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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时间为此费心。
T。皮尔斯慢慢地挺直身子，摊开两手，伸出双臂，正打算开口，基普勒却先插话了。“你对唐尼·雷的身体状况，不至于比他的医生了解得更清楚吧！”
“对，大人。”T。皮尔斯说。
“你们对这一申请，不至于会坚决反对吧！”
法官大人将如何对这一申请做出裁决，已经十分明显，因而T。皮尔斯机灵地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仅仅是时间上有点问题，大人。我们甚至连书面答复都还没有来得及提交法庭呢。”
“你们会做出什么样的答复，我还不清楚？不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的。向法庭提交别的文书，你们可有的是时间啊。你给我定一个日期，贝勒先生。”他突然望着我说。
“哪一天都成，法官大人。任何时间都行。”我说的时候，满面笑容。哇，这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的优越性。
被告席上的5位律师，全都在他们那小小的黑色拍纸簿上开始了一阵紧张的涂抹，仿佛是想确定一个他们可以同时到场的时间。
“我的出庭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法官大人，”德拉蒙德坐着说。一位非常重要的律师的生活，总是围绕着一样东西旋转：出庭日程表。德拉蒙德是在傲慢地向基普勒和我暗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太忙，无暇顾及取证这样的区区小事。
他的4个跟班全都皱着眉头，摸着下巴，整齐划一地点着头。他们的出庭日程表，也已经排满，而且无法更改。
“你有科德医生证明的复本吗？”基普勒问。
“我有。”德拉蒙德回答。
“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这个，我，呃——”
“你明确回答有还是没有，德拉蒙德先生。对其有效性你有怀疑吗？”
“没有。”
“那么，你同意这个年轻人不久即将死去。我们需要录下他的证词，以便将来某一天，陪审团可以看见和听到他必须说的话。这一点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法官大人。问题只是，呃，目前，呃，我的出庭日程表已——”
“下星期二如何？”基普勒打断了他。过道左侧死一般的静。
“我看行，法官大人。”我大声说。他们谁也没有注意。
“离今天还有一周。”基普勒怀疑地望着他们说。德拉蒙德从案卷里翻出一份文件，仔细地看了看。
“我从周一开始，就要去联邦法院开庭，大人。这儿是审前指令，请你过目。估计时间需要两周。”
“在哪里出庭？”
“这里。孟菲斯。”
“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极小。”
基普勒看了看自己的日程表。“下周六呢？”
“我看行。”我又说道。谁都没有理会。
“星期六？”
“是的，29号。”
德拉蒙德瞟了T。皮尔斯一眼。找出另一个借口的任务，显然落到了皮尔斯肩上。他慢慢站了起来，手上捧着一本黑色的约会簿，那份郑重劲儿，和捧着一块黄金差不多。“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下周末要离开本市。”
“原因？”
“婚礼。”
“你举行婚礼？”
“不，是我妹妹。”
把取证的时间尽量往后推，一直拖到唐尼·雷去世，使取证无法进行，这在战略上对他们显然有利。这样，陪审团就不会看到他那憔悴的面孔，不会听到他那痛苦的声音。而且毫无疑问，这5个家伙可以编出许许多多借口，使我在百年归天之前都无法开始取证。
基普勒法官对此十分清楚。“取证定于周六29号开始进行，”他说。“如果这给被告带来什么不便，我表示遗憾，但谁都知道你们有的是人，少一两个并不碍事。”他合上一本书，支着双肘倾身向前，咧嘴笑着对大利公司的律师团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他们被他要得很惨，但他决无卑劣的动机。他刚才就五六项申请尽管做出了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但他理由非常充分，无懈可击。今后在这个法庭上，审讯前还会辩论申请举行听证会，我肯定他也会对我迎头痛击的。
