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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北京城内的一座教堂中，一对珠联璧合的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新娘魏珠珠穿着洁白色婚纱，头饰鲜花宝石，明艳不可方物。新郎江鹄英俊挺拔，配着一身挺括的燕尾服，脖上系着红色领结，在《婚礼进行曲》的伴随下，两人踏上红地毯，缤纷洒落的玫瑰花瓣雨中，缓缓步入殿堂。
观礼席上，几乎云集了北京城内所有军政要员。石铮、卫青等人自不必说，就连在上海筹备婚礼的高唯也携未婚妻贺蕴洁赶来北京观礼了。
在唱诗班的颂歌中，婚礼渐渐进入尾声。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新人与来宾们一一合影留念了。卫青早已等得急不可待，第一个迎上去，大力拍着江鹄的肩笑道：“你这个小子真是好福气，娶了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媳妇。”江鹄和魏珠珠对望一眼，对他口中的“电影明星”均不知所谓。此时电影业虽然已经在欧美大陆兴起，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还是个十分陌生的名词，更加不必说电影明星的概念了。
好在卫青口才甚好，三言两语就把这电影明星的涵义解释明白了。魏珠珠听后悠然神往，羡慕不已道：“要是真的可以做个电影明星，那该多好！”卫青突然灵机一动，一拍脑门，大笑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珠珠啊珠珠，碰到我卫青可真算是找对了。我明天就去开一家电影厂出来。凭你的长相和才艺，要是过了一两年都没把你捧红了，我卫青就是只大呆瓜。”原来他想到这个时代电影业才刚刚起步，凭着他超越了一百多年时空的见识，加上魏珠珠这位色艺双绝的一代尤物，那还不是横扫千军万马的。
谁都料想不到，正是由于卫青这片刻间的突发奇想，才奠定了中国电影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卫青一手创办的卫氏传媒集团，日后也迅速成为了全球首屈一指的集影、视、音乐制作为一体的跨国企业，而卫氏传媒的总部所在地——上海徐家汇，也成为全球影音界的圣殿。
卫青总算找到了一件自己乐意做的正经事，正自得意，身后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卫青。”不用回头就知道是高唯的未婚妻，贺家大小姐贺蕴洁。
贺蕴洁一下子蹦到卫青面前，两眼放出奇光，软语央求道：“我也要做明星，我也要拍电影。”卫青搔搔头皮。“这个嘛，让我想想吧。”贺蕴洁见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不高兴了。双手插腰，娇嗔道：“很为难么，我长得不漂亮嘛？”
卫青大感苦恼，含糊道：“这个嘛，你是很漂亮的，不过呢，你有没有上过台？这个拍电影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贺蕴洁真的生气了，发起小姐脾气，狠狠道：“哼！说来说去就是不肯帮忙。我不管了，你不答应我就天天跟着你。”卫青吓了一跳，望了望一脸苦笑的高唯，只得勉强答应下了。
要知道筹建一家电影公司，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国内既无专业人才，又无器材供应的情况下。卫青虽然想法多多，对经营管理却是一窍不通。幸亏收了个贺蕴洁，为了圆明星梦，心甘情愿当他的小跟班。贺大小姐自小就帮着父亲打理家族生意，开一两家小企业倒是难不倒她，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规划厂房、进口器材、聘请国外技术人员，样样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卫青也就乐得做个甩手大掌柜了。
没过多久，卫氏电影制片厂就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开业了。半年后，该厂第一部影片，魏珠珠主演的《风华绝代》杀青。
此时的中华大地上，百废待举，却又欣欣向荣，无处不显生机。
（第一部完）
第五集 第七十一章 兴农为本
一
共和国中央政府迁到北京后，即着手进行中国经济的重建工作。由于连年战乱，国内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水平只及内战前的一半。尤其是农业，战争迫使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或被强征入伍，致使农村劳动力缺失严重，田园荒芜。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匮乏，物价居高不下，经济极度萧条。
为了稳定人心，使新生的共和国站稳脚跟，中央政府首先从恢复和发展农业开始，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工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农村中，土地关系极度不合理。经粗略估算，占人口15％的地主掌握着全部耕地的60％，另有20％土地则被前清及现政府地方各级官员控制着，而占农村人口85％的农民只拥有20％的耕地。广大佃农只有靠向地主租种土地维生。
从前清时代沿袭下来的平均超过60％的高额地租，又使佃农往往辛勤劳作一年，在交毕地租后已所剩无几，难以糊口。这不仅严重防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且造成农村租佃纠纷不断，阶级矛盾激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极大隐忧。
经反复讨论和缜密研究，共和国政府决心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农村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根据陆少阳的提议，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华总农会，向各省派出土改督导员，指导各地方在县市、乡镇两级建立农会组织。农会成员必须由农民自主推选产生，而不是任何一级官员或组织任命的。农会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农民与政府沟通协商，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并负责监督政府执行土改工作。具体措施是：
1减租法。1913年1月15日，孙中山发布了新年第一号总统令。颁布《中华共和国私有地租佃管理条例》，在县市和乡镇两级分别设立租佃改革委员会，具体负责推行减租工作。总统令中规定，地租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地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40％。这个比例的划定，是假定佃农收获后，首先保留总收成的20％作为其基本生活消耗，其余80％由地主与佃农均分，因此得出地主地租所得不能超过总收成的40％。
