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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权力的另一个分支，立法机构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启动。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听证会迫在眉睫。这些涉案的被告无疑也会成为国会听证会的证人。
西里卡法官的“杀手锏”，就是针对这些“认罪者”在以上两个即将展开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态度，发出的警告。
法庭的第一个回合并不算成功，下一个回合也前途未卜。然而，西里卡法官明白，即使司法分支最终没有成功地掌握“水门事件”幕后人的证据，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民就已经认输。他知道国会调查将是一股很强的力量。他说，“大家都知道，国会将就此案展开调查。我不仅作为一个法官，也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并且作为成千上万盼望得知真相的人们之一。我坦率地希望，参院在宪法所赋予国会的权力之下，把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美国的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调查，历来就是极难对付的。因此，这个开关一启动，尼克松以及他周围那些正在从事“掩盖”行动的人，立即如临大敌。尼克松本人在二十多年前，也担任过国会的调查委员，当时，他也曾成功地抓住过别人的伪证。如今，他却在指使自己的部下去作伪证，这不可能不使他感到心里发慌脚底发虚。
凡是国会的这类听证会，证人也都必须在作证前宣誓。一般地说，整个作证过程都是通过电视，向全美国民众播放的。这就是说，证人将在全美国人面前，一手按着圣经，并举起另一只手宣誓，誓言自己说的将句句都是实话。对于那些可能被国会传去作证的高层官员们，如果当着全国的人民的面在“誓言之下”作伪证，这将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
国会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有一个准备阶段，因此，正式听证还有三个月时间。尼克松和他的几个亲信顾问再三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例如，那已经“认罪”的七个被告，肯定都会被国会传去作证。他们会松口讲出真相吗？问题是，连最起码要送到的 “堵嘴钱”都没有把握筹齐。他们还在考虑，迫不得已时，是否就再让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顶上去做替罪羊，等等。
谁会料到，就在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前的三个月里，尼克松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对策，反倒错下了一步棋。前面曾经提到过，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始终没有向白宫透露 “水门事件”的调查进展。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却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他曾经透露过一些“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给白宫，不过也没有涉入太深。不管怎么说，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也已经是一个“有罪的知情者”了。
前面说过，尼克松趁着连任总统职位的时机，想要调整下面的班子。也许首先是考虑格雷的忠诚，其次，格雷已是一个知情者，也许尼克松也想安抚他。总之，尼克松在联邦调查局长的原局长去世缺任的情况下，决定提升副局长格雷为新一任的正局长。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老谋深算的尼克松居然忽略了“国会审查新提名行政官员听证会” 的严重性。
格雷的提名一到国会，国会对格雷的审查很快集中到他在“水门案件”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样，审查提名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迅速演变成了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预演”。
这个国会听证会毕竟是格雷升官的资格审查。因此，前往国会参加听证的格雷，只有兴致勃勃地准备提升局长的思想准备，而没有在这个时候接受“水门事件”严肃调查的预感。所以，对有关他在“水门事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的各种问题，他也不会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在格雷听证会的第二天，尼克松和他的法律顾问迪恩就发现情况大好不妙。尽管尼克松很想撤回他对格雷的提名，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经无法前去关掉这个程序的开关了。格雷这个“提名局长”是想当不想当都得当了。
可能是格雷在突如其来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发问下慌了神，就本能地试图推卸责任。也可能是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也不敢撒谎。不管怎么说，就在国会审查格雷的新任命的听证会上，他几乎把总统顾问迪恩对联邦调查局“水门调查”中的插手和干扰，全给讲出来了。
在此之前，在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过迪恩这个人。因为你也看到了，直至事件发生，迪恩确实一直是“圈外人”。他事实没有参加“水门事件”，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证据和证词指向他。他是在“掩盖”行动开始之后，才一头扎进去的。因此，准确地说，他确实不是一个“水门事件”的罪犯。但是，他现在却是在以一个涉嫌者的形象慢慢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干扰司法罪”的嫌疑者。
