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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天气明朗的下午，夏日将逝，已是换秋装的季节了。陆少阳手持一份文件，神色凝重地步入孙中山办公室。孙中山正在一名裁缝师帮助下试穿新衣，这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可是陆少阳却感觉有些怪异，原因是孙中山身上的那件衣服式样很新奇，乍看上去有似曾相识之感，却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所以一进门就不自觉“咦”了一声，对着立于房间正中的孙中山上上下下打量。
正思量间，孙中山已看见了他，招手道：“少阳，你来得正好，快过来参谋一下，我设计的这件衣服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陆少阳闻言一愣，日理万机的孙中山居然有心思自己给自己设计衣服，不可置信道：“这，这是先生亲自设计的？”孙中山呵呵笑道：“怎么？还不相信。过来帮我看看，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陆少阳依言仔细察看，这套衣服粗看上去有点象这个时代较为流行的企领文装，可是在企领之上加了一条反领，上衣的三个暗袋也改成了四个明袋。陆少阳越看越觉得熟悉，脑海中似乎有一个很清晰的印象，却又说不出口。
孙中山讲解道：“现在政府内外流行的穿着不是西装，就是对襟的衫褂。这样的装束既不能表现我国国民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缺点。就拿西装来说，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且不大适应国人的工作生活习惯。再说，穿一套西装就要加上衬衫、领带还有各种佩饰，大多都要从国外进口，不但转运不便，而且不经济。长衫马褂就更加不必提了。所以我一直感到，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革命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衣服穿。”
陆少阳心领神会，孙中山之所以要亲自设计一套服装，其用意绝非造出一种经济实用的服装，而是站在政治高度上，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细节着手，促进国家精神、民族气质的养成。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以他个人的方式，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新文化运动添加一把柴火。猛地，陆少阳灵机一触，面前这件衣服不就是后世的中国国服——“中山装”的雏形嘛。一阵莫可名状的奇异感觉涌上心头，这些年来，他早已经习惯了历史在他面前真真切切的改变着，可是似乎又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数次将他拉回轮回的场景之中。
孙中山的声音还在继续：“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以这种南洋华侨发明的企领文装为基样。你看，我在立领上加了这条反领，完全可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上衣就兼有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再将这前襟的7粒纽扣改成5粒，以象征五权宪法；还有袖口的4粒纽扣我也改成了3粒，象征三民主义。”
陆少阳此刻已成竹在胸，双手比划着侃侃而谈：“先生请看，下面这两个明袋还可以裁制成琴袋式样，可以随着放进物品的多少而涨缩。这样衣袋里面就能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了。还有，我建议把上贴袋盖做成倒山字形的笔架式，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
“至于这配套的裤子，前面可以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个大暗袋，前面一个小暗袋，可以把表放在里面；右后臀部挖一个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于携带随身必需品。”
孙中山听得不住点头，用极惊讶的眼光望向他：“少阳，想不到你对服装设计也这么精通。你说的这些我都非常赞成，难为你在这片刻之间就能想出这么多好主意。”陆少阳只得报以有些尴尬的微笑，心道惭愧，自己只不过是依据现代中山装的样式依样画瓢而已。
款式大定后，孙中山又道：“这个，少阳，你来给这件衣服起个名字。”陆少阳微笑道：“这是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自然应该叫做中山装了。”孙中山对此事甚觉得意，也不推辞，含笑应允了。
于是，世界上第一件中山装正式诞生了。由于中山装具备美观、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受到了政府内外普遍欢迎。其后中山装被定为中国政府的正式礼服，高层领袖们日常都穿着中山装，民众也乐于以这种服装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中山装便在社会上迅速流行了起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志，中国国服。
国服初定，孙中山转而问道：“少阳，我看你刚才似乎神色不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陆少阳这才记起此行所为何事，犹豫片刻，递上一份文件道：“先生先看看这个，这是财政部刚报上来的各省缴税清单。”
孙中山一看之下，竟然勃然大怒，拍案叫道：“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当中央是叫花子吗？这些个督军都是怎么搞的？像湖南这样的大省份，鱼米之乡，一年的国税竟然只有300万，都抵不上一个峰青集团了。”在房中快速走了几圈，挥手道：“给我查！这次一定要一查到底。”
陆少阳沉默半晌，直视孙中山，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调缓缓道：“恐怕不是派几个人下去查一查，就能解决问题吧？”
第五集 第七十四章 明星陨落
