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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学是新事物而且迅速成长的时候，青年人和从其他行业中被吸引过来的人要取得高级地位，自然是容易得多。一旦局面定了，就应作出某些特殊安排，使这些人在组织中得到充分的代表权，最好为每一种年龄类别在科学院中保留一定比例的位置。这样年龄在二三十岁之间真正有想象力的科学家不等到自己的锐气因为年龄而减弱，就可以把自己的干劲发挥出来。这个办法难以实行之处在于：如果这种院士一直在科学院里呆下去，机构就会变得十分臃肿。把科学院组织和指导职能，同院士们所进行的个别科研工作，尤其是授予荣誉的职能分开来，可能是有好处的。目前，可能有三分之二的科学院院士除了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之外，什么也不想干，而且把自己的院士资格看作是一种荣誉或者对自己科学贡献的一种奖赏，而不是把它看作是指导整个科学发展的机会。我们希望，当科学和社会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类人的比例会下降，不过他们总是会存在的，也许值得为他们另外设立一个学会或者在科学院中另设一个部门。其成员资格将是单纯的荣誉，不负任何责任。同时，向他们保证充分支持他们的一切科研工作。用某种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官方机构中存在的、迄今几乎被认为是自然法则的那种迟钝和缺乏主动性的局面改变成一派热气腾腾，积极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福利的局面。
选举形式 不论科学院的具体职能如何，科学院院士的能力是关系重大的。这就使任命他们的方法更加重要了。迄今委派院士要末是通过原来院士的协商——在皇家学会中，是由核心会议来协商决定的——要末象旧的法国皇家科学院那样通过政府任命，但通常还是根据院士的意见来委派。两个办法都能保证传统的连续性和一定的成就标准，但是也过于重视年龄和正统资格。当科学在国家生活中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时，这种办法是很好的。科学院成为一个俱乐部；如果有人不喜欢它或者不能加入，他们完全有自由设立一个与之相竞争的单位。有人就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自由，设立了一些专业科学学会和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但在英国，皇家学会尽管偶尔也有几个时期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至少从来没有人不把它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代表机构。
现在科学既然成为一支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就不能再接受这种狭窄的遴选办法了。不但需要有学问和有声誉的人，而且也需要实行家和目光远大的人。最简单的新办法莫过于由全体有资格的科学家民主地直接选举终身院士或有一定任期的院士。可能有人反对说，这会使科学界容易产生争夺选票和开展派系斗争的弊病。这种情况也许会发生，然而其后果不见得比今天科学界中盛行的阿谀奉承之风更糟。一个更为严重的障碍是：大多数科学家既无作选举人的能力，又对此不太感兴趣。可以根据学科把科学院分为许多部门来克服这个困难，但是这又会使现有的各科分家状态继续保持下去。另一办法是把科学院依照年龄划分若干组，组与组之间人数有一定的固定比例，院士候选人和选举人都是小组的成员。另一个办法是皮里博士提出的相互选举办法。这个办法既有民主选择的好处，又可以保证被选者具有学术能力。按照这一办法，不是由全体科学家，而是由大约二千名选举人的集体来选举科学院院士。他们是由于自己的一般科学工作能力由科学院院士自己挑选出来的。这样科学院便能代表当代积极而肯负责的科学家们。某种这样的办法加上工作年限规定，再把科学院的荣典职能和它的本职职能划分开来，理应可以使科学院成为科学工作的适宜的总的指导机构。
技术—科学研究所
技术—科学研究所是比较新近的概念。它在英国还处于极其初期的阶段，虽然多年来这种研究所在欧洲和美国科学界已经起了重要作用。它们的起源不一；部分地产生于大学的各系和各技术学校，部分地产生于政府各科学部门、部分地产生于大工业企业的研究实验室。虽然所有这些研究所都是分别存在的，不过已经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和大学所代表的基本研究以及工厂和政府部门中的实际应用科学之间，设置某种中间性联络组织，是有其特别的好处的。在这方面，设在达莱姆的规模巨大的威廉皇帝研究所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习典型。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所标志着人们认识到：有必要明智地有组织地把科学应用于整个工业而不是用于个别企业的生产。英国的相应机构，即国立物理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所也起了类似的职能，不过迄今内部主动性还太差。
科学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双向交流 技术—科学研究所的一个职能是充当基础科学及其应用之间的双向交流渠道。
在工业、农业和医学中产生的问题首先向它们提出。这类问题的直接表现形式是怎样生产某一产品或者怎样避免某种缺陷和疾病。研究所要末应用已知的科学原理解决这些问题、要么把这些问题变成一些基本问题，提交科学院处理。与此相反的过程也将属于它们的业务范围。它们的任务是，探索基本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方法，并且把这些方法加以发展，以便可以交给工业实验室、农业试验站或者医学研究中心。
