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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上去要清高得多了，他们不大抛头露面，也并不在电视上大出风头。但是偏偏就有这样的时候，参众两院好不容易通过了法案，好不容易让总统也签了字，眼看着可以实施了，却突然冒出最高法院宣布，此法案违宪，就这样作废了。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独特的对于立法的“生杀大权”叫做“司法复审”，它没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却是分权与制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这是后来的美国人在宪法的实行过程中，根据宪法的精神，对“收银机”设计的完善。也就是地道美国产的“收银机”上附带的又一个制动闸。
就在这个装了大量制动闸的“收银机”设计即将圆满完工的时候，就象我在去年的信中所谈到的，他们仍然对人民的个人理想能否得到保证不能最后放心。尽管在当时，联邦政府的规模还小得可怜，但是，他们深知它潜在的巨大能量。再三讨论之后，终于在原定只讨论政府结构的宪法中，补充确定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十条宪法修正案。它所起的作用我已经在去年给你的信中详细介绍过了。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这十条修正案从正面看，它是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公民权利，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它是在政府权力结构之外，在限制政府权力的同时，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再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在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分权和制衡远远不止所谓的三权分立。宪法中规定的权限划分和规则也仅仅是美国这个大社会分权与制衡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二百年来，分权和制衡的原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只不过没有像在宪法中那样明确规定罢了。这无疑就是美国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来源复杂，文化多样，最有理由不稳定的国家，却始终十分稳定的原因。
“收银机”终于设计完成了。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三个多月的会议之后，终于离开了这幢历史性的小房子。在离开的时候，他们依然神情凝重。他们谁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为历史做了什么，也顾不上去多想这一类的问题。
在几个月的会议期间，他们不知道为了整个设计的条文细节，发生了多少争执，也不知道为了争取州一级的权力和本州民意的表达，费了多少口舌。最后，为了权利法案能早日进入宪法，又争得面红耳赤。此时，他们却只顾匆匆地赶回各自所属的州去。因为，只有在各州表决通过之后，这部宪法才能正式成立。他们必须赶回去，向家乡的人民解释他们的设计，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作就整整耗费了他们后来的三年时间。直至1789年，这部宪法才正式被宣布为美国的基本大法。
我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总是觉得这儿有些什么东西有悖常理。
首先，一般的国家虽说是一班人打下的天下，但是，总有一个领袖气魄的人冒在上面。所以在最终，总是能够确定一个人称之为国父。但是在美国，居然出来五十五个国父！华盛顿是在独立战争中自然“冒出来”的。但是，战争一结束，还没等人们从战争的惊怵中缓过神来，考虑什么国父不国父的问题，他早已经交出军权回家去了。于是，后来的美国人习惯把制定宪法的这五十五位人民代表尊为国父。这总使我感觉有些不太寻常。
其次，不论从会议的情况，还是这五十五名制宪者此后的表现，都看不出他们对于自己在独立战争或是建立政府的过程中的功绩，有什么起码的正常认识。尽管包括华盛顿在内，他们中有好几个人先后当选总统，但是都是后来象所有其他候选人一样，竞选后通过正常程序被老百姓选上去的。整个制宪会议，政府的章程就是他们给定的，居然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这是给自己占一个“位子”的大好时机。他们为自己州的利益去争了，他们为每一个美国人的个人理想去争了，然后，制宪会议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论资排辈，没有为今后的政府席位作出任何安排设想，甚至就连一点暗示都没有。他们竟然就这样草草上路，匆匆离去！
也许，正是他们的离去，给这个“收银机”的正常启动，按下了第一个启动按钮。
但是，这个“收银机”是否就能正常运转下去呢？
等我在下一封信中再回答这个问题吧。
祝
好！
林达
04。一个荒谬的夜晚
…
卢兄：你好！
很高兴这么快又收到你的来信。你信中提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制宪会议在两百多年前设计了这么个“土收银机”，它怎么可能适应两百年来的巨大变化。另外，你很想知道这几乎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机制，是否能够真的迎接现实的挑战。
确实，我在读美国宪法的时候，也常常从字里行间读出两百年前美国的荒野，美国的泥泞小道，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建国者们对未来发展预测的局限和他们的种种无奈。
事实上，他们只是定下了一个最基本，但却是非常聪明的设想和构造，而后来的美国人在他们建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例如，我在上封信提到的，最高法院的“司法复审”。
