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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这就是大家一直想要追求的。整个现在都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具体的例子。像比如说呢，这个好的制度，我们相信它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正的制度，这是众望所归的一个指标，但是怎么是公正的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公正？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因为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才能，都有天赋的，不同的能力，很难说谁的能力是绝对比另外一个人高，这种想法是错的。往往比如说我们测智商这种，这是无比错误的一种方法，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标准，你要换一种标准那很可能完全相反。人都有很多很多种天生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游戏，它只能是特定的某个游戏，它不可能是全部游戏，如果按照我的概念的话，就是你只能是在其中的一个可能生活，你不可能再有同时出现在无数个可能生活里头。那么一个在古代，假如说我们在古代的游戏里头，一个力大无比的壮士，他就有机会去当将军；但是在我们现代呢，他能干什么？他也就能去举重。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现在社会的游戏规则，像克林顿、布什这些善于讨人喜欢的人，他智力其实很平庸，他就能当上总统；但是拿破仑如果在今天，他是肯定当不上总统的。所以你能够注意到，什么叫做有才能？什么叫做比别人强？这完全是依据你是在哪一个游戏里头出现。所以呢，既然没有一个制度或者说没有一个游戏，能够表达我们全部人的优势和全部欲望，那么它是绝对的公正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满足全部人的才能的愿望，所以任何一个游戏中，都有无数怀才不遇的人。这个不是说在游戏内部程序上的不公正导致的，说没有人发现它；而是这个游戏规则本身规定了，说它本来是有才的，把它规定成没有才的。所以我们过去思考问题的时候，过多地也就说我们的现代知识，过多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一个程序问题上去，所以我们老要讲什么程序公正，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掩盖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这个游戏本身是哪一个种类的游戏。所以这个时候呢，等于说，关于这个游戏或者叫博弈，或者叫制度，我们又有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层次，我们有没有权利选择一个游戏？如果说你给定这个游戏程序都很公正，但是假如说我们不喜欢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换一个游戏？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你不管怎么换，任何一个游戏都是不公正的，总有一些人是天然地被这个游戏的规则鲜明地给定义为是弱势的，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值得我们思考。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所谓比较好的制度，它能够尽可能地满足最大多数人的一些才能的发挥。哲学家罗尔斯，他想像过一个公正的社会的一个模式，他这里头也用到了博弈论，他是一个就是少数应用到博弈论的哲学家之一。所以他设想说，人在签约之前，在签一个社会契约之前，人互相绝对是无知的，这所谓他的无知之幕的假说了。我们不知道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对方也不知道我的优势是什么，对方的全部情况都是不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基于这样的条件我们会签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他认为在这个情况下，签的协议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怕，万一其实对方比我们实力强得多，那怎么办，所以每个人都要做一个比较坏的打算，就是假定自己处境不利，那这个时候，这个制度仍然能够给你保障。所以最后他认为会签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被他认为应该是比较公正的。
按照纯逻辑的设想，假定是两个人，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这个里头的个体，每个人对对方绝对无知。而按照经济学的假定，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所以这个时候，又按照博弈论的风险规避的原则来想，他一定是必须不信任另外一个人，把任何人都看成是不可信的，就是说每个人必须把其他所有人都看成是坏人，这样他才保险，在这样的条件下来签约他才保险。那么如果每个人把所有别的人都看成是坏人，这样会有一个什么结果？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有时候会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知识的生产力。就说，我们事实上我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这个世界，并不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世界恰好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产物，是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把这个世界给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一样的，社会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把所有人都看作是坏人，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其他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知识将会引导我们每个人都去成为坏人，所以不管他最后签的约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可以忽略了。