研究所和新生产 迄今，除了在苏联之外，技术研究所的这种积极职能到处受到抑制，因为实际利用最终可能获利的发明是工业企业家的特权。一个独立的研究所，如果提出一套新的生产方法，要末就得独立进行生产、要末就得出售专利权，要末就得把新方法的使用权转交给一家或多家厂商。这样做实际上等于使它自己变成了这些厂商所属的实验室的一部分。在英国，我们已经谈过，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研究协会主要是执行后一种职能，不过正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就无法承担技术研究所的更广泛的职能。一个技术研究所的价值将主要取决于它在与工业保持密切联系和维持高标准的科学质量方面能做到什么程度。它应当能够从合理的立足点通观整个工业，不仅要考虑怎样改善生产方法，而且还要从整个工业观点考虑是否有必要采用任何一项生产方法的问题。在这里，这种研究所的职能和一个竞争性的工业制度也极难相容，因为任何可能改变工业结构的建议都意味着利润天平在某些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有所偏转，因而在实践中不能不受到阻挠。
人员 技术研究所的人员需要对等地从科学界和工业界中抽调，这样就有相当多的人员流动和交换的机会。研究所的整个积极职能将取决于它们是否能抓住并发展新设想；这种新设想往往来自这个工业本身直接范围以外的领域。它们应当有助于打破研究学术的科学家和研究应用的工程师之间目前存在的隔阂，使他们可以进行对彼此都有利的意见交换。此类研究所的可能的安排见于图表一，任何具体安排的价值都只能在实践中看出来。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强调指出，任何安排都必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容许把现存研究所拆散并成立一批全新的研究所，并且容许把那些已经超出其最有用的期限的研究所结束掉或并入别处。研究所总的安排分为四个部门：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学。
物理学部门和化学部门 在物理学部门和化学部门里将有两大类型的研究所，可以称之为方法类型和系统类型，或者可以更简单地称之为关于生产方法的研究所和关于材料的研究所。第一种将包括一切处理各种材料以达到一定目的各类工程。第二种将涉及对材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涉及材料的来源，这又将涉及矿业和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业部门；涉及材料的生产和加工以及产品的利用。迄今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还完全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碰到问题随时处理，很少对整个工业进行调查，以便把它置于合理的基础上。无疑，如果能完成这种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付诸应用，就会实际造成一场新的工业革命，而且社会效果也会大大增加。
生物学部门 生物部门，不论是它的农业方面以及医学方面，都将从这种合理化中得到巨大好处。事实上，由于它目前的组织处于特别紊乱的状态，使它所掌握的数目比较不大的经费大多浪费掉，所以它所得的好处就更大了。除了把已有的农业和医学研究机构加以扩大和合理化之外，还需要设立一整批新的研究所，以便处理工业科研中迄今被忽视的方面，即直接消费的方面，可以把这一切全都集中在一所家用工程学研究所的周围。这个研究所将从事营养和烹调，衣着和家俱、住房和家务劳动的科学研究，不是从销售消费品获得利润的角度，而是从安排一种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切。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是健康的，而且摆脱了目前半传统性的半科学性的家庭生活组织的浪费和无效率状态。
社会学研究所和规划工作 社会学技术研究所将开辟崭新的局面。它们实际上将研究整个规划的问题，即如何发展人类社会，以便促进普遍福利和实现物质上和文化上最迅速和最和谐的发展。城乡规划、工业地点规划、人口控制和分布规划、劳动条件和教育规划等等整个问题都将属于它们的研究范围。它们当然将仅是研究机构，既没有立法职权也没有行政职权。中央或地方政府将征求它们的意见，根据政治或经济情况予以执行或不予执行。可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建议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接受，研究所就其科学方面而言，实际上就将变成规划机构。应特别注意“就其科学方面而言”一语，因为在这里无意要科学取代群众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取舍权。这些社会学研究所能做的只是指明可以最有效地达到某些目标的办法。它们还将为一些可供选择的社会组织方法提供基础，并将让群众来决定取舍。
工业实验室和野外试验站科学组织形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将是工业实验室和实验工厂、野外试验站和医学研究中心。科学和生产之间在这里发生有效接触。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这类实验室，不过它们的工作范围过于狭窄，实际上不过是做一些常规测试工作。应当把它们变成总的科学规划的基本部分，因为科学正是在它同实践的关系方面最能作出贡献；如果这种实验室充满热切希望密切注意每一个预想不到的现象，并且热切希望把每一项新的科学成果加以利用的工作人员，其结果一定对科学和生产都同样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这一步的办法是比目前频繁得多地更换人员。所有科学家都应该有机会用一部分时间在这类实验室里工作，而工业和农业科研人员也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在大学和高级研究所工作。
