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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般的美国平民要大得多。
当然，就算司法部长是总统安排的亲信，他在国会以及各方监督之下，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总统网开一面。但是，总有一些可上可下，可进可出的边缘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部是推还是拉，对于总统还是至关重要的。老是觉得自己象是踩在钢丝绳上一样悬悬乎乎的克林顿总统，与夫人都是律师出身，当然深知其中要害，也就更不敢对司法部长的人选掉以轻心了。
话再说回来，在美国，总统如果想在如此重要的职位上安排一个亲信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一个大国的司法部长，至少要在法律方面具有完备的资格。这种技术性的资格，将会受到国会的严格质疑。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任人唯亲的可能性。说实在的，象这样又要是亲信又能符合司法部长技术要求的人，能找到一个当属不易，哪里还可能找上几个放在那里备用候选的呢？
克林顿几番考虑之后，选了一位女士作他的司法部长的提名人。送交国会之后，料想其技术资格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国会对于此类候选人的调查和审查之严，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
谁也没想到，这位女士完全可以说是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她在法律方面的技术资格完全没有问题。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方面，相信克林顿在把她推出来之前，白宫方面也已经对她作了严格的审查。因为，如果推出去的提名人有问题的话，不仅是浪费时间，对总统本人和他管的那一摊的声誉，也会有所损害。结果，谁也没有想到，国会审查提出来的问题是，第一，这位女士曾经违法雇佣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非法移民为她工作。第二，在雇佣期间，她作为雇佣这位非法移民的雇主，没有依法缴纳雇主所应该缴纳的那一份税。
顺便向你解释一下。在美国，当雇主雇佣工作人员的时候，会在发工资的时候，预先替他的雇员扣下雇员应交的所得税，代为上交。同时，雇主自己还必须缴纳一份由于雇工而必须交的税金。
这么一来，这位由总统提出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居然“双重违法”？顿时舆论哗然，成为一大新闻。各种追踪报导纷纷出笼。在美国，这样的部长任命过程，是不能做成 “黑箱作业”的。通过无孔不入的记者，一切都是公开的。
克林顿尽管感到颜面扫尽，他也没有任何可能去阻止国会公开调查结果，私下再换一个提名人。他只能怪自己的一套班子事先的审查工作还不够细，出了一个大破绽。因为，还有什么比司法部长违法更可笑的呢？
也许你也挺好奇的。那位女士到底雇了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啊？告诉你吧，她就是曾经雇了个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墨西哥小保姆。是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你一定会说，这算什么呀。可是在美国，给查出来的话，这绝对就算是原则性的大事了。这在去年我给你写的那些信里，也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只有两个概念“合法”，“违法”
这位司法部长提名人，可以说是够“洁身自好”了。因为如果她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早就让人给查出来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保姆”的问题，她不仅官没当上不说，税务局马上就找上门来，除了补交税金之外，还交了一笔罚款。
克林顿好不容易挑选的第一个司法部长提名人，就这么给否定了。
心里叫冤也没用，克林顿只能重整旗鼓，推出第二个司法部长提名人。这次又是一名女士。可是，真可谓时运不济。谁知道，国会还审查着呢，这位差一点当上未来司法部长的女士，自己举手投降了。原来，她家里，也有过，一个，墨西哥，小保姆！
我想，在克林顿把第二个提名送交国会之前，白宫的审查机构，一定会吸取上一个提名的教训，就那倒霉的“保姆问题”，查询过这名女士。到底是她的“官瘾”太大而隐瞒了真相？还是白宫的审查机构，认为那保姆反正早就不知去向，因此而心存侥幸？这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是他们哪一方做的“闯关”决定，总之，事实证明，国会审查这一关并不好闯。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最普遍的是临时照看一下孩子的临时保姆。其原因是那一条“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得孤处”的法律规定引起的。只要家有十二岁以下的孩子，父母需要临时外出，都会找一个人临时给看一下，而且通常得遵守联邦最低工资法付工资，那时是每小时四块二毛五，付高点当然可以，付低了又是违法的。所以，在家里雇佣一个全日制的保姆，并不是非常常见的。至于仆人成群的家族，大概是屈指可数的了。
在今天，美国一般的工薪家庭，如果想要雇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全天候保姆，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是合法居民在美国毕竟有许多机会。在众多的机会里，当保姆肯定在收入和个人前途上，都不算是上策。即使是同样的低工资，合法居民会去选择一个能够学些技术的工作。即使有人当了保姆，一般也是权宜之计，遇到好的工作机会，马上会跳槽而去。如果要付出对合法保姆也具有吸引力的工资，对一般的工薪家庭是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负担。