又例如，美国的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都是任期四年。因此每四年选一次。但是，对于总统连任，或是多次当选，宪法最初并没有限制。可能考虑既然是每四年选一次，连任也是再选举选出来的，只要选举公正，连任也不会有大的问题。干得好就再干下去呗。所以，美国历史上有过当选三次的总统，如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当得比较成功的总统之一。他和美国人民一起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三十年代大经济萧条。他每天在收音机里主持的“炉边谈话”，也给困难中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精神支持。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美国人民推选出来，带领大家走过战争岁月。他是在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在总统任期中去世的。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美国本身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总统所掌握的财力人力物力甚至军力也水涨船高，无形大增。美国人又一次感到不安全。尽管有罗斯福总统这样良性的例子，他们还是觉得应该在总统的连任上也加以限制。因此在 1951年的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中，规定了一个人在总统的职位上只能任职两次（即连任一次）。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收银机”机制的又一次改进。这一修正案事实上更强调了对于“人是不可靠的”这一基本出发点的坚持。
美国人认为让一个凡人连续多年处于这样的权力中心，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即使这位总统看上去干得很出色，也得请他下来。即使换上去的新总统相对更没有经验，能力也不如前任，那也要换上去。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安全第一。只要能够让防止出现专制和暴君的整个“收银机”机制能够正常运作，其他都是次要的。
这条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对“四年一度选择一次总统”这个选民抉择机制，也作了修正。也就是说，当多数民众连续选一个人，并使他当了八年总统之后，他们对一个固定对象的续选权就被中止了。他们被迫中止一股持续的热情，被迫冷静一下，再重作选择。以防止民众被哪个高明的政客给灌了迷魂汤。而这种灌迷魂汤的现象在各国历史上都是并不罕见的。
这条修正案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美国人刚刚领教了德国迷魂汤的作用。在参观华盛顿的浩劫博物馆时，最使我震惊的还不是惨绝人寰的集中营，最使我震惊而沉思良久的是当年德国人民，希特勒的追随者们，排山倒海般的呐喊声。博物馆的设计者让这种激昂狂热的呐喊声时不时地伴随着参观者，犹如身临其境。“人是不可靠的” 有了新的含义。不仅处于权力巅峰上的当权者有可能是不可靠的，监督群体的“人”，同样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不断改进整个监督机制，使得一切不可靠因素处于制约与平衡的系统之中，一种权力的恶性扩展和群体的疯狂行为，才可能被抑制，在整个社会处于最弱势的个人的自由，才可能不被吞没。
历史的发展确实是惊人的。我们只需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制宪者们在宪法中确定美国总统为军队总司令（但宣战权在国会手里）时候，，不仅仅因为他们推举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原来就是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并且一致公认他既无政治野心，也无军事野心。更在于当时的美国事实上还没有什么军队，因此，这个权力看上去尽管可怕，但是还不能说是绝对无法控制的。但是，他们想象力再丰富，也一定没有想到，今天美国总统，作为一个宪法所规定的军队总司令，手中能够握有怎样的军事力量。
短短二百年以后，美国总统手中可以控制的军队已经超过三百五十万，手里掌握的军费已经超过七百五十亿美元。当初的美国建国之父们，更不会料到核武器的诞生。他们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美国总统会掌握一个叫做氢弹的玩意儿，而一个氢弹的破坏力，就能超过在他们以前几千年来所有战争破坏力的总和。
因此，美国总统虽然已经被宪法限制在“行政主管”的定位上，但是，随着政权的行政分支本身的膨胀，即使是“行政主管”，他也是一个超级的。
我也和你一样感到怀疑，如果在当初的制宪会议上，能预测到二百年后的世界，他们还会放心地交出这部宪法，交出他们的设计图吗？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二百多年过去了，世界和美国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国家宪法改之又改，甚至几经推倒重来，却还是无法避免政局动荡。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这部一字不改的宪法之下，稳定地按照两百年前的设计，正常地进行政权交替，三个权力分支始终维持平衡。有了氢弹的总统也没有因此而作法作怪，一到四年，若是选不上，就会乖乖下台，把一切大权连同氢弹一起交给竞选对手，然后搬出白宫，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话说回来，第一任“开国元勋”对于宪法和权力的态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的头上带着一个特殊的桂冠，人们往往习惯于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是如何在美国的权力和平交接史上，走出他历史性的第一步的呢？我们曾经提到过他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解甲归田”，那么在他正式执掌了总统权力之后，他又是如何对待这份权力的呢？
如果华盛顿沉溺于权力之中，他有着最优越的双重天然屏障。首先是他“开国元勋” 的功绩，其次是当时的宪法对总统任期没有设限。但是，华盛顿在当选并出任了第一，第二两任总统之后，坚决地谢绝了再一次作为总统候选提名人。他又一次回到了他静静的庄园之中，只带回去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那个坐椅。这把坐椅如今还在华盛顿简朴的故居里，两百多年过去，已经十分陈旧了。
对于华盛顿的这一举动，美国人并没有对他作什么很特别的赞誉，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把这样一个举动看得很平常。但是，我却不能不联想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开国元勋，他们往往已经用尽了人民的“崇敬资源”，依然对手中的权力依依不舍，垂垂老矣仍然坚守岗位，使人叹为观止。
