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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一直对尼克松总统与“水门事件”之间的关系疑虑重重。他们对于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搞的“水门把戏”，当然要一查到底。新的国会刚刚开张，参院的多数派领袖就写信给参院的司法委员会，建议国会组成一个中立的调查组，调查竞选中发生的不正常情况。至于众议院的多数派领袖，始终相信，共和党在竞选中的违法事件其根子在尼克松，他一上来就对他的众议院同事说，他们可以作弹劾总统的准备了。因为美国的宪法规定，只有众议院有提出弹劾的权力。
与此同时，在司法方面，还有那二十三名普通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为“水门事件”组织的秘密听证仍在正常进行。越来越多的有关人员被传到听证会作证。
美国的证人在作证之前，都要一只手按在圣经上，一只手举起来宣誓，发誓自己此后的作证说的都是实话。我曾经有很长时间里，一直对这样一个情节觉得挺好笑的，总想，这管什么用啊。后来，渐渐发现，这样的一个仪式确实有它的道理。
相信这种仪式是源于这个国家很深的基督教传统，虽然美国一直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虽然来到法庭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各色人等都有，但是，这个显示敬畏上帝的基督教仪式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各色人等的美国，也没有人提出要取消这个仪式。它已经被抽去了宗教的色彩，却把神圣和敬畏抽象出来。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仪式，它已经自然地成为法律尊严的一部分了。大家也认同这样一个契约，你在发了誓之后，就必须说实话，否则，就是犯了伪证罪，而伪证罪在美国的法律中属于重罪。证人在法庭上如果出尔反尔，法官也可以判其藐视法庭罪。
你还记得吗？我在去年给你讲的辛普森案中，有一个在关键时刻被辛普森的律师揭露了证词虚假的佛曼警官。最后在法庭上，放了他的一些录音，是他在过去十年中，向一个女剧作家提供的有关洛杉矶警察的情况。他在录音中谈到大量后来经司法部调查判定是在吹牛。但是，这与“伪证”无关，因为这是他与女作家的私人谈话，而不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的谎，因此也没人可以据此起诉他有“伪证罪”。
但是，今年佛曼仍然被以“伪证罪”起诉。其原因是他一开始在辛普森一案作证时，在法庭的“誓言之下”，宣称自己在十年内没有用过“黑鬼”一词。当时，估计辛普森的律师已经掌握了他此言不实的证据，因此再三在法庭上要求佛曼确认他的这句证词。他也信誓旦旦地确认了。
结果，就在那些当庭播放的录音中，发现他几十次使用该侮辱性字眼。此后在辛普森的那个案子里，他引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脱身而去。把他由于作伪证而给这个案子带来的全部混乱，统统留给了狼狈不堪的检察官。
但是，当辛普森案件已经审理结束后的今年，佛曼还是由于“明明骂了人却在法庭上发誓说没骂”这样一个问题，被迫走上被告席，成为一项重罪，即“伪证罪”的被告。最后，他的律师代表他以“不抗辩”交换较轻的判刑。法庭判他三年监督，以及不得再担任警察职务。他之所以从一个别人案子里的证人，变成自己案子里的罪犯，就因为他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谎言。
也就是说，在美国，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撒谎，只牵涉一个道德问题。但是，在法庭的“誓言之下”的谎言，不论这个谎言多么轻微，它就是一个重罪的犯罪行为。当然按照常理，证人本身并不是被告，一个证人也应该不会担心受到什么法律处罚。但是如果一个证人不想站到被告席上去，也不想进大牢的话，那么，当他手按着圣经发过誓之后，最好还是实话实说。所以，在美国法庭上，律师在向一个证人取得关键证词的时候，常常在提出问题之前提醒证人，你的回答是在“誓言之下”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证人是不敢把这样的提醒当作耳边风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证人被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尼克松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你很难指望所有这些证人，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当庭作伪证。事实上，已经不断有人讲出他们所知道的真相。例如，那名辞职的出纳员，已经讲出了交给李迪的非法活动经费的准确数目。同时，也讲出了他的前上司，共和党总统再选委员会副主席如何教他作伪证。线索已经在往上扯，之所以还没扯到根子上，完全是因为那些已经坦白的人也对底细所知有限。
从尼克松这方面，“掩盖”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弄不到那么多违法的“堵嘴钱”，国库并不是总统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钱必须是到处“化缘”而来，这样，当前急需的钱，如这一批人的律师费，生活费都无法及时到位，更不用说下一步还需要大量的钱去安顿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堵嘴钱”落实得不顺利，自然马上就带来了“掩盖”工作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很难堵住这么多张嘴。
已经在调查局掌握之中的这些人，都得到过将会受到“照顾”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律师费，一年几万的生活费，两年之内得到大赦出狱等等。对于许诺是否会兑现，这些人本来就疑疑惑惑的。如果连审判之前的费用都不能及时到位，他们对于自己入狱之后的将来会有什么安全感呢？被抛弃的感觉时时都会产生。因此，他们就像是一锅往外冒的泡泡，几乎是捂都捂不住。
这里面，倒只有李迪是一个例外。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证他的沉默，并再三声称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钱为代价的。