此外，农民佃种地主土地一律签定书面租约，租期不得少于8年。租约期满后，如不出现特殊情况，地主必须与农民续订租约，以保障租佃关系的相对稳定以及降低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程度，鼓励农民自发改良土地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同时规定：地主不得预收地租，如遭自然灾害导致歉收，农民可通过农会申请减租，歉收后收成不足三成，应免交地租；而如果农民地租积歉达到2年总额，地主也可以撤佃。2月5日，参议院通过“减租法”，以立法形式将此做法固定下来。
2实施“公地放领”计划。除了地主和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外，中国还有相当部分土地是政府从满清贵族和洋人手中接管过来的，称做公地。2月18日，政府颁布《放领公有耕地扶持自耕农实施办法》，将国有、省有公地的所有权有偿转移给农民所有，转移地价按该土地全年主要作物收获总量的3倍计算，以实物或现金交纳均可，期限10年，不计利息。也就是说公地地租额为30％，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的地租，即取得该耕地的所有权。公地放领计划的对象首先是已经承佃公地的佃农，然后才是雇农和承租地主土地不足的佃农。
3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首先对全国土地进行普遍丈量、登记、造册，参议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后，政府据此颁布“耕者有其田法实施条例”。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的土地（一甲相当于0。97公顷），其余土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后转放现耕农受领。被征收的土地，由政府按该耕地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进行补偿。放领给现耕农的地价与政府征收地主土地所付的补偿价相同，另加5％的年利息，由受领农民在10年内分20期偿付。农民将分期的地价用实物交给政府，政府则将其折合成实物土地债券或国家事业股票对地主进行补偿。由地主自行选择。
所谓国家事业股票，也是由陆少阳提出的概念。陆少阳在政府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要自强，发展重工业是当务之急。然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壮大起来，资金、技术、谋略见识都不足以谋大局。所以必须由国家牵头来办这件大事。在共和党高层的极力推动下，中国国家事业投资基金成立了（以下简称国投）。中国中央银行先期斥资1500万中元作为国投的垫支股本，然后向全社会公开发行国家事业股票，或者以股票抵偿一部分国家债务。土改经费便属于此列。
土改工作全面展开后，取得了一定实效。占全国耕地总面积35％左右的私有耕地订立了减租书面租约，涉及耕地610多万公顷，受益佃农近1000万户；共放领公地96万公顷，受益农户160万户，平均每户受领公地0。6公顷；征收地主耕地近140万公顷，涉及地主34万户，占全国地主总数的32％和地主耕地的38％，受领耕地农户192万户，占承租地主耕地佃农的41％。
土地改革使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由佃农变成自耕农、半自耕农，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由此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减轻了地租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民增加农业投入，从而使中国农业得到了迅速恢复。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从而缓解了因粮食紧张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危机。同时，土地改革使大批地主一夜之间转变为持有大量国家事业股票的资本家，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巨额资金，为中国经济的起飞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是，由于中国共和政权本身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改革损害到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因此阻力非常大，推行得十分艰难。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由于大部分政府高层祖籍是南方人，加上南方的督军们大部分出身于封建旧官僚，各地往往阳奉阴违，曲解政府法令，操控农会。以至于许多地方虽然号称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但是大部分农民依然一贫如洗，被地方上擅自征收的各种名目附加税压榨得苦不堪言。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更加饱含着水分，中央既无力量全面调查，也不可能过于刺激盘根错节的反对势力，致使政局动荡，许多情况下就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此时的国家行政，一切均按《中华共和国临时约法》施行。这部约法是在1910年共和初创时由临时国会通过的。大意是，确立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中华共和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且确认“中华共和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从而彻底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等级特权；还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中华共和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参议院行使立法权，具体职权有：议决法律案；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对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约、宣布大赦等享有同意权及最后决定权；参议院并有权弹劾临时大总统、国务员。临时大总统的职权有：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享有公布法律、提出法律案的权利；有统率军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员，以及宣战媾和、缔约、宣告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接受外国大使公使等权力。各部部长称国务员，其职权有：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权副署，负连带责任。法院行使司法权。法官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部长分别任命，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并且规定法官“非依法律受刑罚之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
