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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的刻板〔４〕。现在呢，有些国民巴不得读经；殿板“二十一史”也变成了宝贝，古董藏书家不惜重资，购藏于家，以贻子孙云。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５〕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
周围很静；近处买不到一种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时也觉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见灰烟瘴气的《现代评论》。这不知是怎的，有那么许多正人君子，文人学者执笔，竟还不大风行。
这几天我想编我今年的杂感了。自从我写了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陈源的东西以后，就很有几个自称“中立”的君子给我忠告，说你再写下去，就要无聊了。我却并非因为忠告，只因环境的变迁，近来竟没有什么杂感，连结集旧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几天的夜里，忽然听到梅兰芳〔６〕“艺员”的歌声，自然是留在留声机里的，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于是我就想到我的杂感，大约也刺得佩服梅“艺员”的正人君子们不大舒服罢，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杂感是印在纸上的，不会振动空气，不愿见，不翻他开来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来哄骗我。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被愿看的买去，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世上爱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欢曼陀罗〔７〕花或无名小草的，朋其〔８〕还将霸王鞭种在茶壶里当盆景哩。不过看看旧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给我抄一点么？
此时又在发风，几乎日日这样，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时也偶然去散步，在丛葬中，这是Ｂｏｒｅｌ〔９〕讲厦门的书上早就说过的：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墓
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某而没有儿子的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
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
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再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
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涂，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１０〕的，从元朝到清朝就终于没有了局。
我还同先前一样；不过太静了，倒是什么也不想写。
鲁迅。九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厦门《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当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２〕 Ｈ。Ｍ。 是“害马”的罗马字拼音“Ｈａｉｍａ”的缩写。这是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因她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做“害群之马”。
〔３〕 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 本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一六四六年（清顺治三年），他反对父亲郑芝龙投降清王朝，毅然在南澳起兵，驻守金门、厦门，连年出击闽粤江浙等地，屡败清兵；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十五年），率舰队渡台湾海峡，驱逐侵占我国领土的荷兰殖民者，积极经营台湾，以作抗清根据地。在他死后，厦门于一六八○年（清康熙十九年）、台湾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先后被清兵攻占。下文的“圣祖仁皇帝”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庙号。
〔４〕 清代王先谦《十朝东华录》：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礼部议复，国子监祭酒王士正（按即王士肚）奏：明代南北两雍，皆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板，今国学所藏，漫漶残缺，宜及时修补……从之。”按在清康熙时仅有明监本（明代国子监刻印的版本）“二十一史”；至乾隆时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明史》共二十四部，定为“正史”，由武英殿刻印：“殿板”，即指武英殿所刻的版本。
〔５〕 厦门大学附近的镇北关是郑成功为防御清兵而建造的，靠近城脚的海滩满铺可做玻璃原料的白沙，当时有人把它偷运到鼓浪屿，卖给台湾人设立的货栈，再转运到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玻璃厂。
〔６〕 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艺术家。
〔７〕 曼陀罗 亦称“风茄儿”。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花大，色白。
〔８〕 朋其 黄鹏基，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莽原》撰稿人，后加入狂飚社。他在短篇小说集《荆棘》的代序《自招》里说：“得朋友的一株霸王鞭是今年，废物利用，我把它种在一把没有盖的茶壶里，虽然不很茂，但竟没有死。”
〔９〕 Ｂｏｒｅｌ 亨利。包立尔，荷兰人。清末曾来中国，在北京、厦门、漳州、广州等地居住多年。著有《新中国》、《无为》（一本关于老子哲学的书）等。
〔１０〕 “金石例” 指墓志碑文的写作体例。元代潘昂霄著有《金石例》十卷；以后明代的王行，清代的黄宗羲、梁玉绳、李富孙、王芑孙等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
厦门通信（二）〔１〕
小峰兄：
《语丝》百一和百二期，今天一同收到了。许多信件一同收到，在这里是常有的事，大约每星期有两回。我看了这两期的《语丝》特别喜欢，恐怕是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一百期之故罢。在中国，几个人组织的刊物要出到一百期，实在是不容易的。
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别的学者们教授们又作别论，从我们平常人看来，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
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了，还是夏天罢，《现代评论》上仿佛曾有正人君子之流说过：因为骂人的小报流行，正经的文章没有人看，也不能印了。〔２〕我很佩服这些学者们的大才。
不知道你可能替我调查一下，他们有多少正经文章的稿子“藏于家”，给我开一个目录？但如果是讲义，或者什么民法八万七千六百五十四条之类，那就不必开，我不要看。
今天又接到漱园〔３〕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４〕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
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５〕，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
〔６〕的。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
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再谈罢。从此要动手编讲义。
鲁迅。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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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语丝》周刊一○七期。
〔２〕涵庐（高一涵）在《现代评论》第四卷第八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发表的《闲话》中曾说：“报纸上的言论，近几年来，最烩炎（脍炙）人口的，绝不是讨论问题和阐发学理的一类文字，只是揭开黑幕和攻人阴私的一类文字。越是板着学者的面孔，讨论学术问题的文字，看的人越少；越是带着三分流氓气，喜笑怒骂的揭黑幕攻阴私的文字，看的人越多。”又说：“社会上既欢迎嬉笑怒骂的文字，而著作家又利用社会的弱点，投其所好，又怎能不造成报界风气，叫人家认《小晶报》为大雅之声明呢？”
〔３〕 漱园 即韦素园。
〔４〕 宋玉 战国时楚国诗人。这里引的两句，见他所著的《九辩》。
〔５〕 刀山剑树 佛教宣扬的地狱酷刑。《太平广记》卷三八二引《冥报拾遗》：“至第三重门，入见镬汤及刀山剑树。”
〔６〕 “桃之夭夭” 语见《诗经。周南。桃夭》。“夭夭”，形容茂盛、艳丽。
《阿Ｑ正传》的成因〔１〕在《文学周报》二五一期里，西谛先生谈起《呐喊》，尤其是《阿Ｑ正传》。〔２〕这不觉引动我记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借此来说一说，一则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则还可以给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谛先生的原文——“这篇东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无因的。但也有几点值得商榷的，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Ｑ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Ｑ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
阿Ｑ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３〕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
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ＬＳ，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
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４〕这些人有四类：一类是为要研究小说，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类单是好奇；一类是因为我也做短评，所以特地揭出来，想我受点祸；一类是以为于他有用处，想要钻进来。
那时我住在西城边，知道鲁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里的人们罢；孙伏园〔５〕也是一个。他正在晨报馆编副刊。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栏称为“开心话”的了，每周一次。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
阿Ｑ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６〕，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７〕）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Ｑ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Ｑ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Ｑ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做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
“先生《阿Ｑ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里想着“俗语说：”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我既非秀才，又要周考真是为难……。“然而终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Ｑ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Ｑ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此后十五年，长虹“走到出版界”〔８〕，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绥惠略夫”〔９〕了么？
《阿Ｑ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而阿Ｑ却已经渐渐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放阿Ｑ多活几星期的罢。但是“会逢其适”〔１０〕，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１１〕君，于阿Ｑ素无爱憎，我便将“大团圆”送去，他便登出来。待到伏园回京，阿Ｑ已经枪毙了一个多月了。纵令伏园怎样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无法再说“先生，《阿Ｑ正传》……。”从此我总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干别的去。另干了别的什么，现在也已经记不清，但大概还是这一类的事。
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不但对于阿Ｑ，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