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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切尔太太见儿子用这样的方式证实她的推断，仅仅报之一笑。“可怜的埃伦，”她只这么说了一句，接着又同情地补充道：“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梅多拉·曼森对她进行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培养教育。在进入社交界的舞会上，居然让她穿黑缎子衣服，你又能指望她会怎样呢？”
“哎呀——她穿的那身衣服我还记得呢！”杰克逊先生说。他接着又补一句：“可怜的姑娘！”那口气既表明他记着那件事，又表明他当时就充分意识到那光景预兆着什么。
“真奇怪，”詹尼说，“她竞一直沿用埃伦这么个难听的名字。假若是我早就改成伊莱恩了。”她环顾一眼餐桌，看这句话产生了什么效果。
她哥哥失声笑了起来。“为什么要叫伊莱恩？”
“不知道，听起来更——更有波兰味，”詹尼涨红了脸说。
“这名字听起来太引人注意，她恐怕不会乐意，”阿切尔太太漠然地说。
“为什么不？”儿子插言道，他突然变得很爱争论。“如果她愿意，为什么就不能引人注意？她为什么就该躲躲闪闪，仿佛自己给自己丢了脸似的？她当然是‘可怜的埃伦’，因为她不幸结下了倒霉的婚姻。但我不认为她因此就得像罪犯一样躲起来。”
“我想，”杰克逊先生沉思地说，“这正是明戈特家的人打算采取的立场。”
年轻人脸红了。“我可没有必要等他们家的暗示——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先生。奥兰斯卡夫人经历了一段不幸的生活，这不等于她无家可归。”
“外面有些谣传，”杰克逊先生开口说，瞥了詹尼一眼。
“噢，我知道：是说那个秘书，”年轻人打断他的话说。“没关系，母亲，詹尼是大人了。人们不就是说，”他接下去讲，“是那个秘书帮她离开了把她当囚犯看待的那个畜牲丈夫吗？哎，是又怎么样？我相信，我们这些人遇到这种情况，谁都会这么干的。”
杰克逊先生从肩头斜视了一眼那位脸色阴沉的男仆说：“也许……那个佐料……就要一点，总之——”他吃了一口又说：“我听说她在找房子，打算住在这儿。”
“我听说她打算离婚，”詹尼冒失地说。
“我希望她离婚！”阿切尔大声地说。
这话像一块炸弹壳落在了阿切尔家高雅、宁静的餐厅里，阿切尔太太耸起她那优雅的眉毛，那根特殊的曲线表示：“有男仆——”而年轻人自己也意识到公开谈论这类私事有伤风雅，于是急忙把话题岔开，转而去讲他对明戈特老太太的拜访。
晚餐之后，按照自古以来的习惯，阿切尔太太与詹尼拖着长长的绸裙到楼上客厅里去了。当绅士们在楼下吸烟的时候，她们在一台带搂刻灯罩的卡索式灯旁，面对面地在一张黄檀木缝纫桌两边坐下，桌底下挂一个绿色丝绸袋，两人在一块花罩毯两端缝缀起来。那以鲜花铺底的罩毯是预定用来装饰小纽兰·阿切尔太太的客厅里那把“备用”椅子的。
这一仪式在客厅里进行的同时，在那间哥特式的图书室里，阿切尔正让杰克逊先生坐进火炉近处的一把扶手椅，并递给他一支雪茄。杰克逊先生舒舒服服坐在椅子里，信心十足地点着了雪茄（这是纽兰买的）。他把瘦削的脚踝朝煤炉前伸了伸，说：“你说那个秘书仅仅是帮她逃跑吗。亲爱的？可一年之后他仍然在继续帮助她呢。有人在洛桑亲眼看见他们住在一起。”
纽兰脸红了。“住在一起？哎，为什么不可以？假如她自己没有结束她的人生，又有谁有权去结束呢？把她这样年轻的女子活活葬送，而她的丈夫却可以与娼妓在一起鬼混。我痛恨这种伪善的观点。”
他打住话头，气愤地转过身去点着雪茄。“女人应当有自由——跟我们一样的自由，”他断然地说。他仿佛有了一种新的发现，而由于过分激动，还无法估量其可怕的后果。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把脚踝伸得离炉火更近一些，嘲讽地打了一个唿哨。
“嗯，”他停了一下说，“奥兰斯卡伯爵显然和你持相同的观点；因为我从未听说他动过一根指头去把妻子弄回来。”
6
这天晚上，杰克逊先生离开之后，两位女士回到她们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进了自己的书房。勤快的仆人已跟平时一样把炉火燃旺，调好了灯的光亮。屋子里放着一排排的书，壁炉炉台上放着一个个铜制与钢制的“击剑者”小雕像，墙上挂着许多名画的照片——这一切看起来格外温馨。