《临时约法》同时确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人民享有人身、住宅、财产及营业权；有言论、著作、游行、集会、结社、书信、居住迁徙、信教之自由；有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之权。具体体现了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
定都北京后，临时约法中加入了补充条款。针对具体推进国家宪政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整个宪政程序分三步走：
1军政时期。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从而促进国家统一。
2训政时期。鉴于全国已基本平定，军政结束，则训政开始。训政期限为五年，至1918年1月2日结束。在训政时期，政府向各地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官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选举。其完成标准是，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同时引导人民学习民主权力的使用，履行国民义务，誓行革命主义，然后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政事。等到五年训政期满，每县应选举出一名议员，赴北京组织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草案。
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
3宪政时期。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临时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授政于民选总统和民选政府。
二
汉阳城郊，湖北工业大学农林学院的试验基地内，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人士及机构代表聚集在一块试验田旁，正在作实地参观。讲解员是由峰青集团总裁助理张珏亲自担任的。
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150平方米的玻璃日光温室。室内种植着五颜六色的各色蔬菜，有碧绿的黄瓜、鲜红的西红柿、深褐色的茄子，果实饱满，长势喜人。已是深冬季节，在场的参观者们望着这一派只有夏秋季节才能见到的丰收景象，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人间何世。
温室的一侧建着一个10立方米的地下沼气池，其上是一个20平方米的猪舍和一个厕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状态下的能源生态系统。主要功能是：圈舍的温度在冬天可以提高３－５度，为猪等禽畜提供适宜的生产条件，使猪的生长期从10－12个月下降到5－6个月。由于饲养量的增加，又为沼气池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猪舍下的沼气池由于得到了太阳热能而增温，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也能提供持续不断的沼气；猪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使日光温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提高到5倍左右，大大改善了温室内蔬菜生长条件，不但使蔬菜产量增加，而且明显提高了质量，成为一类绿色无污染的高产农产品。
这是一种庭院经济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的生产模式。以生态学、经济学、系统工程学为原理，以土地资源为基础，以太阳能为动力，以沼气为纽带，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通过生物质能的自然转换，在全封闭状态下，将沼气池、猪禽舍、厕所和日光温室等组合在一起。不用说，这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全新生态农业理念。
张珏脆润的嗓音不断轰击着众人的耳鼓：“建造一个沼气点每年可以节煤580斤；施用沼肥的黄瓜、茄子等蔬菜每平方米可增产4－10斤，抗寒、抗旱和抗病能力明显增强；用沼液加料喂猪，可提前150天出栏，并且可以节省二成——”
沉默许久的人们终于轰然而动了，一下子把张珏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情绪激动得难以自制。
其实，他们之所以应邀前来参观，主要原因只在于这座农场是峰青集团旗下的湖工大办的。有一多半人是碍于面子，才勉强派了代表出席，内心压根就不相信他们真的能在大冬天种出蔬菜瓜果来。不料一进到农场，扑面而来的新奇事物就层出不穷。设计精巧的农具和水利模型、各种农药化肥样品一一展现。虽然一时片刻还看不见实际功效，但光听听讲解就已经令许多人怦然心动了。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杂交水稻、杂交果树等等新名词的联合夹击，几乎人人脑子都不够用了。
直到看见了这座玻璃大棚，就在一霎那间，每个人的呼吸都停顿了。这些整日在商界打滚的生意人，对张珏口中的那些名词虽然都是似懂非懂；但是，面对着这活生生的事实，没有一个人敢否认，他们正面对着也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商机。而且这个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开创了无数商业神话，又一贯诚实守信的峰青集团。
众人稍微平息下来后，张珏登上事先搭建的讲台，面对人群高声道：“现在我代表峰青集团董事会，向大家郑重宣布。峰青集团决定进军中国农业市场，第一期工程是在湖北、四川、黑龙江三省建设三个粮、菜、果、牧生产基地，同时我们准备了28个合作项目，生产农药、化肥、塑料、农具等农业配套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诚征合作伙伴。合作形式多样灵活，既可以与我们联合办厂，也可以低价使用我们的授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