德拉蒙德已经站了起来。他一边审视着摊在桌上的案卷，一边耸着肩。我想他准会说：“得了，不麻烦你大人了，法官。”或者：“你干吗不直截了当给原告100万美元呢？”但是，这位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大律师，仍然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没有，大人，目前没有了。”他说，好像基普勒已经帮了他大忙。
“贝勒先生呢？”法官大人问我。
“没有了，大人。”我微笑着说。就短短的一天而言，这已经够了。在第一次前哨战中，我已经把律师界的几个大腕打得落花流水，我不想得寸进尺。
“很好，”他说，一边轻轻敲了几下小木槌。“现在休庭。不过，摩尔豪斯先生，别忘了把你同意‘快轨运作’的那个案子的名字打电话告诉我。”T。皮尔斯痛苦地咕哝了一声。
28
我和戴克开业头一个月的情况令人担忧。我们收到的律师费，总共才1200美元。400美元来自吉米·蒙克，他是个专门在商店行窃的扒手，在市法院受审时，上了戴克的钩。200美元取自一个DUI案件，戴克是如何把这个案子抢到手的，他并未向我解释，到现在仍然是个谜。500美元是一桩工人赔偿案的律师费，这个案子的材料是我们撤离原来事务所那天，戴克从布鲁索办公室顺手牵羊的战利品。还有100美元，是我为一对中年夫妇起草遗嘱获得的手续费。他们在楼下买古董，转错了一个弯，闯进我的办公室，我正伏在写字台上打瞌睡。我们聊得很愉快，他们兴致一高，就要我为他们写遗嘱。付的是现钞，我立即交给了戴克，他是负责记账的簿记员。我们第一笔律师手续费，来得正大光明，清清白白。
我们房租化了500美元，文具纸张名片400美元，接通水电煤气并交纳押金550美元，电话系统租赁和一个月的电话费800美元，用分期付款方式向楼下房东购买写字台和其他装潢设备的第一次付费300美元，律师会员费200美元，五花八门的杂费300美元，传真机一台750美元，安装租来的一台廉价计算机及第一个月的租金400美元，在当地的一份饭店指南上登了一则广告50美元。
我们总共化了4250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开办费，我为此对戴克十分感激。他精打细算，决不浪费一分一文。根据他的计划，今后的日常开支，每月大约1900美元。对于目前的情况，他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我对于戴克的热情，很难无动于衷。他是单身住在事务所，远离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城市里，而且很少在城里参加社交聚会。密西西比的赌场，是他提到的唯一消遣场所。
他通常比我晚个把小时开始工作，上午大多呆在办公室里打电话，究竟打给谁，只有天知道。我想他准是在设法拉客户，或者核对事故报告，或者联系他的关系户。他每天上午都要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打字。我不久就意识到，他打字要比我好得多，而且他总是满腔热情地要为我打信函和文件。他接电话，买咖啡，打扫办公室，跑复印店，什么都干，整天忙个不停。戴克毫无架子，他只想让我高兴。
他一点不为律师资格考试操心。我们为此曾谈过一次，但他马上改换了话题。
每天将近中午的时候，他总要去某个说不清的地方办点神秘的事。我想他去的准是一个活动繁忙的法律场所，也许是破产法庭或者是市法院，他到那儿去寻找那些需要聘请律师的人。这件事我连问也没有问。他在晚上去医院侦察。
只花了几天工夫，我们就安排好办公室，建立好各人的地盘。戴克认为我应该用大部分时间去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法院转转，招徕顾客。我的性格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咄咄逼人，我发现他对此颇为失望。我老是谈论职业道德，讲究战略战术，这也使他腻烦。外面是一个严酷混乱的世界，那些连肚皮也填不饱的律师，可是明白这个你死我活的把戏应该怎么玩。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干等，你只能活活饿死。人家不会把那些有油水的案子给你白白送上门。
另一方面，戴克也得依靠我。我有开业执照。尽管收入可以对半分成，但我们的关系并非平等合作。他把杂活苦活主动揽在身上，是因为他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他心甘情愿地跟在救护车后面飞奔，在法院接待室里徘徊，在医院急诊室里躲躲闪闪，是因为他对五五分成这样的安排心满意足。他在哪里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交易啦。