即使是象克林顿提名的两名部长候选人，以及这样一些薪水收入高的家庭，相对来讲。他们的住房汽车等的分期付款费，也就是每个月的固定开支会大增，其他消费也会水高船涨，仍然未必能够轻松地雇一个长期保姆。所以在美国有一种家务公司就应运而生，他们定期来两三个人，如，一周一次。他们带来各种用途的洗洁剂和工具，突击吸尘清洗打扫。而平时的一些零星家务，就都是自己干了。由于美国人的“家”连房带花园的特别大，所以家务活也是够多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如潮水般涌进美国的非法移民，以及有合法身份却没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就自然成为一个保姆源。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不轻易跳槽，为保住这份对他们来说的好工作，也就相对会更尽力去做。这对想有个稳定的好保姆的家庭来说，不仅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几乎别无选择。
唯一的障碍就是法律了，而且在美国，这可以说是一个大障碍。在去年的信中我就谈到过，在这里，几乎只有中国餐馆会接受中国留学生非法打工，美国人开的餐馆一般是不会接受的。其中的障碍当然就是法律。保姆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稳定来源。另一方面，总觉得自己的家不算一个工作单位，找保姆和非法招工总是性质不同。
再加上非常重要的一条，餐馆之类的工作场所，是有可能遭到移民局的突击检查的，而移民局想要进入别人的私宅可就麻烦大了，他们决不会为了一个非法保姆惹这个麻烦。所以谁也没有听说过移民局上哪个家庭去查非法移民的。于是，这种雇非法工作的保姆的情况，就开始多起来。而且基本上是发生在一些收入较高的工薪家庭，也就是克林顿那两个“提名人”这一类的家庭。所以，这也是克林顿有可能会连续撞上两个“保姆问题”的原因。
不管这么说，堂堂美国总统任命司法部长的精心策划，就这么栽在两个墨西哥小保姆手里。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克林顿行政分支下的美国司法部长雷诺，实际上已经是他被迫推出的第三名人选了。
这一类的事情，确实天天都在美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在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也许在他们一生的时间里，都不可能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国家一级的领导人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当他们在报纸上频频读到美国总统的种种“丑闻”时，一定会奇怪美国人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总统。他们甚至更会因此而得出“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这样理所当然的结论。你想，连他们的总统都频频出问题，湟论其他？
但是，在报纸上读到总统的种种反面消息，在美国却是司空见惯的。要找出一篇赞扬文章来，反倒十分困难。你也知道，克林顿自从上台以来，就官司一直不断。一开始，我们对周围美国人的态度也感到很奇怪。他们并不象我们一样，读到总统的反面消息就特别敏感。后来发现，这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知道总统整天被国会，司法部门，反对党，新闻记者等等一大帮“专业人员”在那里盯着，“事儿多”是理所当然的。再者，他们也知道，这帮盯着总统的人，自会对这些问题从各个方向去发掘，直至掘个水落石出为止，否则决不会罢休。他们只需等着结果出来，决定下次是不是再投他的票即可。
我们也逐渐习惯了在这样一个局面的国家里生活。以前我们常常听到人们把权力结构比作一张网。在这个国家里，从整个权力结构来说，也好象是结成了一张结实的网。但是，我们渐渐觉得，这似乎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网。因为这张网上的各个环节，不仅没有按我们的想象，一致地勾结起来，所谓“官官相护”，如渔网般去网罗共同利益，反而不仅互相牵扯，而且都是向着不同的方向牵扯。最后，如一张蛛网一样，均势力敌而达到平衡，各个环节无一漏网地全被扯住，很难有什么特殊举动。谁也不可能就此挣脱出一只手来，居高临下地一手遮天大捞一把，总统当然也不例外。
我们自然会提出前面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既然美国总统在这里不是一个独立的顶端人物，而只是这个政府结构的一部分，那么，脱离这个整体结构孤立地去谈美国大选，就意义不大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费点力气，探出一个究竟来。
如果去探究这一切的源头的话，我脑子里顿时冒出了一句话。这是今年老朋友送给我的“顾准文集”里，顾准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一个原来象是洋娃娃一样被丈夫养在家里的一百年前的女子，没有外援，仅仅为了个人的理想，就断然出走。这一事件怎么看都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难怪一百多年来，同一个娜拉，已经被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从她的出走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是并不相同的“革命意义”。
娜拉被“带到”中国之后，不知有多少几十年前的新女性，从这个洋榜样身上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也一一冲出各自不同的家庭，造就了无数“中国娜拉”。娜拉不仅在出走的举动上具有革命性，更在广义的精神上具有革命性。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挪威女子娜拉，她的“出走”也成了充满刚阳之气的“革命”的代名词。
在娜拉的这场“革命”中，其他的一切皆可视为“革命的代价”而被忽略不计，可是，把一腔热情满腹关怀都倾注在娜拉身上的人们，怎么可以忽略“出走以后的娜拉” 本人！于是，又引出了不少话题。在中国，我们以前非常熟悉的，就是鲁迅对于娜拉出走以后的感慨。看上去，他是对为数众多的“出走后的娜拉”忧心忡忡。他觉得“出走” 还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改造社会。若是社会环境险恶，那么孤身一个弱娜拉，到最后不是哭哭啼啼重新回家，就是流落风尘，未见得就是好结果。这么一来，破坏了大家为娜拉喝彩的好心情。
