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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坐一会儿。有一次谈话时，我甚至还喝了一杯咖啡。但是上午其他时间里，我独自坐在牢房里，集中精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为了能放眼未来，我尽力不去想内疚负罪的感觉。我尽量不想在SIMEX和巴林银行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让这些想法全都离开我。我独自相处，一人生活在这个小窝里。我从来没想过原先我喜欢自己拥有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曾经在SIMEX很大的交易大厅里走动，周围有几千人。那时我也从未离开过电话。在过去的两年里，我过着十分繁忙但又充满了欺骗的双重生活，我现在得直视自己，并接受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完全是空洞的。我手中真的需要那尊金色佛像。
对我来说，最难处理的事就是任何模棱两可的处境。只要我知道了某一种程序，我就会十分快乐地跟着它走下去。因此，只要我知道我的八八八八八户头上的损失存在，我就能够接受它们，并且解决好如何隐瞒它们的问题，现在，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我不得不找出一条狱中的生活之路。我得知道我的每个生活环节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突然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吃午饭、什么时候吃晚饭、什么时候被转移到别处、什么时候又能被律师召见，包括金斯里奈·布里和阿伯哈特·凯普夫。我强烈地想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又如何为自己辩护。我明白自己是有罪之人，但我不清楚罪名是什么，或是我将在什么地方受审。
大约正午时分，守卫给我送来了午饭——一个纸盒里放着一些鱼（己是星期五了）和花生沙拉。我把鱼扔了，吃掉了花生沙拉。后来我又听到了惯常的钥匙响声。我被带出牢房送上了一辆警车，车是绿色的。我听见摄影记者们在大喊大叫，看见一排闪光灯晃动，但我缩在窗户下边，不见他们。每一个细小的胜利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我被送往法庭，带到白色小房间里。房间全白的，里边有桌子，而椅子是钉在地板上的。天很冷，桌子和椅子都让我很不舒服，我在这里一点儿也不觉得暖和。一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着去见法官，又见到了阿伯哈特·凯普夫律师。法官的办公室在一楼。远处有一大帮新闻摄影记者涌过草坪，想拍照。他们看起来像是动物权利保护者们一样激动。法官拉下了窗帘把窗户挡起来。他问我是否自愿接受引渡去新加坡的建议。直到那时新加坡方面指控只有一条——伪造理查德·霍根的签名。但是假如我到了新加坡就有可能附加上无数其他的指控罪名。这可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我摇了摇头，说“不”，就那一句话。此时已是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了。阿伯哈特律师告诉我他下星期二和那位金斯里奈·布里律师谈一谈，然后他们一起来见我。同时，我将被送往荷因克斯特监狱，在那里度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站在窗外，往外看着监狱院里的东西。窗户上大部分是不透明的玻璃，如同街道两旁的窗户一样。但是窗上有一条小缝隙，我便迎着钻进屋里的寒气看院里犯人们做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运动，只不过是在院子里走走而已。但我又仿佛看见了网球场上的运动。有一两个犯人在四处走动，伸伸手踢踢腿。我又往上看，想找到太阳，但大楼的这边看不见阳光。我能看见的只有高墙围起的囚犯运动场和冰冷灰暗的冬日天空，好像是要下雪了，我很快厌倦了这些，又返回到我的牢房中。