他坐进自己那把扶手椅时，目光落在梅·韦兰的一张大照片上，那是他们恋爱初期那位年轻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经取代了桌子上所有其他的画像。他带着一种敬畏的新感觉注视着她那坦诚的前额、庄重的眼睛，以及天真快乐的嘴巴。他就要成为这位年轻女子的灵魂监护人了著作，作为他归属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那熟悉的容貌回望着他；他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并非如他惯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在未知的大洋上的航行。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搅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信条，并使它们在他的脑海里危险地飘移。他个人的断言——“女人应当是自由的——跟我们一样自由”——击中了一个问题的要害，而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圈子里却一致认为是不存在的。“有教养”的女子，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都决不会要求他讲的那种自由始人是朗格和李普曼，后发展为若干支派，其中影响最大的，而像他这样心胸博大的男人却因此越发豪侠地——在激烈辩论中——准备把这种自由授与她们。这种口头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只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在它背后止是束缚世事、让人因袭守旧的不可动摇的习俗。不过，他在这里发誓为之辩护的未婚妻的表姐的那些行为，若是出现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即使请求教会和国家给她最严厉的惩罚也会是正当的。当然，这种两难的推测纯属假设；既然他不是个恶棍般的波兰贵族，现在假设他是，再来推断他妻子将有什么权力，这未免荒唐。然而纽兰·阿切尔想像力太强，难免不想到他与梅的关系也可能会由于远没有如此严重和明显的原因而受到损害。既然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是他的义务，而作为已到婚龄的姑娘，她的义务却是把过去的历史向他袒露，那么，两个人又怎能真正相互了解呢？假如因某种微妙的原因使他们两人互相厌倦、误解或发生不愉快，那该怎么办呢？他回顾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被认为是美满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哪怕一点点）符合他为自己与梅·韦兰构想的那种终生相伴的热烈而又温柔的友爱关系。他意识到，作为这种构想的前提条件——她的经验、她的多才多艺、她的判断自由——她早已被精心训练得不具备了。他预感地打了个冷颤，发现自己的婚姻变得跟周围大部分人完全相同：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就是一个彻底实现了这一令人羡慕的理想的丈夫。那位仪态举止方面的权威，塑造了一位给他最大方便的妻子。在他与别人的妻子频繁发生桃色事件大出风头的时刻，她却照常喜笑颜开，不知不觉，四处游说：“劳伦斯极其循规蹈矩。”有人在她面前提及朱利叶斯·博福特拥有纽约人所说的“外室”时（籍贯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常常如此），据说她气得脸都红了，并且把目光移开。