从这一刻开始，尼克松和他周围的人，大概是有点醒了。在此之前，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对“水门事件”本身进行“掩盖”上。而到了这个时候，当他们的 “掩盖”行动本身开始曝光，他们必须意识到，既然由“水门事件”的犯罪行为引出的 “掩盖”行动的种种作为，就是“干扰司法”罪，而且，这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掩盖”行动本身就更需要“掩盖”。问题是，那“新的掩盖”又是什么呢？是否还需要“更新的掩盖”呢？而每一次“掩盖”都无疑会留下或多或少的蛛丝马迹，不进一步“掩盖”又怎么行？这无穷尽加速恶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吓坏了所有的“圈内人”。
可是，事至如今，面对已经无法抹去的“过去”，不继续“掩盖”似乎也已经没有退路了。可是，我已经说过，“掩盖”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不断会长出新的脑袋来的多头怪物，怎么砍也砍不及。
这时，是1973年的三月初，是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两个月之后。除了政府权力的司法分支和立法分支这两个方向之外，在第三个方向，又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三月八号，就在格雷听证会开始的第八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详尽的报导，是有关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卡姆巴赫在“非法使用款项”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了卡姆巴赫与“水门事件”的“堵嘴钱”的关系。这是又一个由于涉及“掩盖” 行动而曝光的白宫官员。同时，参院的调查员也开始调查这位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参院也已经提出，将会要求包括迪恩和卡姆巴赫在内的几名白宫顾问到听证会作证。
在第一个回合中看上去并不成功的司法分支这一头，法官西里卡的“杀手锏”其实也在无形地起作用。对于已经起诉的七个人的刑期宣布，定在三月二十三日。在这里面，四个是古巴难民，他们基本上只是受雇干活，知道的内情十分有限。而另外三个人，就是与上一层官员的连接点。他们手里都有相当可观的“内情”，可以作为交换“宽大” 的筹码。
李迪是个理想主义的狂热极右派，从头到尾坚持了“沉默石墙”的角色。但是，对于另外两个人，在现场与古巴人一起被抓住的窃听专家麦克考尔德，以及和李迪一起指挥“水门事件”的前白宫顾问亨特，法官西里卡所威胁的漫长刑期，一直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
前白宫顾问亨特，在审判之前终于沉不住气，向白宫发出了威胁。他的要求就是钱。他为自己的沉默开出了新的价码，并且给出了最后的限期。他提出，如果白宫不能满足他，他就全部交代。要知道，仅仅不久以前，亨特还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顾问，谁会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能发出这样的威胁。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从此，由于面临的处境不同，这一圈人的分化和关系的恶化已经势不可挡。
前白宫顾问亨特尽管已经和尼克松撕开脸皮，尽管他提出的钱的要求也非常难办，但是，毕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如果说，他的怒火还可以用钱去熄灭的话，那么，对另一个被警察当场抓住的“认罪被告”麦克考尔德，对他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标，白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这位窃听专家他要什么呢？他要在自己被当场抓住，并且已经在法庭上承认了全部罪行之后，仍然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而不去坐牢。他想来想去，他被许诺的两年以后的总统大赦他也不要，他一天牢也不肯坐，他一心就是要待在家里。
当然，作为一个多年的政府官员，麦克考尔德不至于愚蠢到连总统的权限都不知道。判刑是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事，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头儿，井水犯不了河水，想管也管不了。因此，他倒是表现得比亨特平静得多，没有频频向白宫提这提那，因为他知道，他们想救也救不了他。可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琢磨，他不停地想出一些自救的花招，当这些花招都不起作用，而判刑的一天又逐步逼近的时候，他只有最后一招了。
麦克考尔德给法官西里卡写了一封信。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正是法官西里卡六十九岁的生日。他看完信，又把它重新封了起来。法官西里卡只悠悠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这一切，尼克松和他的“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还都被蒙在鼓里。但是，即使没有麦克考尔德，他们面前已经是一张千疮百孔的遮羞布。他们面临即将开始的国会听证会，他们面对新闻界的追踪，他们面对几名白宫顾问的曝光，他们面对亨特向法院坦白的威胁和筹集“堵嘴钱”的重重困难。导火索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下滋滋作响，在尼克松行政系统之下的司法部，又查出了前白宫顾问亨特和李迪，在“管子工”时期闯入艾尔斯博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旧账。
在三月二十一日，七名被告审判的前两天，尼克松召集那几个“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开会商量对策。第二天，同样性质的会又开了一次。
在这次会上，尼克松第一次知道他的前顾问亨特的威胁。尼克松在会上十三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钱。尼克松关照要“做好证人的工作”。尼克松谈到如何在今后两年里搞现金。尼克松关照有关他们自己“妨碍司法”的情况，要一刀切去。等等，等等。那天晚上，他们把亨特所要求的现金的一半，派人偷偷扔进了亨特的律师的信箱。
在这两天的会议之后，尽管他们还在商量和进行新的“掩盖”活动，但是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象一条恶狗般紧紧追赶着他们。因此，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余的几个人，都纷纷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