在前天晚上，守卫不时地来我这儿，透过房外的开关打开灯看我，本来我就很难入睡，这样一来几乎不可能睡着了。我大声喊叫，我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因此可不可以让我睡一会儿，但他们根本不听。我早已筋疲力尽，但我还得熬过星期六。一般说来，星期六是我最喜欢的日子，市场休息了，我和丽莎睡个懒觉，再出去做许多活动，去城里四处看看或是见些朋友。但是这个星期六却像在地狱里的岁月一样。我知道下午我只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此外待在房间里什么事也没有。我身边还带着一直从可达金乃巴罗带来的汤姆·克兰士的那本书，因此我索性从头开始读，再把它全读一遍。
下午中间时分，我冲出去到运动场靠边的地方活动。很显然，报界记者早已租好了房间俯视着运动场，因此我一定要躲在墙边不被发现。幸运的是，墙边正好有乒乓球桌，我便拿起拍子招呼一个黑人问他会不会玩乒乓球。地上有雪，十分冷。
我们站在那里随便地乱打，白色小球不时掉到地上，在雪里还找不到，那个人是奈及利亚人，我不停地问他在这儿待了多久。监狱的这部分叫“新区”，我还问他什么时候我们能被转移到大一些的监狱里去。一个小时很快到了，我又返回牢房。那个黑人告诉我应该申请去图书馆，我便这么做了，守卫便带着我又返回院中去图书馆。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书可看，我拿起一本汤马士·哈代写的《黛丝姑娘》。
再次返回房间时，我沉浸在黛丝的悲惨生活之中。她只不过是一名挤奶女工和挖花生的农工，却和我这个期货交易员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许多折磨。我一口气读下去，一直到星期六的夜里。但是就在她杀死了那个坏蛋开始和她的情人私奔逃走时，警察快要在巨大石柱群那儿抓住他们了，可是书却完了，因为最后四页早被人撕掉了。我躺在床上仍旧很担心：她能躲得过这次迫击吗？她被人抓住了吗”她是被处以死刑还是因为一时冲动犯罪而被释放了呢？她要服刑多长时间呢？
星期日同样的漫长无边。我又把汤姆·克兰士写的那本书看了一遍，想一想它值多少钱埃五·九九英镑的一本书竟然让我一小时又一小时安定下来，去可达金乃巴罗时我便带着这本书，登上飞机时还带着它，在出入法庭和牢房时我紧紧地抓着它。书名是《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我到这时开始才理解这本书，但不得不停下来，因为我常常泪流满面，躺在床上抽泣。我是如此地孤独、恐惧。我已经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我既不能让时间走快些，也不能放慢它，更不能倒转，我无法重新开始，也不能再让丽莎回到我身边。我无法透过电话和别人通话，也没有电视可看。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白色的牢房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结束。
星期日，我才发现我一直认为是某种警报系统的那个挂在墙上的东西原来是个广播。它有两个频道，一个德语频道，另一个是美语频道，虽然美国士兵全走了，但电台仍旧广播，它肯定在法兰克福倍受欢迎。先听了一下德语频道但当我听见主持人说到“尼克·李森”时，我差点儿惊呆了。好像节目是某种点歌形式的播放时段，那首歌是用德语唱的，是“Geld，Geld，Geld”。听起来就像蒙提曾说“Spam，Spam，Spam”那样。我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任人摆弄，被人关在这里随意取笑，但随即我又十分喜欢这首歌了。
周末就这样过去了。他们又把我的T恤衫还给了我，它原先有一股丽莎身上的味道，但现在闻起来只剩下一股消毒剂的味道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穿上了它。我星期一又见了一次阿伯哈特·凯普夫，他给了我一些报纸。第二天他就和我的英国律师史蒂夫波拉得一起来了。我问史蒂夫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马克斯·克利福得是谁？他们让我委托此人。”
后来我从头把我的经历向他讲了一遍。讲完后他问了我几个问题：“这么说，没有游艇之事？”
“没有。”
“而且也没有保时捷？”
“没有。”
“你有两个护照吗？”
“没有。”
“我想我应当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样可以阻止谣言四传。”
于是，后来便有了一个很长的说明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过程。
