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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
便妄想解围》中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我们心里的心里，你要是有胆量望里看的话，那一种可能的恶、孽、罪，不曾犯过？谁也不能比谁强得了多少，老实说。……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 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等。”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ｉｅｌｄ“，英语，意为”在战场上“；这是徐志摩对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文集《超乎混战之上》一书书名不准确的英译。
送灶日漫笔〔１〕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２〕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３〕么？
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
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４〕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５〕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６〕，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７〕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
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
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旧俗以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神升天的日子，在这一天或前一天祭送灶神，称为送灶。
〔３〕 食蛤蜊 见《南史。王弘传》：“（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音，因遇沈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盼，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于扶桑，入于汤谷，照耀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谈风月，见《梁书。徐勉传》，勉为吏部尚书，”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氨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酒酣耳热而歌呜呜”，语出《汉书。杨恽传》，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
〔４〕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是明代周道登（崇祯初年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对崇祯皇帝说的话，见竹坞遗民（文秉）著《烈皇小识》卷一：“上（崇祯）又问阁臣：”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周道登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左右皆匿笑。“
〔５〕 “兵谏” 一九一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在参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发生分歧。五月，段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未得国会通过，且被黎元洪免职。
于是在段的指使下，安徽省长倪嗣冲首先通电独立，奉、鲁、闽、豫、浙、陕、直等省督军相继响应，皖督张勋也用“十三省省区联合会”（即所谓督军团）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他们自称这种行动为“兵谏”。
〔６〕 “三尸神” 道教称在人体内作崇的“神”。据《太上三尸中经》说：“上尸名彭倨，在人头中；中尸名彭质，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矫，在人足中。”又说每逢庚申那天，他们便上天去向天帝陈说人的罪恶；但只要人们在这天晚上通宵不眠，便可避免，叫做“守庚申”。
〔７〕 《封神传演义》 即《封神演义》，长篇小说，明代许仲琳（一说陆西星）著，共一百回。
谈皇帝〔１〕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２〕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３〕，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４〕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５〕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６〕，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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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国民新报副刊》。
〔２〕 “挟天子以令诸侯” 语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评论曹操时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３〕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见《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溥，通普。
〔４〕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语出《梁书。邵陵王纶传》。太清三年（５４９）三月，侯景陷建康，“高祖（梁武帝萧衍）
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５〕 “我生不有命在天？！” 语见《尚书。西北戡黎》：“王（商纣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６〕 “射天” 见《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呈辱之。为革囊，盛血，殿（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无花的蔷薇〔１〕
１
又是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
薇的刺却很
多。“〔２〕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丛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３〕；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４〕。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蔡孑民〔５〕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６〕（《晨副》一二九九
）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７〕（《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８〕（《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９〕（《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１０〕（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