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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说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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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怎么办?”
  “拿了钱然后走路。”
  “我不能这么干。我不想这么干。我的委托人不想这么干。”
  “好!现在是把那些人带进20世纪的时候啦。你的录音机在哪里?”他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在房间里飞快地兜了一圈。墙上有块黑板,这位教授准备开始讲课。我从公文包里取出录音机放在桌上,准备好笔和拍纸簿。
  马克斯讲了一小时,我飞快地做着笔记,并且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他分析了我的证人,对方的证人,文书档案和几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他彻底研究过我寄给他的材料,对如何才能牢牢揪住对方谈得津津有味。
  “把王牌留到最后再打出来,”教授说。“到最后才放那可怜的小伙子死前作证的录像带。我想他的模样一定很可怜。”
  “比可怜还要可怜。”
  “太棒啦,那将给陪审团留下极其有利的印象。如果一切顺利,审讯3天就可以万事大吉。”
  “那以后做什么呢?”
  “以后你就坐着,听他们对事情做出解释。”他突然刹车,伸手在桌子上拿了一件东西推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
  “这是大利公司的新保单,上个月发给我的一个学生的。是我出的钱,下个月我就要取消这份保险。我叫学生买来,只是想看看上面的文字说明。你猜猜看,他们把什么东西排除到保险范围之外了?而且用的还是黑体字。”
  “骨髓移植手术。”
  “包括骨髓在内的所有移植手术,统统给排除啦。你把这张保单保存好,开庭时拿出来。我想你该质问大利公司的总裁,为何在布莱克家提出诉讼仅仅几个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对保单做出这样的修改。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把骨髓移植明确排除在外?如果骨髓移植属于布莱克的保单承保范围,那他们为什么拒绝了支付手术费的要求?这可是确凿的好材料呀,鲁迪。开庭的时候,我也许还要来旁听呢。”
  “请你一定来。”在开庭的时候,除了戴克,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一起商量商量,我将会更加定心。
  马克斯还就我对理赔文书的分析提出了几个问题,我们不久就把头埋进材料堆中。我从汽车上卸下4只装满文书的纸箱,拖进这研究班专用的房问。到了中午,这房间看上去已经像个废纸堆。
  他有无穷的精力。在吃午饭时,他又就保险公司的簿记给我上了一课。由于保险业不受联邦反垄断法的约束,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会计方法。几乎没有哪个高明的注册会计师,能读懂保险公司的会计报表。而保险公司也不希望别人能读懂,因为他们不想让外界了解其内幕。但马克斯有几个内线。
  大利公司总资产在4亿至5亿美元之间,其中约有一半被打了埋伏,作为储备金和盈余。这一情况必须向陪审团讲明。
  我不敢强人所难,向他提出在圣诞这一天继续工作的要求,但他自己却是干劲冲天。他的夫人此时正在纽约娘家探亲。他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可干,因而他真心实意地希望继续努力,把剩下的两箱文件折腾完。
  我记了3本笔记,录了一打录音带。等到圣诞这一天天黑以后,他终于讲完了他对一切的看法时,我已筋疲力尽。他帮我把纸箱重新装好,拖上汽车。又一场鹅毛大雪,正从天而降。
  我们在法学院大门口道别。我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他祝我交上好运,叫我保证开庭前每周至少给他打一次电话,开庭时每天打一次。他可能会来旁听审讯,这句话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雪中挥手向他告别。
  我一路漫游,3天后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斯巴腾伯格。一路上,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中西部地区的北部,我那辆沃尔沃轿车表现非凡。我用车上的电话和戴克通过一次话。事务所平安无事,他说。没有人找过我。