实验工厂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还不仅限于此。迄今，科学大体上一直只是现有工业生产过程的附加物。它必须成为其必要组成部分，而只有让科学承担起积极得多的职能，才能做到这一步。应用科学的主要困难之一，是怎样把小规模的实验室经验变成工业的经验。这需要有一个中间形式。在某些最大的工业的实验室中，已经出现了中间阶段的实验工厂。在这种实验工厂里，人们在半技术的规模上推行一些工业生产方法，并把这些生产方法置于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员管理之下。有必要把这个制度大大加以发展和扩大。在通常生产进程中，由于经济因素限制，不能随意变动现有生产方法，然而对本身本来不经济的生产方法加以发展却往往可能产生效率更大的新生产方法。必须提供某些手段以克服这个困难。
迄今人们利用商业循环的波动，极其缓慢而效率低下地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在繁荣时期，企业有力量进行试验而且它们试验的新生产方法在日益兴旺的市场中有相当可能成功。在另一方面，在萧条时期，人们力求降低生产成本和节省劳动力。其结果当然是：当新生产方法果真成功时，大家纷纷赶忙去发展它，因而造成过度的扩展并使较老的生产方法的设备遭到废弃，后果极坏。通过合理使用实验工厂，就能避免所有这一切。在实验工厂的经营中，经济成本和利润并不能成为一个限制因素，不过当然总是要对经济成本和利润加以细心的考虑并把这些作为衡量成功的尺度。这样就可以渡过发展新生产方法初期的不经济阶段，以便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适宜的时刻拿出新方法。这样就可以避免设备的迅速废弃，因为如果在一种生产方法本身的技术还处在迅速发展阶段就把这种生产方法投入商用，才会造成浪费最大的设备废弃。而在这里，这些阶段将在实验工厂里渡过。
野外试验站 野外试验站将成为农业中的实验工厂。遍布全国、相互联系并且和上级农业研究所保持联系的试验站网，可以同样执行研究和试验的双重职能。在许多国家，这种试验站网的确存在，虽然其规模很小。不过它们在为一个自觉地制订出来的、平衡的农业规划服务的时候却缺乏协调。
它们尤其缺乏执行职能，因此不能够使自己的工作的具体成果立即变成普遍的耕作方法。而且，我们应该明白，科学需要向农业耕作方法和传统学习的地方并不少于科学可以对农业耕作方法加以指导的地方。迄今，由于农业科学的人力财力不足，这种学习还只是零星的。不过野外试验站网可以收集这种知识，把它们加以整理，把一个国家的做法和另一个国家的做法加以比较，从中发现成功的做法的科学原理。
医学中的基层单位将是医院的实验室和保健中心。它们通过实际接触，足以打破实验室、诊室和普通开业医生的经验之间的隔阂。它们的作用之一显然将是收集可靠而有意义的生理医学统计资料，经过高级医学研究所对之加以分析就可以作为真正充分了解公共卫生情况的基础。按理也可以通过它们去检验新药物和治疗方法。这要比现在的偶然的办法远为迅速而安全。不过，这种做法和目前状况的主要差别将在于它们需要拥有权力，以便保证经过检验的方法能有效地用于实践，不仅在药物和治疗方法问题上是如此，而且在提供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条件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杜绝使用无用的或有害的专卖药品及食物而破坏健康的现象。不过要详细论述它们的职能是无用的，因为这些职能非常有赖于全面改组医疗业务，以便普遍促进人们的健康和福利，而不是单单治疗疾病而已。
应用研究的性质 我们当然应该认识到，技术科学和基础科学的发展将仍然包含很大的偶然因素。由于这个偶然因素，过去那种根据成果来支付酬劳的对待科研的态度对科学说来是特别有害的。我们所以说值得进行科研并不是因为花在某项科研上的每一便士都会得到相应的利润，而是因为花在一些不同的科研项目的总金额会导致真正经济上的发展，而上述科研项目的大部分则可能是毫无成果的。
控制设备废弃 目前设备废弃是应用科学的一个祸害。只有在象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那样迅速发展的国家里，才能用那种最粗暴和最无组织的方式来处理设备废弃问题。我们眼下可供选择的两个办法，要末是延缓整个工业发展和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进度，要末照这里建议的某些方针使其合理化。第一个办法不但意味着失去了科学可以向社会提供的好处，而且也肯定意味着窒息科学本身的进展。因为限制了科学成果的应用，我们就不仅中断了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而且也切断了由于同工业进展有密切关系才产生出来的新设想的来源。只有建立了一个统一和合理的科学组织结构，把最抽象的科学直到最具体的应用都包摄在内，我们才能保证科学和工业都能同时和偕地发展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应用
不过，要是认为把工业中应用科学成果的方法加以合理化就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那是荒谬的。即使工业的指导人采取了明智的行动，也不能消除多少目前妨碍科学成果的应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在第六章中已经论述过了），而且这种行动无论如何是不大可能采取的。行业之间与国际间的竞争以及垄断性限制带来的利益是不容易根除的。一旦有了新发明，在似乎不存在竞争危险时，人们就想制止费钱多的技术改革；当这种危险一旦出现时，又想加紧进行改革。这就会加剧技术改革出现的天然无规律性。不过斯坦普勋爵却提出有力的论点，认为：科学成果的应用的主要困难是内在的，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