阿切尔设法安慰自己，心想他跟拉里·莱弗茨那样的蠢驴决不可同日而语，梅也不是可悲的格特鲁德那样的傻爪；然而这差别毕竟只是属于才智方面的，而不是原则性的。他们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用符号表示的天地里，在那里真实的事情从来不说、不做主张分明上下、贵贱、尊卑之序，以防同异相混。认为认识，甚至也不想，而只是用一套随心所欲的符号来表示；就像韦兰太太那样，她十分清楚阿切尔为什么催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的订婚消息（而且她确实也希望他那样做），却认为必须假装不情愿，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这颇似文化超前的人们开始阅读的关于原始人的书中描绘的情景：原始时代未开化的新娘是尖叫着被人从父母的帐篷里拖走的。
其结果必然是，处于精心策划的神秘体制中心的年轻姑娘因为坦诚与自信反而越发不可思议。她坦诚——可怜的宝贝——因为她没有什么需要隐瞒；她自信，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需要防范；仅仅有这点准备，一夜之间她便投身于人们含糊称谓的“生活常规”之中去了。
阿切尔真诚却又冷静地坠入爱河，他喜爱未婚妻光华照人的容貌、她的身体、她的马术、她在游戏中的优雅与敏捷，以及在他指导下刚刚萌发的对书籍与思想的兴趣。（她已经进步到能与他一起嘲笑《国王牧歌》，但尚不能感受《尤利西斯》与《食忘忧果者》的美妙。）她直爽、忠诚、勇敢，并且有幽默感（主要证明是听了他的笑话后大笑）。他推测，在她天真、专注的心灵深处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唤醒它是一种快乐。然而对她进行一番解剖之后，他重又变得气馁起来，因为他想到，所有这些坦率与天真只不过是人为的产物。未经驯化的人性是不坦率、不天真的，而是出自本能的狡猾，充满了怪僻与防范。他感到自己就受到这种人造的假纯洁的折磨。它非常巧妙地由母亲们、姑姨们、祖母们及早已过世的祖先们合谋制造出来——因为据认为他需要它并有权得到它——以便让他行使自己的高贵意志，把它像雪人般打得粉碎。
这些想法未免有些迂腐，它们属于临近婚礼的年轻人惯常的思考，不过伴随这些思考的往往是懊悔与自卑，但纽兰·阿切尔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他不想哀叹（这是萨克雷的主人公们经常令他恼怒的做法）他没有一身的清白奉献给他的新娘，以换取她的白壁无瑕。他不想回避这样的事实：假如他受的教养跟她一样，他们的适应能力就无异于那些容易上当的老好人。而且，绞尽脑汁也看不出有何（与他个人的一时寻欢与强烈的男性虚荣心不相干的）正当理由，不让他的新娘得到与他同样的自由与经验。
这样一些问题，在这样一种时刻，是必然会浮上他心头的；然而他意识到，它们那样清晰、那样令人不快地压在他的心头，全是因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来得不合时宜，使他刚好在订婚的时刻——思想纯净、前景光明的时刻——突然被推人丑闻的混浊漩涡，引出了所有那些他宁愿束之高阁的特殊问题。“去他的埃伦·奥兰斯卡！”他抱怨地咕哝道，一面盖好炉火，开始脱衣。他真的不明白她的命运为何会对他产生影响，然而他朦胧地感觉到，他只是刚刚开始体验订婚加给他的捍卫者这一角色的风险。
几天之后，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洛弗尔·明戈特家散发请柬，要举办所谓“正式宴会”（即增加3名男仆，每道菜两份，中间上罗马潘趣酒），并按好客的美国方式——把陌生人当成王亲贵族。或者至少是他们的大使对待——在请柬开头用了“为欢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这样的措辞。
客人的挑选颇具胆识，内行人从中看得出大人物凯瑟琳的大手笔。被邀请的常客有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他们到处受邀请是因为历来如此，博福特夫妇——人们要求与他们建立联系，以及西勒顿·杰克逊先生与妹妹索菲（哥哥让她去哪儿她就去哪儿）。与这些中坚人物为伍的是几对最时髦却又最无懈可击。超群出众的“年轻夫妇”；还有劳伦斯·莱弗茨夫妇，莱弗茨·拉什沃斯太太（那位可爱的寡妇），哈里·索利夫妇，雷杰·奇弗斯夫妇，以及小莫里斯·达格尼特和他妻子（她姓范德卢顿）。这伙客人真可谓最完美的组合，因为他们都属于那个核心小团体，在纽约漫长社交季节里，他们热情不减地日夜在一起寻欢作乐。