  在过去的3年半中,我为了获得法律学位,整天埋头学习,一有空闲还得去尤吉酒家打工,很少有时间外出旅游。像目前这样省吃俭用的旅行,却是一次奢侈的假日享受。它使我头脑清醒,灵魂纯净;我可以暂时把法律事务抛在脑后,考虑别的事。我卸掉了一些沉重的包袱,莎拉·普兰克莫尔便是其中之一。忘记那往昔的怨恨吧,生命是如此短促,又何必蔑视那些不由自主地干了蠢事的人!劳埃德·别克和巴里·X。兰开斯特之流所犯的严重罪行,我途经西弗吉尼亚某地时已予以原谅。我发誓再不惦念包娣小姐,再不为她和她那些污七八糟的子孙操心。没有我他们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思念凯莉·赖考。她那洁白的牙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色的大腿,她那甜蜜的声音,如梦如幻,与我同行。
  我在途中偶尔也会思考法律事务。这时,我的思绪总是离不开想象中的庭审场面。我手头目前只有一桩案子能沾到法庭的边,因而我能考虑的也只有这件案子开庭的情景。我练习着向陪审团致词的开场白。我反复盘问大利公司的那些坏蛋。我几乎声泪俱下地进行着最后的辩论总结。
  一些开车从我旁边驶过的人朝我投来惊讶的目光,但是,嘿,没有谁认识我。
  我和4位曾经或正在起诉大利公司的律师通过话。最初的3位毫无帮助,第4位就住在斯巴腾伯格,名叫库柏·杰克逊。他那个案子里有点儿奇妙的东西,但不能在电话上跟我说。他欢迎我顺便去一趟他的事务所,看一看他的案卷。
  他的事务所设在市中心一座银行大楼里,拥有6名律师和现代化的办公室。我昨天在北卡罗来纳从车上和他通过话,他今天可以接待我。圣诞期间事情不多,他说。
  他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胸脯厚实,四肢发达,留着一把乌黑的络腮胡,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转动,漆黑发亮。这位46岁的律师告诉我说,他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产品的责任保险。他在把门关严以后,才开始与我细谈。
  他将要告诉我的内容,有一大半本不该告诉我。他已经和大利公司结了案,他和他的委托人都在一份措词严厉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谁泄露了结案的条件,谁将受到严厉惩处。他不喜欢这种协议,但这种协议也很普通。他是一年前代表一位女士状告大利公司的,这位女士长了一个瘘管,需要动手术。大利公司拒绝为她支付手术费,理由是:她提出申请时,隐瞒了投保5年前曾经切除过卵巢囊肿这一事实。囊肿是投保前已存在的情况,拒赔信写道。这位女士要求公司支付1万1000美元。在遭到多次拒绝后,她聘请了库柏·杰克逊。杰克逊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去了4趟克利夫兰。录取了8个人的证词。
  “从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愚蠢的松包,”杰克逊谈到克利夫兰那班人时骂道。他喜欢在庭审时激烈交锋,而且玩起来不守任何章法。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敦促开庭审理,可这时大利公司却突然要求悄悄私了。
  “你可别告诉其他人呀,”他说着,一边品尝着违反协定的滋味,一边把保密的内容向我和盘托出。我敢打赌他已经告诉过成百的人。“他们先付给我们1万1,接着又丢过来2万美元,让我们闭起嘴巴走人!”他的眼睛闪闪发亮,等着我做出反应。这种案子的结果确实非同寻常,大利公司事实上是付出了一大笔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金。他们坚持要求原告保密,就毫不奇怪了。
  “这真令人惊奇。”我说。
  “确实如此。我本人并不想私了,可是我那个可怜的委托人需要钞票。我们本可以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番。”他接着又讲了几场官司的情况,以便让我相信他已经发了大财。
