圈子里,与公爵大使们开怀畅饮,与教皇政治家亲密交往,款待歌剧演员,并做了芭蕾名门之后塔戈里奥尼夫人的密友。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首先宣布的),关于她的名声却从没有一句口舌。这是她惟一一点,他总是接着说,与以前那位凯瑟琳的不同之处。

  ①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王后。

  曼森·明戈特太太早已解冻了丈夫的财产,并殷殷实实地活了半个世纪。早年困境的记忆使她格外节俭,虽然她在买衣服或添置家具时总是关照要最好的,但却舍不得为餐桌上瞬间的享乐过多破费。所以,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她的饭菜跟阿切尔太太家一样差,她的酒也不能为之增光添彩。亲戚们认为,她餐桌上的吝啬损害了明戈特家的名誉——它一向是与吃喝讲究连在一起的。然而人们还是不顾那些“拼盘”与走味的香摈,继续到她家来。针对她儿子洛弗尔的劝告(他企图雇佣纽约最好的厨师以恢复家族的名誉),她常常笑着说:“既然姑娘们都嫁出去了,我又不能用调味品,一个家庭用两个好厨师还有什么用?”

  纽兰·阿切尔一面沉思着这些事情,又把目光转向了明戈特包厢。他见韦兰太太与她的嫂嫂正带着老凯瑟琳向族人灌输的那种明戈特家特有的自恃面对着组成半圆形的批评者。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由于知道他在看她),流露出事态严峻的意味。至于引起骚动的那一位,依然优雅地坐在包厢角落里,两眼凝视着舞台。由于身体前倾,她肩膀和胸部露得比纽约社会习惯看到的稍稍多了一点,至少在那些有理由希望不引起注意的女士们中间是如此。

  在纽兰·阿切尔看来,很少有什么事比与“品味”相悖更难堪的了。品味是一种看不见的神韵,“举止”仅仅是它直观的替代物与代表。奥兰斯卡夫人苍白而严肃的面孔,按他的想象是适合于这种场合及她的不幸处境的,但她的衣服(没有衣领)从那单薄的肩头坡下去的样式却令他震惊不安。他不愿设想梅·韦兰受到一个如此不顾品味和情趣的年轻女子的影响。

  “究竟——”他听到身后一个年轻人开口说(在靡菲斯特与玛莎的几场戏中,大家自始至终都在交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哦——她离开了他;谁也不想否认这一点。”

  “他是个可怕的畜牲,不是吗?”年轻人接着说,他是索利家族中一位直率的人,显然准备加入那位女士的护花使者之列。

  “一个糟糕透了的家伙;我在尼斯见过他,”劳伦斯·莱弗茨以权威的口气说。“老喝得半醉,苍白的面孔上露出讥笑——但脑袋倒很漂亮,不过眼睫毛太多。噢,我来告诉你他那德行:他不是跟女人在一起,就是去收集瓷器。据我所知,他对两者都不惜任何代价。”

  这话引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位年轻的护花使者说:“唔,可是——”

  “唔,可是,她跟他的秘书逃跑了。”

  “噢,我明白了。”护花使者的脸沉了下来。

  “可是,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听说她几个月后就独自住在威尼斯,我相信洛弗尔·明戈特那次出国是去找她的。他曾说她非常地不快活。现在没事了——不过在歌剧院里这样炫耀她却另当别论。”

  “也许,”那位小索利冒险地说,“她太不快活了,不会愿意一个人被晾在家里。”

  这话引来一阵无礼的笑声,年轻人脸色深红,竭力装出是想巧妙使用聪明人所说的“双关语”的样子。

  “唔——不管怎么说,把韦兰小姐带来总是令人费解,”有人悄悄地说,一面斜视了阿切尔一眼。

  “噢,这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嘛:肯定是老祖宗的命令,”莱弗茨笑着说。“老夫人要是干一件事,总要干得完全彻底。”

  这一幕结束了,包厢里一阵普遍的骚动。纽兰·阿切尔突然感到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要第一个走进明戈特太太的包厢,第一个向期望中的社交界宣布他与梅·韦兰的订婚消息,第一个去帮助她度过表姐的异常处境可能使她卷入的任何困难。这一冲动猛然间压倒了一切顾虑与迟疑,促使他匆匆穿过一节节红色走廊,向剧院较远的一端走去。

  进入包厢的时候,他的眼睛遇到了韦兰小姐的目光,而且他发现她立即明白了他的来意,尽管家族的尊严不允许她对他明讲——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美德。他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含而不露、稍显矜持的气氛中,年轻人觉得,他与她不用说一句话就能互相沟通,任何解释都不能使他们更加贴近。她的眼睛在说:“你明白妈妈为什么带我来。”他的眼睛则回答:“无论如何我都不肯让你离开这儿。”

  “你认识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太太与她未来的女婿握手时问道。按照引见给女士的习惯,阿切尔欠一下身子,没有伸出手;埃伦·奥兰斯卡轻轻低一下头,两只戴浅色手套的手继续握着那把大鹰毛扇子。与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打过招呼——她是个大块头的金发女人,穿一身悉索作响的缎子衣裙——他在未婚妻的身旁坐下,低声说:“我希望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吧?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要你允许我今晚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脸变成曙光般的玫瑰红色,她两眼发光地看着他。“如果你能说服妈妈的话,”她说,“不过,已经定了的事,干吗要改变呢?”他没有说话,只用眼睛做了回答。她信心更足地笑着补充说:“你自己告诉我表姐吧,我允许你。她说你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常和你一起玩耍。”

  她把椅子向后推了推,给他让出了路。阿切尔怀着一种让全场的人都能看见自己的举动的愿望,立刻示威性地坐到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边。

  “我们过去的确常在一起玩,不是吗?”她问道,一面用严肃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你那时是个很讨厌的男孩,有一次你在门后面吻了我,但那时我爱上的却是你的堂兄范迪·纽兰,可他从来不看我一眼。”她的目光扫视着那些马蹄形排列的包厢。“啊,这场面多让我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啊——我发现这里人人都穿灯笼裤或宽松裤,”她带着略微拖长的异国口音说,目光又回到他的脸上。

  这番话尽管表达的感情是令人愉快的,却竟然使他想到了威严的法庭,这一不相称的联想令年轻人感到震惊。而此时此刻,这个法庭就摆在她的面前,她的案子正在进行审理。没有什么东西比不合时宜的轻率更有伤大雅了。他有点生硬地回答说:“是啊,你离开这儿已经很久了。”

  “啊,好像有好几百年了。太久了,”她说,“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被埋掉了,而这方亲切的故土就是天堂。”说不清是什么理由,纽兰·阿切尔只觉得这样形容纽约社会就更加失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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