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他反反复复对我说，在律师界你一直都可以听到人们这样说。逮住一件大案，你就可以退休。在电话簿黄页上做彩色广告，在马路上竖起又高又大的广告牌，在市内公共汽车上贴出大幅海报，甚至打电话拉客，律师们之所以干出这些肮脏勾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捏住你的鼻子，不要理会你的所作所为发出的臭气，不要理会大事务所的大腕律师对你的奚落或者谄媚，因为只要逮住一桩案子就成。
戴克已经下定决心，要为我们这个小小的事务所，逮住一桩大案。
他在全市深挖细找的当儿，我也努力使自己忙忙碌碌。在孟菲斯地区，有5个附属于它的小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法院，每个市法院都指派年轻律师代表贫穷的刑事被告在行为不检的案件中替他们辩护。法官和检察官都是兼职的年轻人，大多是孟菲斯州大的毕业生，大多数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500美元。他们在市郊都有自己的事务所，而且生意兴隆，每周只化几个小时，审理这些刑事案件。我曾登门拜访过他们，脸上挂着笑，伸出热情的手，请他们多多关照，给我弄点儿业务。拜访也取得了一点成果。目前，我奉命代表6个穷汉子，他们所犯的罪行各不相同，有的是拥有毒品，有的是小偷小摸，还有的是公开亵渎。每件案子我最多能拿到100美元，但案子必须在两个月内了结。从会见委托人和他们讨论如何为其辩护，与检察官交涉，到最后赶赴郊区出庭，我每一案件至少要化4小时。这就是说，每小时收费只有区区25美元，还得纳税和开支。
但这至少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多少也有点儿进账。我和人们会见，相互交换名片，请我新找到的委托人转告他们的亲戚朋友，我鲁迪·贝勒能帮助他们解决任何法律难题。然而，折磨他们亲戚朋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每想到此，不禁全身战栗。只能是更大的不幸啊。不是离婚，就是破产，或者种种刑事罪名。这就是律师的生涯。
戴克希望我们赚到一点钱以后，做些广告。他认为我们应该打出人身伤害法律专家的旗号，到有线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片应该在每天清早播放，那时候工人们正在吃早饭，可以赶在他们上班受伤之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最近还一直在收听一个听众可以与主持人谈心的黑人电台。这不是因为他喜欢它播放的音乐，而是因为这家电台收听率很高，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被律师们发现和利用。戴克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谈心律师！
上帝保佑我们。
我喜欢在巡回法院文书室溜达，跟那些女办事员打情骂俏，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法院的档案是公开的文献，可以通过计算机查阅。我摸熟了计算机后，立刻调出了列奥·F。德拉蒙德以前经办的几个案件。最近的一桩结案已经18个月，最早的则已有8年之久。没有一桩与大利公司有关，但被告无一例外全是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所有的案子都经过审判，并且最终裁决全都有利于他的委托人。
我在过去3周当中，化了许多时间研究这些档案，做了大量的笔记，复印了成百份材料。借助这些档案，我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质询提纲，这些书面质询的问题将由对方在宣誓后做出书面回答。书面质询的方法多种多样，我发现德拉蒙德的模式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仔仔细细地琢磨这些档案，列出了一份长长的要求大利公司提供的文件目录。德拉蒙德的对手当中，有几个相当出色，另外几个都十分可怜。但不管对手的本领如何，他似乎总是占着上风。
我研究了他的诉状、辩护状、申请书、书面质询和对原告书面质询做出的答复。晚上，我躺在床上读他的证词，背诵他的预审指令。我甚至看了他写给法院的书信。
在对戴克作了长达一个月的巧妙的暗示和委婉的劝诱之后，他终于同意去亚特兰大做一次闪电式的旅行。他在那里搜索了两天时间。两个晚上都是在价格低廉的汽车旅馆中度过，因为这是因公出差。