按预先时间来，丽莎星期五来探视我。我躺在床上，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再次哭泣。我知道，去见她是狱中生活最艰难的一部分。我渴望见她，但一想到很快又得和她道别，便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小时的时间。而且地点也就是我见到阿伯哈特·凯普夫和史蒂夫·波拉得的那间房间。房间刷成了白色，桌上有一个小烟灰缸，一股令人很不舒服的金属椅子味，椅子还在地板刻划了些痕迹。我已经整整一星期没有看到她了。我想起来和她结婚的前一天她没在我身边，我便怀疑她是否会再回来。在教堂里，我吃惊地发现她嫁给我了。此刻躺在牢房里的床上，我也惊讶地想到她竟会来看我了。当然了，我不值得她同情，她会很快向整个世界说明她全然不知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且我根本不是她一直爱的那个人，她会弃我而去，而我又对她意味着什么呢？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我害怕见她，又怕她不来，她看我一眼就足以击垮我了。
门随着钥匙哗啦声又开了，守卫告诉我“有人来看你”。我跟着他穿过大厅到了一个大铁门前，这个大门把走廊与各个犯人的住所分开了。我们走过了看守人的房间，他们正监视着闭路电视荧幕。后来又沿着台阶往下走。我们在一个紧锁的地方等了一会儿便被带到会面室了。我能听见丽莎在外面说话，发现她是和父亲交谈。门打开了，她冲进来抱住我，我们俩全都痛哭了起来，紧紧相拥在一起。穿过我肩头的那一簇金黄色头发，我看见了我父亲和兄弟理查德，我们全哭了。
“老天呀，看看我们！”我父亲说，于是我们又一起笑了，但没一会儿又哭了起来。
“现在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丽莎说，“别再浪费时间谈巴林的事了，他们有他们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事，我的上帝呀，我真想打你，尼克·李森。等着我们出去再说吧。你如此让我生气，我没法儿对你说清楚。”
说着话，大家都坐下，我和丽莎拉着手，她告诉我她在塞斯堡停车场被记者们追的乱跑，竟没法回到父母的家中。
“你最好待在这儿，”我开玩笑地说，“这里挺开心也挺安静。”
看着丽莎，我知道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我们都不得不往好的方面着想。回到牢房我坐在床上，把刚才的每一秒钟都重新想了一遍。她下星期会再来，而且答应我每星期都来看我。她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来赚钱支付机票钱，她仍然爱我，我合上双眼想像着她坐在我身边——坐在我们自己屋里。我几乎快要想着让她在我身边时，听见哨兵在大喊大叫，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发现袖子上有她的头发，把它拿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把它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借着窗口透进的光看着它，搓着它。它在这斗室之中犹如一条金色光线闪动。
一想起“打击严重欺诈行为办公室”（SFO）负责我的案子，我心里便很沉重。在漫长的炎热夏季里，我努力地考虑把我引渡到新加坡或是伦敦的两种法律依据及两方不同争执。
我越来越明白SFO其实对我并不感兴趣。他们也许很高兴，因为我终于没逃回伦敦，没在英国给他们带来麻烦，而是把问题带进了德国。
从史蒂夫·波拉得对我解释此案之中，我觉得新加坡人只是指控过去的那案发前三个月之内我犯的罪。指控有十二项内容：四项指控伪造单据证明、两项指控我变更价格、六项指控我进行欺骗交易，从而降低了我应付SIMEX的差异保证金。一九九四年圣诞节之前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未提起公诉。
新加坡人也没有指控我假造帐户从而让巴林银行转给我这么多钱。
我所干的好几项诈骗活动引起已林银行破产，但最严重的欺诈是要求伦敦转给我现金。到二月底为止，巴林银行已转帐了大约四十六亿英镑资金到新加坡支付我在sIMEX的追加保证金通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用于支出八八八八八帐户的损失。我每天向伦敦传送假文件声明。和布伦达那里要来的真正现金相比，用于降低SIMEX部位的假帐户只不过是小数目，这些小麻烦是新加坡方面指控中一半的内容，有六项。
我做好准备对SFO的各种指控认罪，但他们不听我的话。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但他们一直对报界说我一直要求在引渡回伦敦的条件下和他们谈话，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旦我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便要接受我的引渡，因为我所犯的罪正是他们管辖的司法事务。