  我跟他走进一个无窗的小房间,房间的四壁排著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一色一样的纸箱。他把魁伟的身体靠在书架上,指着3只纸箱说:“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他摸着一只纸箱,仿佛里面藏着巨大的秘密。“保险公司收到理赔的要求后,便交给理赔员,通常仅仅是个低级的管文书的妞。理赔部的人受的训练最少,工资最低。所有保险公司都是如此。最有吸引力的是投资部,而不是理赔部或者保险部。理赔员研究过理赔要求之后,理赔保险程序立即开始。他或她给投保人寄去一封信,反驳其提出的理赔要求。我想这样的信你手头一定会有。接着理赔员会要求投保人提交最近5年的医疗记录。他们审阅过医疗记录之后,会再给投保人发一封信,通知他:‘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暂时驳回理赔要求。’此后出现的情况才真叫有趣呢。理赔员把档案材料交给保险部,而保险部则给理赔部一份备忘录,通知他们在接到我们的通知前,勿支付理赔金。理赔部和保险部接着会打更多的交道。书信和备忘录你来我往,文书成堆,分歧随之而生,对保单中的句子和短语的不同理解,成了这两个部门相互交火的焦点。可是你要记住,这些人虽然在同一座大楼里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一般却互不相识,而且对其他部门的情况也毫无所知。这局面全是老板们有意搞出来的。而在这同时,你的委托人却呆在他那部旅行拖车里面,不断收到一封又一封信,有的来自理赔部,有的则来自保险部。大多数人懒得再找麻烦,干脆放弃索赔的要求,而这正是保险公司求之不得的事。真正找律师求助的人还不到二十五分之一。”
  我一边听他叙述,一边整理文书和证词。听完他的这番话,我心里豁然开朗。“你有证据吗?”我问。
  他敲敲纸箱。“证据就在这里。里面的大多数材料对你都没有用处,但是我有他们的工作手册。”
  “我也有的。”
  “你想看什么材料都行。它们全都排列得井井有条。我有一个很好的助理呢,实际上是两个。”
  是的;可我鲁迪·贝勒却有一位准律师!
  他让我单独留下。我径直找出深绿色封面的工作手册。一本是理赔部的,另一本是保险部的。乍看起来,它们和我在取证时从保险公司拿来的并无什么两样。工作程序分门别类排列,开头有个提要,末尾有一张词汇表,与文书处理人员常用的那种手册并无区别。
  可是,不久我就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之处。在理赔部工作手册的后面,我看见有一个U节。我拿到的版本上可没有这一节。我仔细读了一遍。对方的阴谋暴露啦。保险部的工作手册上也有一个U节。库柏·杰克逊讲的一点不错,那是整个阴谋的另一半。把两本手册放在一起便一目了然:按照手册的规定,一个部对投保人的理赔要求加以拒绝,当然还附了一句:等待进一步研究;接着便把有关案卷送到另一个部,同时指令该部在得到进一步通知前,不得付款。
  然而,这种“进一步通知”永远不会露面。没有这一通知,无论理赔部还是保险部,都不得支付赔款。
  在这两个U节中,对于如何用文字形式记录下每一步骤,都有大量明确指示。从而在将来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一系列文件,证明在做出拒赔决定之前,他们曾做过多少艰苦的工作,认真评估投保人理赔的要求。
  我手头的两本工作手册都没有这个U节。在交到我手上以前,这两小节已被及时取掉了。他们——克利夫兰的那些坏蛋,也许还有他们在孟菲斯的律师——心怀鬼胎,故意把这U节隐藏起来。他们的这种做法,说得轻一点,是令人吃惊的。
  惊愕的情绪不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想到在庭审时可以把这两节的材料突然抛出,让它们在陪审团面前见见天日,我不禁放声哈哈大笑。
  我又化了几个小时在其余文件中搜索,但我的目光却无法从这两本工作手册上离开。
  库柏喜欢在办公室里喝杯伏特加,但通常只在下午6点以后才喝。他邀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把酒瓶放在用作吧台的壁橱冰箱里,喝的时候既不加水也不加冰。我也像他一样这么喝。每次虽然只呷两三滴,但却一直从喉咙口烧到腹部。
  在喝完一小杯后,他开口说:“有几个州对大利公司做过调查。那些材料我想你都有了吧。”
  我对此一无所知,而说谎毫无意义。“我没有。”
  “你应该把这些材料找出来,我曾经把大利公司的情况向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检察官报告过,他是我念法学院时的朋友,目前正在调查这家公司。佐治亚州也在调查。佛罗里达的保险专员也开始了正式的调查。看来在过去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数量极大的理赔要求遭到他们拒绝。”
  几个月以前,我还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马克斯·勒伯格曾经提到过他向州保险署投诉大利公司的事。他当时还说,这种投诉可能不会有任何作用,因为保险业对那些想约束他们的人拼命奉承巴结,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不禁若有所失。嘿,这可是我承办的第一件保险公司欺诈案哪!