这当然并不是说，在二百多年来，这部美国宪法没有遇到过具体的挑战，四十几届总统恰恰都是恪守本分。在美国历史上，向宪法作出最大挑战的总统大概就是尼克松了。对于尼克松总统，我们都非常熟悉，他在中国几乎是大家最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了。由于七十年代历史性的中美建交，他对于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此后不久，大洋彼岸传来消息，大家都知道他因为“水门事件”下了台。当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劳苦功高的尼克松总统，为了这么一件区区小事就丢了总统宝座，感到颇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不少中国人在心里暗忖，这家伙该不是在权力暗斗中喝了对手下的药吧？当时在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想到，他的下台和美国宪法有什么关系。
到这里以后，我们发现有关尼克松事件在美国引起的震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它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一个“水门”。如果我想向你介绍美国宪法如何遇到一个权力分支的挑战的话，尼克松的故事大概是最合适的了。
毛泽东一直把尼克松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下台之后，他曾经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向他们表示了非常中国式的对待老朋友的同情，支持，甚至抱不平。
在艾森豪威尔做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曾经做过他的副总统，因此他们两家也成了世交，并且儿女联姻。所以，当时在场的有尼克松女婿，也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尽管尼克松是他的岳父，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年轻人，他无法理解毛泽东表示出来的 “抱不平”的态度。于是他试图向毛泽东解释，尼克松的下台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他刚一开口，就被熟读“三国”的毛泽东一句挡回：“那是假的。”小艾克顿时哑口无言。
两种文化彼此多么难以理解和对话，由此也可见一斑。
去年，美国邮电部门按照惯例发行了尼克松总统的纪念邮票。大概总是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之类愚蠢的把戏吧，美国有这样的规定，对于任何一个曾经任职总统的人，只有在他去世一年之后，才能够发行纪念他的邮票。所以，当我看到这张印有尼克松头像的邮票时，不由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到今天，尼克松离世都已经两年了。确实，一场轩然大波已经过去，这里的人们已经可以平静地坐在火炉旁，翻阅一本本有关“水门案件” 的史料了。
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下，如果你想当一个政治家，那么，你一生中消耗精力最多的是什么事情呢？是竞选。别说要想当总统了，就是想当一个小镇的地方治安警官，都必须一次次地经历竞选和选举。
每到选举年，如果你漫步美国的城镇居民区，或是乡村角落，你会发现家家户户沿路的草地上，都低矮地“生长”着一块块色彩鲜艳的牌子。上面漂亮地印着“某某，治安警官”，“某某，参议员”，等等。有时上面还附有一张照片。这是他们自发地在为他们所支持的各种候选人在作宣传。如果你留意找找，会发现总统候选人的牌子也混在其中，你会找到一张看上去差不多的牌子，只是上面印的是“克林顿，1996”。
相邻的两家人家，他们插的牌子完全可能是不同的，这表明了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是不同的，也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完全可以是好朋友。他们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好朋友杰米和达尼拉，他们夫妇二人从来就是一个选民主党一个选共和党的。两百来年，美国人早就习惯这样的一种和平的政治表达方式了。同时，他们也早已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和平相处，也必须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的和平相处。
面对阳光下的这样一片无声的色彩斑斓的草地，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不会，也不敢忽略这牌子后面的一个个平民。也许他是一个黑人，也许他是一个同性恋，也许她是昨天刚刚宣誓入籍的只会说西班牙语的新移民，也许他是在这里生活了五代的虔诚的白人基督徒。美国的政治家的竞选，确实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竞选更为困难，因为牌子后面是一群可以任意表达自己见解的，五花八门还主意特大的分散的百姓。
因此，竞选也就特别重要，哪怕你有天大的抱负，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你所做的第一件事，还必须是说服这些百姓，使他们的草地上自然地“长”出代表着你的一块牌子来。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也就必然都一个个都是演说家。“公共演讲”课也就成了美国的中学和大学都非常重要的课程。
尼克松和所有的美国政治家一样。他一生中有大量的精力也是消耗在竞选上的。他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可以说是相当顺利的。但在他的竞选历程中，也不乏惨败的经历。我前面说过，他曾经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只有四十岁。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总统，连任一次，一直做满了八年的法定任期，尼克松也就因此“沾光”当了八年的副总统。从这个角度去看，确实是一个十分顺当的开端。可是为什么说他这个副总统是“沾光”的呢？这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副总统在美国就是一个轻松的角色，没有什么实权。根据美国的宪法规定，副总统是美国国会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