除了“堵嘴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掩盖”行动即将面临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们得到一个“好照顾”的承诺的时候，也许确实想过，就豁出来坐上两年牢。但是，当这种想象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反应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有关，更和这些人原来的地位和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自然，越是原来处境比较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越无法接受坐牢这个现实。至于一些曾经或正在当着高官的人，更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坐牢这个可怕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从白宫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个毁灭性的质变，是一场灭顶之灾。
因此，执法严格是司法部门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在坐牢即将变为现实的最后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溃的。他们在一瞬间，会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愿意讲出一切真相以换取待在监狱外头。所以，在整个“掩盖”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掩盖”的人对于这一现象是远远没有估计充分的。相反，他们，包括尼克松在内，总是对于越上层，越是自己身边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实际上有着比常人更为薄弱的弱点。这样，他们的“掩盖”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火药堆上进行的。他们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这个火药堆的每一条引线都被掐断。
可是，火药引线已经从几个方向被点着了。
首先是，“水门案件”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那几个涉案者，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由检察官起诉。“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在这个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启动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年轻时当过职业拳击手。他早早就念完了法学院， 68岁时，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成为联邦地区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党人，出名的保守派。他也痛恨六十年代风潮中自由派的观点作为，以及自由派对于传统美国生活的冲击。他的个人政治倾向看上去几乎和尼克松一模一样。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是被自由派占上风的上诉法院推翻的。这对于一个首席法官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记录。
就在刚刚开始的“水门事件”审理过程中，在对李迪起诉时，开庭不久，他已经有两个决定被上诉法院推翻。一个被推翻的决定是这么回事，“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有一份采访录音，采访对象是“水门案”的一个被告，也就是“水门事件”发生时，那个悠悠地在大楼外观赏夜景，忽略了那两个“嬉皮”打扮的便衣警察，“玩忽职守”的望风者。在被采访时他说出了一些实情，而这些实情的坦白显然有利于对李迪的定罪。法官西里卡就要这名记者交出采访录音带。
谁知这名时报记者居然不干。因为在美国，记者与他的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就像律师和他的客户，心理医生和他的病人，神父和他的信徒一样，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是受法律保护的。记者的新闻来源受到“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如果他不愿意交出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法官西里卡一怒之下，就以“藐视法庭罪”当场拘留了记者。因为判 “藐视法庭罪”在美国是法官的权力，不必通过陪审团。但是，如果被判的人不服，当然可以上诉，由上诉法院对于法官的这一权力进行监督和审查，以防法官的权力被滥用。结果记者上诉之后，上诉法院立即下令，限法官西里卡在两小时内把记者给放了。他当然只好乖乖地服从。
另一个西里卡被上诉法院推翻的判决是有关证据呈堂的问题。这我在去年给你的信中也提到过的，在美国，由于宪法修正案对于搜捕状的严格规定，因此，所有在法庭上出现的证据都必须是合法得到的。凡是以非法手段得到的证据都不得在法庭上出现。判定证据是否可以呈堂，也是法官的权力，但是这一权力同样受到上诉法院的监督。
当时，对李迪起诉的证据之一，是我前面所提到过的，联邦调查局曾经在法律限定还不很明确的情况下，应尼克松的要求在白宫装的电话窃听器的录音。这个电话并不是李迪打的，但是其涉及的内容与案情有关。
结果，打电话的人得知录音要呈堂，立即向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请求帮助。这个联盟我在去年也向你介绍过，他们专门提供最好的律师，为公民权受到侵犯的平民打官司，甚至经常是免费的。这一次，他们又代表了那名打电话的人，在电话录音呈堂之前提出异议。最后，法官西里卡判定该窃听录音可以呈堂。但是，这一判定又被上诉法院给否决了。