  “有人在谈论采取集体行动的问题,你知道,”他说,那一双明亮的眼睛朝我怀疑地眨巴着。他明白我对此同样是一无所知。
  “什么地方?”
  “罗利的一些律师。他们手头有一批标的不大的欺诈案,不过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大利公司还没有受到打击。我看大利公司准会设法把那些让他们伤脑筋的案子悄悄地私了。”
  “大利公司卖出了多少保单?”这个问题在我取证时已经向对方提出过,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10万不到点儿。假定索赔的比例是1%,那么每年就有1万人提出索赔要求,这和整个保险业的平均数差不多。再假定一半被他们拒赔,那就是5000。索赔的数目平均每年1万美元,5000乘1万就是5000万美元。咱们再假定他们一年化上1000万,这个数字当然也是毛估估,来解决冒来出的一些官司,那么他们玩了这个小阴谋就可以净赚4000万。而第二年他们又可能重新开始依法支付索赔的款子。他们守一年法,第二年再走老路,把客户理赔的要求驳回去,或者再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们钱赚得太多了,不管你是谁他们都敢坑你。”
  我目瞪口呆地对他望了很久。“你能证明吗?”
  “不,这纯粹是一种直觉。这种事或许根本就无法证明,因为他们干得太隐蔽了。大利公司确实干过蠢得叫人无法相信的事,可是大概还不至于蠢到留下书面的证据。”
  我本想提出那封“愚蠢之至”的信反驳他的观点,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他已经连连取胜,到目前为止每次交锋,他都证明了他高我一筹。
  “你有没有积极参加哪一个辩护律师组织的活动?”他问。
  “没有。我开业才几个月呢。”
  “我可是相当活跃。我们这些喜欢承办保险公司欺诈案的律师,有一个松散的网络,我们相互一直保持联系。在一起交流小道消息。我经常听到对大利公司的非议。我看他们拒赔的情况着实是太多了,大家都在等着出现一个揭露他们的大案。一旦陪审团做出重要的裁决,告他们的状子就会蜂拥而至。”
  “会有什么样的裁决我没有把握,可是一定会开庭,这我完全可以保证。”
  他说他可以给朋友们打电话,把网络里的律师们发动起来,相互配合,搜集信息,看看大利公司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怎么样。而且2月份开庭时,他还可能来孟菲斯看看审理的情况。做出一个重要的裁决,他说,整个堤坝就会塌掉。
  第二天我又用了半天的时间翻阅杰克逊的材料,接着就向他表达了我的谢意,握手道别。他叫我一定保持联系。他有一个直觉:将会有许许多多律师出庭旁听将要到来的审判。
  这为何使我胆战心惊?
  我驱车12小时回到了孟菲斯。我把沃尔沃停在包娣小姐漆黑的宅子后面,这时一场小雪正开始飘落。明天就是新年了。
  
  40
  审前预备会议于1月中旬在基普勒法官的审判室里举行。他让我们围着被告律师席坐下,并且在法庭门口派了一个法警,阻止闲逛的律师进入庭内。他坐在桌子的一端,没有穿长袍,一边坐着秘书,另一边坐著书记官。我坐在他的右侧,背对着法庭;在我的对面则是被告律师团。这是12月12日录取科德医生的证词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德拉蒙德,而要和他以礼相见,我不得不化了很大力气克制自己。我每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仿佛都能看见这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受人尊敬的混蛋在偷听我的谈话。
  双方都已提交了各自的预审程序草本,今天的任务是解决相互纠缠的难题。最终一致的程序将作为开庭审讯时的蓝本。
  我在会前请基普勒看了从杰克逊那儿借来的两本工作手册,当时他并不十分惊讶。他已经把这两本手册和德拉蒙德提供给我的做了仔细比较。法官大人说,我并无必要通知德拉蒙德我已经知道他们隐瞒了文件的事。如果等到开庭以后,当着陪审团的面,把这抖落出来给大利公司当头一棒,我也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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