史蒂夫让我看了一些和SFO互通的一些文件书信，我开始担心他对他们太软了。而且我说不清史蒂夫是不是也属于那一伙想把我从伦敦赶开的人之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蒂夫越来越努力地想让SFO明白事情进展的过程，我发现他不属于那伙人。六月份，他建议我做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把我的证据出示给SFO，让他们明白我究竟做了什么。
“他们越来越官僚化，”他对我说，“SFO输掉了许多场官司，因而他们很害怕再做出头之鸟。他们已经停止调查了。”
由于史蒂夫一再迫使SFO推进此事，他们便问他是否了解有关我曾得过什么生理或心理病。尽管他们表面上在单独调查巴林银行倒闭案，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所发生事情的实质。詹姆斯·克洛哥一直在重申，调查组主管所获得的信息使他相信我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主要和新加坡有关，因此我最好应该在那里接受审问。
六月二十九日，史蒂夫给SFO写了一封信，列出了我在英国司法范围内所触犯的规定及行为，这些罪行要远比新加坡指控的罪状严重。史蒂夫也请求SFO在有关调查领域方面明确一些，但对方置之不理。因此，他破例给他们提供了我所有犯罪证据，并说明了我所犯罪行：“我曾请求你们在寻找犯罪信息方面更具体一些，但你们的反应是：SFO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我不会装着明白这个决定后面的逻辑道理，但在目前状况下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我要再一次重申，李森先生的愿望是与SFO全力合作，希望被引渡到英国受审，而不是新加坡。”
史蒂夫接着写道：
“你们SFO已经向我证实SFO以为他们对某些提起的公诉有司法权。与这些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无疑出现在最后的文件中。”
所犯罪行总结如下：
1李森先生向巴林银行查帐人员提供了关于七十七亿日元的假信息……。这个错误信息被查帐人员接受了，并导致他们向伦敦的巴林银行总部提供了不正确的金融信息。
2在每日发往伦敦的帐录核实记录中，李森先生没有提到八八八八八帐户号码。这样一来，李森先生可以操纵月末平衡表隐瞒此帐户上的损失，因而导致伦敦的巴林人士认为银行盈利，而这又是假象。
3李森先生多次向伦敦的巴林总部申请透过保证金方式向SIMEX转帐资金。这些错误申请导致巴林总部为一个目标提供资金（为授权交易支付保证金），而这些钱却用在另一个目的（支付未经授权的八八八八八帐户交易保证金）。
4李森先生向伦敦的上级出示假证明，证明他在服从一个规定：他不应保留隔夜合同（部位）。
5李森先生欺骗伦敦的上级，说他的交易只不过是透过新加坡与大阪之间的平衡帐目进行套汇，伦敦的巴林银行多次接到报告，声明李森先生全部交易是获利的，而实际上，导在造成损失。
6李森先生或代表李森先生的假价格的入帐，这些假价格是与帐号九二○○○有关。
7李森先生错误改动了八八八八八帐户上月末证券平衡值，并将之传送到伦敦的巴林银行。
看过了史蒂夫的书信之后，我认为新加坡方面的指控远比英国方面的指控罪行轻。尽管我被指控伪造有关可收性斯皮尔、李斯金洛格交易所（SLK）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资金的四个帐户，但这事影响到了伦敦和新加坡两方，和我愿意在伦敦承认的罪行相比，其他指控只是小菜。这是我犯罪全部事实。白纸黑字写出来，看起来令人害怕。我努力回忆当初在压力之下去赚回利润的情景，但我又觉得只是在为自己找藉口。
我犯了这些罪，就得承认它们，认罪伏法，把它们抛开，开创将来的生活。
我不想强迫让任何其他巴林银行的人和我一起受审，但我知道人们从这堆废墟中走出来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有一连串人本来可以看穿我的把戏揭穿我，并且阻止我的行动，包括彼得·巴林、彼得·诺里斯、罗恩·贝克尔、詹姆士·巴克斯、托尼·雷尔顿、玛丽·华尔兹、布伦达·格伦哥、西蒙·琼斯还有迈克吉利安：但他们没这么做，彼得·已林还认为“赚钱是令人惊异地简单”。我不知道他们的粗心与罪犯级的渎职之间界线何在，我不清楚他们应该对我负何种责任，但我知道在任何其他一家银行我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从伦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