他最后这种知识所生产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坏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的方案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你不能想像说，我们愿意产生一个制造一个坏的世界，所以你看这里头牵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是一个总的感觉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像经济学，它是有时候为了一个知识的产量，为了知识的生产的方便，在它基本假设上忽略了太多的必须的条件，条件给得太简单，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尽管看上去都是在数学上都是非常可靠的，但是用起来不太合用。我觉得问题就在这儿。当然你可以说，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等等在内，我们所设想的全部事情都是一种理想，都是一种理想层面的东西。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有时候我们又会努力地在实践中，我们会努力地想把理想和现实要拉得靠近一点，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信念，老觉得事情慢慢地我们就可以把它拉得靠到一起来，理想和现实靠到一起来。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有时候我们也许似乎是拉近了，但是拉近了给它一挤，它中间这条鸿沟，虽然是窄了，但是却变得很深了，它很难跨过去的。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好社会是很难的了，一个好社会既要公正，不仅要程序上公正，在实质上我们也希望它是好的。这个实质上好的，其实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总是希望“好人有好报”。一个社会你总应该是好人有好报，或者说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制度，能够基本上保证好人总是能够胜出，而不是坏人胜出。
所以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曾经有一些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包括心理学家，他们利用博弈论的理论，用到去解释生物进化的时候，做过一个模型。他们搜集了很多种方案，假如有很多很多种物种，他们的每种物种的竞争策略是不同的，然后把它放在电脑里头，跟电脑游戏有点像，让它们互相斗争，看看最后谁胜出。最后他发现一个令人鼓舞的结果，就是里头有一个叫做TFT的模型，就是有时候翻译为“针锋相对”，有时候译成叫“以牙还牙”，这么一个模型，最后胜出。而这个模型是这些所有的参赛策略里头，被认为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也就相当于是一个好人。这个策略是这样的，它规则极为简单：就是第一步他出牌的时候，他是出一张合作的牌，跟别人合作，信任别人，但是他很可能就被人别骗了；所以它的第二条规则就是，从第二步开始，都按照别人的反应去做，如果别人骗他，那他下一步他就骗他，就互相骗，一直到对方回到合作的层面上来，他就马上就原谅别人，他也马上合作。所以它是这么两条简单的规则，据说这个是最后胜出，当时很多人听了还是很鼓舞的，就觉得似乎还是老天有眼，还是有天意的存在，好人最后总会胜出，但是它这里头漏洞还是挺多的。
我们可以考虑几个小问题，一个呢，你可以考虑一个时间问题。作为生物进化来讲，它是以物种为单位的，它并不考虑它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说一只羊就被老虎吃了，吃了它并不考虑这只羊的命运，它只考虑羊的种类的命运，它是以类作为单位计算的，这点是和人不一样的。所以它对于生物来讲，它这个种类它一开始受骗的时候，损失很多，成千上万的羊被吃掉了，但是由于它最后有好报，它最后延续下来了。但是人类社会就不是这样，我们是以“人”“个体人”为计算单位的，这有本质的区别。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价值，他的生命本身这个价值，只对他自己是有意义的。所以呢，他必须为他自己有限的生命所着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像海德格他们始终抓的一点，就是人的生命的有限性，你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存在这样的问题。而这点是很要命的，当一个人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如此有限，即使他的团队最后胜利，但他个人被牺牲了，这团队的胜利、团队的利益和他个人的利益并没有挂钩，这个时候，他即使不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他也会或多或少地要为自己着想。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个体来说，他的最佳策略就未必是这个所谓TFT的策略。因为他不一定是，如果他是这样的话，他在第二回合很可能就被一个骗子给吃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好人总是得不到好报的原因。事实上，就是因为人的生命不是一万年，对吧？我们只是七八十年，他在里头时间太短，他被人骗了，他没有机会等到笑到最后的那一天，除非你是活一万年。
对于人类这个模型，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移植到来说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比这个危险还是要大得太多。所以我们所能指望的，也就是一个程序公正并且好人能够胜出，并且是在他的有意义的生命里头，能够胜出，而不是要等他死后被追问，也不是要等到他到八十岁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给他所谓的报酬。这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当下好人就能够胜出。这样的制度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设计出来，不知道哪天能够设计出来，也许有一天你们能够想得出来，我现在没有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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