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各省上缴的财税却不及前清政府的三分之一。究其根本原因，乃是体制的弊病。督军们既掌握着地方军权，又兼着行政长官，权力缺乏约束，上下其手，倾吞国资。中央政令也难以推行。
陆少阳深明此理，向孙中山痛陈利害，提出宪政前应由中央向各省委派代理行政长官，将督军们都调到北京来任职，地方卫戍部队则划归解放军总部统一节制。孙中山完全赞同陆少阳的意见，不过考虑到国家初立，许多方面还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才能平稳过渡，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派员接管地方政务，推行军政分立，待时机成熟后再将督军们分批调入中央供职。
军政分立令下达后，损害了督军们的切身利益，但他们不便公开反对，于是使出了种种招数，阳奉阴违。名义上，各省相继设立了与督军府并立的省政府，中央委派的省长等行政官员也都入署办公了；实际上，地方财政早已被他们巧立名目抽干了，各级办事机关依然只看着督军府的眼色行事，省政府既没有财力，又得不到正确的信息反馈，不过是个空架子。
即便如此，督军们仍感到这不是长久之计。只有从根本上推翻军政分立才能保住既得利益。于是暗中勾结政府要员，在国会中制造舆论，声称“现在共和党人把持着解放军中的高位，如果再把地方部队划归其直辖，等于将军队领导权彻底交给了共和党。同盟会是中国第一大党，理应在各方面掌握国家主导权。”这种言论在同盟会内部很有煽动力，尤其得到了许多议员的支持。同时巧妙地把主要矛盾转移到了共和党方面。
事实上，此时的同盟会处境相当尴尬。一方面，同盟会革命较早，三民主义深入人心，国家体制也是以孙中山倡导的“三权分立”“无权宪法”为基础创立的，所以单就政治而言，同盟会无疑是中国第一大党。可是另一方面，同盟会却是个军事上的小党，以石铮为首的共和党人把握着解放军中的主要领导岗位。
在大多数中国政治家眼中，得军权者得天下，还有句格言是：“水至清则无鱼”。善于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是以“结拜兄弟”来拉拢有权势的人。按照西方的标准，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在中国污浊的政治土壤中，这样的人往往不配作为政治家。这是植根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封建政治逻辑，并不是一场共和革命就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共和党人逐渐取得全国武装力量的主导权时，同盟会中一些领导人实际上都对共和党产生出深深的戒惧。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团体愿意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共和党只是一个不足以构成威胁的小政治团体，同盟会的领导人们自然可以尽情发挥其政治胸怀，采取包容态度。
可是，也许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由于石铮等人的横空出世，同盟会成了一个没有枪杆子的中国第一大党。解放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官，大部分毕业于汉口军校，石铮在军中的权威更加无人能及，就算是被同盟会勉强划出去的四、五野战军，在共和党将领眼中，这两支由北洋降军混编而成的部队充其量只能算是比地方卫戍部队强一些的“准野战军”。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原本利国利民的军政分立案反而变成了共和党进一步控制军队的威胁。同盟会以及主要由同盟会员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中，反对呼声日益高涨。
孙中山对此看得一清二楚，深感若不采取有力行动，不但军政分立难以推行，国家的内政外交均要受到党争影响，在一次与陆少阳的恳谈中，孙中山愤言道：“同盟会的会员不听总理的话，还要我这个总理干什么？在我看来，同盟会也好，共和党也好，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的政治团体就可以主政。”
陆少阳也诚恳道：“我共和党人对先生的革命品格没有丝毫怀疑，和同盟会的合作也是真诚的。不过恕我直言，同盟会中龙蛇混杂，许多事情不是依靠党内民主机制就能解决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沉思良久，长叹道：“看来，同盟会是非改组不可了。”
半月后，孙中山在北京召集各省同盟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问题。共和党主席陆少阳应邀参加。孙中山在会上重申了与中国共和党精诚合作，共建新中国的总方针。经研究决定，同盟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少阳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宋教仁、胡汉民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同盟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
1914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致国民党员书”的党内通信，信中痛心地指出了当前党内出现的分歧及严重后果。他说，共和革命以来，虽屡经失败，然“失败之惨烈、不及党争之严酷”。他在信中提出了今后的对策方针，并作了自我批评：“党内纪律松弛，以致泥沙俱下，内乱将起，党争不除，国无宁日”。决意彻底改组国民党，严肃党纪。提出：“训政期间，党国一体。国家行政命令等同党的最高决议，凡我国民党员必须遵从执行，有异议者以叛党论处。”
此文立刻遭到了黄兴的坚决反对，黄兴认为，临时总统相对于民选总统来说，拥有的权力太大，所谓“党国一体。国家行政命令等同党的最高决议”，就是将拥有极大特权的临时总统凌驾于党的民主决议之上，这是变相的独裁。
但孙中山决心已下，立场毫不动摇，于是国民党两大巨头便在会场上发生了公开争执。与会众人慑于领袖权威，大多默不作声。黄兴一气之下，竟然拂袖而去。
天津港码头上，孙黄两人依依惜别。孙中山面容憔悴，苍凉道：“同盟会成立以来，不论局势如何艰危，你我都是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如今革命成功了，孙文却留不住你了。”黄兴目视远方，沙哑道：“先生的做法黄兴不能赞成，但是黄兴从来没有怀疑过先生的人品。这些日子我思前想后，国民党可以没有黄兴，但是不能没有先生。我如果留在国内，难免要为小人利用，使我党走向内部分裂。黄兴——不得不走！”