今天回来时，他带来了我期盼已久的消息。包娣小姐的财产略高于42000美元。她的第二任丈夫确实从他那个住在佛罗里达关系疏远的哥哥那儿，继承了一笔遗产，但他的那份不动产价值还不足100万美元。在和包娣小姐结婚以前，他已经有过两位太太，她们给他生了6个儿女。这6个儿女，外加律师和国内收入署，几乎把他的财产瓜分殆尽；包娣小姐得到的4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被存放在佐治亚州一家大银行的信托部。经过5年大无畏的投资，连本带息现在已有42000美元。
由于法院档案只是部分封存，戴克可以仔细查阅，并且缠住有关的人士，打听到我们需要的信息。
“遗憾，”他在总结了调查成果并把一些复印的文件交给我后说。
我很失望，但并不觉得奇怪。
笔录唐尼·雷·布莱克的证词，原本计划在我的新事务所里进行，这个方案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戴克和我虽然不是在马厩中办公，但办公室大小，而且几乎没有装修。窗子上没有窗帘，转身都有困难的洗手间里，抽水马桶又常常罢工。
我倒不是为这个地方感到难堪，事实上它还颇为雅致；对一颗正在崛起的律师界的新星，这是朴实无华的起步场所。但它肯定要遭到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那些家伙的嗤笑。他们过惯了豪华生活，屈尊来到郊区的贫民窟定会表现出势利来，我又怎能忍受？我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座椅，把狭小的会议桌四周摆满。
星期五，也就是预定取证的前一天，多特告诉我说，唐尼·雷起不了床出不了屋。他一直在为取证担心，这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他既然无法走动，我们当然只能去他家取证。我打电话给德拉蒙德，他却回答说他不能同意改变取证的地点。规定就是规定嘛，他说。我能做的就是把取证的时间向后推，并且重新通知每一个人。他对此深感遗憾。他当然巴不得把取证向后推，一直推到唐尼·雷的葬礼之后。我挂上电话，马上又打给基普勒法官。过了几分钟，基普勒拨通了德拉蒙德的电话，三言两语就把取证的地点改到多特和巴迪·布莱克的家。我感到奇怪的是，基普勒居然想亲临取证的现场。这实在是非同寻常，但他有他的道理。唐尼·雷已经病入膏肓，这可能是笔录他的证词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时间至关重要。取证时双方律师发生激烈争执是家常便饭，往往需要打电话请法官召开电话会议来解决纠纷。如果找不到法官，如果纠纷无法解决，取证就只好取消，双方重新商定取证的时间。基普勒断定，德拉蒙德那一帮人准会挑起毫无意义的争吵，阻碍取证的正常进行，然后大发雷霆，拍拍屁股走路。
但基普勒在场，取证就会一帆风顺。他会对他们的反对意见做出裁决，让德拉蒙德老实就范。而且，这天是周末，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补充说。
这将是我律师生涯中第一次取证，我想他也有点儿为我的能力担忧。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星期五夜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才能保证在布莱克家的取证获得成功。唐尼·雷整个作证的过程，将用录像机录下，以便陪审团将来可以看到他那凄惨的模样，但他们家又潮又暗，特别是最最重要的灯光，更是暗淡得怕人。屋子里没有空调，温度却高达华氏90多度。无法想象，五六个律师和一位法官，外加一个书记官和摄像，能在他家里找到一个地方挤坐在一起，而不致觉得无法忍受。
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多特用大块的蓝色烟云，使我们统统窒息而死；还梦见巴迪在后院用空酒瓶砸窗户。我睡了不足3小时。
我提前1小时早早来到布莱克家。他们的窝显得更小更热了。唐尼·雷坐在床上，精神尚可。他说他要打起精神面对挑战。取证的事我们已长谈过几小时。一周前，我给了他一份材料，上面详详细细地列出了我要问的问题，以及我估计德拉蒙德将会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已做好准备，但我看出他有点儿紧张和激动。多特在边煮咖啡边擦墙壁。一批律师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