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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
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
。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
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
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
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
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
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
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
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
。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
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
”。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
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
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
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
；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
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
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
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
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
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
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
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
，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
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
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
’。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
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
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
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
，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
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
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
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
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
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
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
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
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
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
、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
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
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
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
，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
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
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
，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
，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
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
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
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
《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
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
《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
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
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
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
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
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
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
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
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
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
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
，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
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
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
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
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
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
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
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
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
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
。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
。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
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
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
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
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
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
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
、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
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
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
、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
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
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
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
，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
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
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
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
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
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
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
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
，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
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
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
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
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
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
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