在五个月后，当尼克松被迫交出他的录音带时，这次会议的录音是当时的特别检察官听的第一盘带子，听完之后，检察官们就郑重建议尼克松自己去雇一个刑事律师。
三月二十三日，对已认罪的七名“水门案件”被告的宣判的时刻到了。开庭之后，法官西里卡宣布，被告麦克考尔德有一封信给法庭。随后，书记官打开信之后交给法官，西里卡当庭开念。主要内容就是，被告曾受到政治压力而保持沉默；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门，涉及他们的作用及作案理由，都有人作了伪证；此案尚有其他罪犯。
事后人们形容这封信就活像一颗炸弹一样，在法庭上当庭炸开。记者们就像被炸飞了的弹片一样，一休庭就直扑电话机，不出多久，这已经是美国民众嘴里的一条新闻了。
你是不是以为，这一来，“掩盖”行动彻底破产，尼克松的“水门”故事就可以结束了呢？那你可就小看了权力的魅力和威力了。权力的魅力，使得尼克松无论如何不会轻易就交出白宫。而权力的威力，则使得掌握权力的人，会有比一般人具备强得多的能力去对付自己的危机。
因此，这个本来根本不起眼的“水门事件”，随着尼克松的顽强抵抗也越演越烈，直至最后的部分高潮迭起。今天已经很晚了，等我下封信在向你介绍吧。
祝
好！
林达
08。国会网住了总统
…
卢兄：你好！
上封信我讲到“水门事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聪明的法官西里卡虽然还不知道他到底将拖出多大的一条鱼来，可他至少知道，鱼越大就越难网住。因此，他丝毫没有因为手里捏着麦克考尔德的信，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他不仅知道自己还有不少沟沟坎坎要跨，而且他还想到，如果在这条线索后面是一条真正的大鱼，那么单靠司法分支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问题很明白是出在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这一部分。所以，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在促使立法分支对行政监督的这个方向，他再上去猛推一把。
法官西里卡的顾虑绝不是多余的。当法庭上的爆炸性消息传到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震惊之余，一方面安抚部下，说是麦克考尔德知道的东西并不多，坦白也不会造成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他开始召集商量新的对策。其中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既然如此，干脆用司法之“盾”，挡国会之“矛”，先截断立法分支的进攻。把问题限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然后把线索掐断在这一道门槛里面。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策呢？就是在参院听证会之前，抢先要求进入司法程序。可是尼克松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等于自投法网吗？这里面也大有讲究。
国会的听证会，是宪法设计的权力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之一。也就是权力的立法分支对于行政分支进行监督审查。如果是一个平民，你没有一定的证据，是不可以对他提出刑事起诉的。如果没有绝对充分的证据，更是很难给一个平民定罪。这在我去年介绍的辛普森案中，你一定已经深有体会了。但是，政府行政机构和它的官员的作为，就受到远为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了。
在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的行为发生诸多疑点的时候，即使还没有够得上提出法律告诉的证据，国会就已经可以根据这些疑点要求召开听证会了。国会听证会虽然不是法庭，但是，它的严肃性以及穷根追底的劲头绝不比法庭差。更具威慑力的一招，就是一般它都向全国作电视转播。一切都是公开的。这样，国会听证会往往会起到“准法庭”的作用。所以，政府的行政官员与平民百姓相比，受到的监督更多一层，受到的保护也就少了一层。
但是，不论国会听证会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听证会是不会给你判刑的。如果在听证会上，确实追出了刑事犯罪的证人证据，那么听证会一结束，下一步就是移交司法系统，进入司法程序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就是按照司法的一套规矩去走，法庭的被告都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没有充足证据都无法定罪，但是一旦定了罪，就得坐牢了。
那么，尼克松他们为什么要跳过国会听证会这一层，反而愿意进入司法程序呢？我们先预想一下，如果举行国会听证将会发生什么。
对于尼克松们来说，在证人已经宣布要坦白的时候，向全国举行公开的国会听证会，那无疑立马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你想，如果让证人在全国民众的众目睽睽之下，一下子把全部事实都摊开，把白宫后台一把推到前面。可以想象，全国民众的愤怒会立即如潮水般把尼克松的白宫淹没，连缓冲筑堤抢救的时间都不会给他们留下。这当然不是尼克松们想看到的后果。
可是，如今已经处在最后的紧急关头，若要阻挡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以毒攻毒，主动要求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已经没有别的阻挡办法了。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一个政府官员的问题，已经严重到足以进入司法程序的阶段，那么，国会听证这个“准法庭”的阶段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了。虽然国会也可以坚持照样开听证会，但是，一般来说，国会接受这个建议，取消预定的听证会，让他们直接转向司法系统的可能性很大。尼克松们当然也不想和司法分支打交道，只是，两害取其轻，也只能这样以退为进了。
你一定又要问了，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司法方向造成的伤害可能更轻一些呢？如果他们成功地挡住了国会听证会，他们又怎么对付司法分支呢？他们怎么可能把线头掐断在司法程序的初级阶段呢？
因为，如果进入司法程序，首先就是召集大陪审团举行听证会，而关键的是，由于这是起诉之前的听证，所以这样的听证是秘密举行的。
同时，美国司法部门为了尽快搞清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