实际上，鲁迅只是提醒大家，不要仅仅关心只是作为“娜拉”的“娜拉”是否“出走”，而是更应该关心作为社会象征的“娜拉”，是不是发生变革。这才是“玩偶之家” 可以发掘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诸如鲁迅这样的提醒下，大家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场社会革命上，相信这才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实现一场社会革命时，由于它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跌宕起伏，充满艰险充满牺牲。一场革命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前仆后继。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几乎已经近于绝望，每一次几近绝望又强化了一次新的渴求。因此，在许多革命中，在这样的轮番刺激之后，革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悄悄地从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在人们心中变成了目标本身。人们就象痴迷地坐在剧场里看“玩偶之家”一样，别无他求，只求“出走”。
于是，革命胜利最终成了大家梦寐以求一个日子，一个突破点。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大家在狂欢之中醉眼惺忪，看出去的一切都笼罩在五彩的光环之下，大家再一次弹冠相庆举杯互祝，互道：这下好了。
这样的欢庆，曾经出现在这个世界不同国家的广场上，庆祝各种不同年代所发生的性质不同的“革命成功”。我有时候会觉得一种深深的疑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这样一杯欢庆的美酒会如此长久地起作用。因为，毕竟陶醉其中的各色人等都有，其中有不少人似乎是不应该久久地迷失在这样虚幻的光环里的。
这种庆典的气氛持续越久，当疑问升起的时候就越沉重。“这下真的就好了吗？” 在中国，终于又一次有人提起“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但是这一次的提问，比起当年鲁迅的沉重发问，更增添了何止百倍的沉重。娜拉已经被升华为一个象征，天翻地覆般社会巨变的“出走”已经完成，既已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摆脱不了相同一个问题？
我突然联想到，两百多年前，美国不是也经历了一番如同“娜拉出走”般的独立革命吗？那么，这位美国娜拉“出走”以后又是怎样的呢？当初这位“美国娜拉”的一举一动，不就是我今天看到的美国的种种现象的根源吗？这种联想使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
我发现，美国娜拉在经历“出走”之前，对自己“以后将会怎样”这个后果问题，也是没有深思熟虑的。她也是迫于现实才静静地坐下来，非常理性也非常现实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
美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没有值得夸耀的年头长达四位数的深厚文化传统。不错，它的早期移民来自英国。但是，它确实并不因此就敢拉大旗做虎皮，在自己的文化与英国文化或是欧洲文化之间划等号。在独立之前，他们断断续续地是从英国带过来一些“文化”，但是即使是带过来的这点文化，也早已被新大陆强劲的风迅速地吹散开来，吹得变了味儿。令人联想起南橘北枳这样的故事。
独立以前的美州殖民地，如果说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从表面看上去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那种“流动散沙”的状态。这种无规律的流动，既意味着新大陆的内部流动，也包含了蜂拥而来的外国移民对于流动的推波助澜。
虽然在殖民时期，也有英国派来的总督政府及其一套班子。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始终也没有遇到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死盯一层的严密控制。其根本原因倒不是英皇不想对他的子民严加管束，而是在当时的新大陆，这种管束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天高皇帝远”这句老话，在这里有着最真实的意义。不仅皇帝远，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管理体制远，甚至连产生皇帝的文化，都非常遥远。人们的分散与流动，又使得殖民地仅有的统治，其强度从中心向外迅速递减。
即使是从殖民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也远不象在英国本土那样有章法。照说，他们有着悠久的治理传统，只需开来一批人马，移植一个模式，照搬一套制度即可。而且，他们是在统治殖民地，背后，已经有现成的洋洋万卷各式英国法律法规在支撑。他们只需执行就可以了。但是，也许是情况太不相同，也许是人手不够，也许是交通不便。总之，就是管不住。所以，对许多在执行中被因地制宜篡改了的规矩，他们也只好眼开眼闭，听之任之。
更何况，北美的殖民政府对于到底如何去开发治理这样一块新大陆，也是心中无数。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域，都有过一些实验性的管理方法。比如说，甚至有过在佐治亚州完全失败的如军垦农场一样的“开发实验”。
于是，在殖民时期的北美洲是一个自治程度很高的地方，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人是分散流动的，作为群体的人是分散的，甚至有时也是流动的。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和宗教理想的人们，也在一块块有着高度自治权的“小国土”上，进行过各种不同的理想实验。权力是分散的。在独立之前，这里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十三个政治中心。
我想，如果真要把一大片国土比作“一张白纸”，作“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类的比喻，那么，按说几百年前的这块地方大概是最象一张白纸，最合适按构想的蓝图去实践了。但是，在从一开始移民进入北美起，大凡仅仅是严格地按照一个完美的宗教理想，道德理想，政治理想，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