巨轮缓缓离开码头，渐行渐远，终于消逝在水天交际之间。孙中山依然如岩石般凝立着，直到日落西山。
国民党内威望资历足以与孙中山比较的，只有黄兴与宋教仁两人。黄兴出走海外，为的是避免党内分裂。可惜事与愿违，孙中山虽然可以利用其个人威信暂时压制住党内的反对派，但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并非两党巨头的争斗，而是两大政治利益集团的矛盾。
事实上，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走亲共路线，已经触动了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军政分立更加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本来黄兴是替代孙中山的最佳人选，可是黄兴走了；宋教仁也是一个理想人选，可是宋教仁是孙中山亲共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于是——
1914年3月20日晚10时，上海。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宋教仁出现在沪宁火车站上，即将搭乘火车返回北京。黄兴出走后，身为国民党三大巨头之一以及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此刻的宋教仁已是国民党内外公认的总理接班人了。
这次宋教仁是奉孙中山之命南下，视察各地军政分立的推进情况。初到江南之时，就收到了一本附着匿名信的空白支票，信中称此票可以自由签发，绝不退票。宋教仁自然明白支票主人们的用意，只要他改变立场，不仅可以得到巨额金钱，还能得到反对派的全力支持，甚至有希望直接取代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这本支票只不过是颗小小的探路石。宋教仁作为一名矢志不移的革命家，自然不会为其所动，当着众人就把支票销毁了。
在其后的视察中，宋教仁铁面无私地执行中央政令。所到之处，对不遵党纪的地方大员毫不留情，以总统特派员和中执委的党政双重身份，临机处置了十多起省府与督府之争。此刻已是回京复命的时候了。
车站上有专供贵宾使用的接待室，宋教仁和送行的人们在室内稍作休息后。10点40分，吴仲华来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引路，依次行进的是拓鲁生、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人，鱼贯走到入口的剪票处。当宋教仁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时，一声枪响传来。
几乎在枪响的同时，宋教仁用手捂着腰间，身体摇摇欲坠，大声叫道：“我中枪了，有刺客！”众人闻言大惊，一下子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宋教仁身上。却不知远处有一个穿着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已经从人群中挤出，不顾一切地夺路狂奔了。
枪响前的一刻，另一批送行人员于右任等人正匆匆赶近月台，行进间听到枪声，连忙跑步到了入口处，恰巧看到宋教仁中枪。只见他一手扶着右腰，一手扶着身边的吴仲华。立刻被吓得面无血色，喊叫着围拢过去。
数秒钟之后，于右任首先镇定下来，急促道：“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说着跑向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教仁扶上车。留在原地的送行人员则负责指挥警卫追凶。
汽车一路急驶，开进了靶子路上的沪宁铁路医院。这时宋教仁的神志还相当清楚，用力把于右任的头拉近自己胸口，喘息道：“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情奉托你：1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3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于右任等人含泪答应。
宋教仁入院后，全院上下极其紧张，立刻组织最好的专家医师急救。会诊结果认为，病人伤势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开刀。为尽量争取时间，12时30分推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内取出子弹后，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病人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次集中五名外科医生开刀，清洗缝补肠道，取出了残留的食物和污血，然后缝合上创口。其间宋教仁几度昏迷，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说道：“我为调合党内矛盾费尽了苦心，可是一般人民必然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22日凌晨，宋教仁病情恶化，手脚冰冷，双眼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口中却不停说道：“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到4点多钟时，已经不能发出声音，只用黯淡的眼神环顾着四周，对众人依依不舍。
于右任、廖仲恺、范鹤仙等人围在病榻旁，于右任在他耳旁大声喊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泪珠，慢慢地，吐出最后一口长气。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治理论家，一代英豪，就在他高才英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明不白地与世长辞了。年仅34岁。众人伏尸恸哭。于右任捶胸跌足道：“我不甘心，我真不甘心呐！”
当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本党宋先生之丧，全体党员缠黑纱志哀。”远在北京的孙中山悲痛欲绝，严令共和国警察部和国民党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