西里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历史中，尽管有过多次他的判决被上诉法院推翻的记录，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会把这个权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国，法官是没有权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这一权力始终在陪审团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后，同一罪名的刑期长短，是有一个有限的可调幅度的，也就是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之间，有一个差距。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西里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为自己对罪犯的一个威慑武器。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有些迷惑不解。既然法官西里卡与尼克松以及被告李迪一样，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么，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么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
你的问题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美国，法官西里卡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前面也有过介绍，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认同。所以，首先，法官西里卡不会对政党组织有任何顾忌和心理压力。因此，他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只是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固执的保守派观念的人。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实上，在这一类保守派的观念中，希望保持传统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崇尚秩序，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对违法和破坏秩序的现象深痛恶绝，主张严厉惩罚，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信念逻辑的。对于法官西里卡，他认的就是维护秩序，其余的六亲不认。任何犯罪现象，落在他手里就一追到底，因为他肯定觉得这是实现他个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因此，法官西里卡不仅不会受到来自于任何与政党有关的组织压力，而且，虽然他和尼克松“同属”一个共和党，尼克松还是该党推出来的领袖，那么，堂堂尼克松总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就可以贸贸然就以“同党”为名和法官“套个近乎”，打个招呼呢？。那可不行，“妨碍司法”，那可是重罪。
结果，法官西里卡在他自己的信念的支持下，在预审听证中就发出连珠炮一样的 “重磅”问题。他要检方注意，陪审团想知道的是，谁雇了这些人；他们去干什么；是谁付的钱；是谁“发动”了此案。法官西里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眼前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几个人，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追到底的劲头。
但是，法官西里卡第一个回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已经起诉的那几个家伙，包括李迪在内，一个个纷纷开始表示“认罪”。
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就是在美国的法庭上，案程序先向被告宣布所指控的罪名。然后，被告可以在律师咨询下决定，是否自己觉得“罪名成立”。如果被告否认，就按照法律程序继续审下去。在审问过程中，各种证据将呈堂，各个证人也将被传来作证。律师会当庭向证人提出不同问题。因此，在律师的努力下，在一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发现新的情况，还是发掘出新的涉案者都是有可能的。
同时，由于一个案子的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一般检方都鼓励被告“认罪”，以免去冗长的审理。为此，一般还会以减刑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所以，一般凡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案子，被告一般会选择“认罪”以换取减刑。这种情况下，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事实上，美国大部分的刑事案，都由于检方掌握确凿证据而以被告认罪结案。
可是，你千万不要看到这里，脑子里就冒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因为在这里，“认罪”并不完全等同于“坦白”。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只是认定自己有罪，他完全可以在“认罪”的同时，并不“坦白”与他人有关的全部案情。再说，一旦被告宣称“认罪”，继续审理也就不存在了，律师也不再有机会在法庭上步步紧逼，追出漏洞和其他的作案人。作为检查官，对于这一名特定被告的起诉，是在罪犯 “认罪”的一刻就宣告成功了。而作为想揪出罪犯后台的法官，可能反而是意味着一个失败。
对于这个案子，恰恰就是这样。审理还刚刚开始，被起诉的涉案者就全部认下罪名，审理似乎也就到头了。法官西里卡眼见着一条条幕后的“大鱼”有可能就在他的手里轻轻滑过去，悄没声地逃出法网，真是心有不甘。但是，检方试图进一步以减刑为交换条件，诱使几名被告作出全部实情坦白的努力又没有成功。法院一头的戏，好象是唱不下去了。
这时，法官西里卡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他把宣判的日期先拖一拖，但是，他向几名已经认罪的被告预示了一个法律许可范围的吓人刑期。他说，将要宣判的结果，全看这些人与国会听证会以及大陪审团合作的情况。如果他们不合作，他就尽量判长刑期，反之，他将手下留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这些被告自己的案子尽管随着“认罪”而宣告结束了，但是，检方还在考虑起诉其他涉嫌者，所以这个案子的大陪审团尚未解散，他们将继续举行新的听证会。只是，随着这些认罪者本身案子的结束，他们就从被告变为其他涉嫌者的证人。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对“水门事件”的干预并没有完全结束。可是，如果这些证人全部不配合，大陪审团就很难批准对高一层人物的起诉，因为他们并没有被当场活捉，暴露的罪证不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