48小时之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除去博福特夫妇及老杰克逊先生和妹妹，所有的人都拒绝了明戈特家的邀请。甚至属于明戈特家族的雷杰·奇弗斯夫妇也加盟作梗。而且他们的回函措辞也十分统一，都是直截了当地说“抱歉不能接受邀请”，连一般情况下出于礼貌常用的“事先有约”这种缓冲性借口都没有。这一事实突出了人们的故意怠慢。
那时候的纽约社交界范围还很小，娱乐活动也少得可怜，远不至于使其中任何人（包括马车行的老板、男仆及厨师在内）无法确知人们哪些晚上空闲。正因为如此，接到洛弗尔·明戈特太太请柬的人们不愿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会面的决心，才表达得那么明确，那么无情。
这一打击是出乎意料的；然而明戈特一家以他们惯有的方式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洛弗尔·明戈特太太把情况秘密告知了韦兰太太，韦兰太太又秘密告知了纽兰·阿切尔，他听了大为光火，急忙像下达命令似地要求母亲立即采取行动。做母亲的虽然内心里极其不愿，外表上却又不能不对他尽力抚慰。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之后，还是屈从了他的要求（像一向那样），她立即采纳他的主张，且由于先前的犹豫而干劲倍增，戴上她的灰丝绒帽说：“我去找路易莎·范德卢顿。”
在纽兰·阿切尔那个时代，纽约的上流社会还是个滑溜溜的小金字塔，人们很难在上面开凿裂缝，找到立足点。其底部的坚实基础，由阿切尔太太所说的“平民”构成，他们多数属于相当有身份的家庭，尽管体面，却没有名望，通过与某个占支配地位的家族联姻而崛起（就像斯派塞夫妇、莱弗茨夫妇与杰克逊夫妇那样）。阿切尔太太总是说，人们不像过去那样讲究了；有老凯瑟琳·斯派塞把持第五大街的一端，朱利叶斯·博福特把持另一端，你无法指望那些老规矩能维持多久。
从这个富有却不引人注目的底部坚固地向上收缩，便是由明戈特家族、纽兰家族、奇弗斯家族及曼森家族代表的那个举足轻重的紧密群体。在多数人的想象中，他们便是金字塔的顶端了，然而他们自己（至少阿切尔太太那一代人）却明白，在职业系谱学家的心目中，只有为数更少的几个家族才有资格享有那份显赫。
阿切尔太太经常对孩子们说，“不要相信现在报纸上关于纽约有个贵族阶层的胡说八道。假如有的话，属于它的既不是明戈特家族，也不是曼森家族，更不是纽兰或奇弗斯家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仅仅是有名望的英国或荷兰商人，他们来到殖民地发家致富，因为干得特别出色而留在了这里。你们的一位曾祖签署过《独立宣言》，另一位是华盛顿参谋部的一名将军，他在萨拉托加之役后接受了伯戈因将军的投降。这些事情是应该引以为荣的，不过这与身份、阶级毫无关系。纽约向来都是个商业社会，按字面的真正含义，能称得上贵族出身的不超过3个家族。”
跟纽约所有的人一样，阿切尔太太与她的儿子、女儿知道拥有这一殊荣的人物是谁：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夫妇。他们出身于英国古老的郡中世家，与皮特和福克斯家族有姻亲关系；兰宁家族，他们与德格拉斯伯爵的后代近亲通婚；还有范德卢顿一家，他n］是曼哈顿首任荷兰总督的直系后代，独立战争前与法国及英国的几位贵族有姻亲关系。
兰宁家族目前只剩下两位年迈却很活跃的三宁小姐。她们喜欢怀旧，兴致勃勃地生活在族人的画像与切宾代尔式的家具中间；达戈内特是个了不起的家族，他们与巴尔的摩和费城最著名的人物联了姻；而范德卢顿家虽然地位比前两家都高，但家道已经败落，成了残留在地面上的一抹夕照，目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物，即亨利·范德卢顿先生与他的太太。
亨利·范德卢顿太太原名路易莎·达戈内特，其母本是杜拉克上校的孙女。杜拉克属于海峡岛的一个古老家族，曾在康沃利斯①麾下征战，战后携新娘圣奥斯特利伯爵的五女儿安吉莉卡·特利文纳小姐定居马里兰。达戈内特家、马里兰的杜拉克家及其康沃尔郡的贵族亲戚特利文纳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密切融洽。范德卢顿先生与太太不止一次地对特利文纳家的现任首脑、圣奥斯特利公爵进行长时间拜望，到过他在康沃尔郡的庄园及格罗斯特郡的圣奥斯特利，而且公爵大人经常宣布有朝一日将对他们进行回访的意向（不携公爵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