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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发生什么，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徒劳而已。这其间，陈浩对工作表现得比较消极。曾有省内正在开发的一个较原始的风景区找他拍一部纪录片，因为他以前曾成功地拍过一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系列专题片，因此风景区出的拍摄费用比一般专题片高出好些。但陈浩显得兴味索然。他似乎对卡通片发生了兴趣。每天往青少部跑，然后从那里抱回来一些还没有播出或一些交流单位送过来的少儿卡通片。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在江南大学采访一个外籍教授时，看见他的孩子有很多的卡通片。那个洋教授常常跟他的儿子沉浸其中。谈起那一次的采访他觉得很有意思。这名来自安徒生故乡的教授正在像小学一年级学生那样学中文。他说中国一些民间传说比安徒生的童话更具神秘色彩。问到他眼里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感觉时，他显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中国是一个勤劳而自信的民族。”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每天早上跑步路过一些饮食店和银行的时候，发现一路上都写着：早点、早点；中国人民很行（银行）、中国工商很行（银行）一类的标语口号。这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陈浩后来果然去找了洋教授。那丹麦人对不速之客礼貌而戒备。他当然没有把卡通片借给他。这之后，他便有一个星期失踪了。有一天，苏如突然来找我。她说，能不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说话。我和她到院子的一块空地站着。苏如说：“陈浩为什么要那么干？”我说：“他干什么啦？”苏如有点意外的样子，她说：“你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苏如叹息了一下。正在这时，陈浩戴着墨镜骑着摩托车从门口飚进来卡在我们俩当间，他只看着苏如说：“你来也不先打个电话。”苏如说，我不找你。陈浩迟疑了一下便倏地一声骑车走了。苏如说：“他一天到晚在寻周小云的事。开始是找那些购房户谈质量问题，后来又找建筑队，最后直接找包工头，问人家送了多少钱给周小云。他干吗要这样？”“你还不明白吗？”“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跟周小云没什么。”她说，“周小云虽说是个老总，但房地产公司的事他做不了多少主。这个公司背景非常复杂。你一定劝他不要再这样，否则他会有麻烦。”“你通过我去威胁他？”我又一次审视她。“哎，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我不是那么复杂的人。我之所以要你劝他，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发生什么意外。他其实是个蛮善良的人。”“你喜欢他吗？”“不可能。”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用现在这种方式对待我。你看，他又在窗口盯着我，那种眼光，让我觉得很难受。”我回头果然就看见楼上深色玻璃窗后面一个黑而模糊的影子。
苏如很快就告辞了。那个健康而美妙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新闻节目主持人曹小莉说过的一句话：女人的身体就是男人的毒药。我感觉我已闻到了毒药的气息了。
回到办公室，陈浩若无其事地伏在那里写着什么。一会儿，他抱了一大堆带子去隔壁机房，下班也没过来。我想，他可能是在做那个房地产公司的节目。像苏如预料的那样，陈浩的节目永远也不可能播出。他后来直接就去找了台长。台长说：“金苑房产每年在台里投了八百万广告，他不可能花万买我们一巴掌吧！”陈浩无言地走了。不过，他还是在走廊上低声地重复了一句话：“一群势利的人在干着一桩势利的事业。”这一次他不仅仅在说新闻中心。我和陈浩之间的关系虽然说不上肝胆相照，但至少可称得上默契。我们常在一起合作，他的片子的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由我完成的。或者，我的某一个选题和一段文字由他去变成画面。另外，我们处在一个共同的状态，就是每次在部里或在其他公众场合别人讲黄段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天真无邪的听众。每次有人下乡采访回来，都会有一些精彩回放，甚至有些奈不住寂寞的人会身体力行地去卡拉或桑拿一回，然后肆无忌惮地谈到那些小姐们。常景说——我和常景是部里的两个头，台里明确了由常景主持工作。常景也是一个放得很开的人。这种时候，他就会有一些精妙的言论，他对乡下回来的人说：“小姐们都大同小异，现在哪有什么地方特色的产品，到处都串货了。你信不信，都串到台里来了。”常景的话引起了部里几个女主持的愤慨，她们认为这是对女人的歧视和极大的污辱。常景一脸坏笑：“真是对不起，我一看见漂亮小姐就觉得她是坐台的。”——不幸的是，常景的前一句话不久就应验了。事情发生在生活频道一个叫容小丽的女主持人身上。这件事的发生在台里上下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当然这种震动与几年后南方某电视台主持人在豪宅被杀引出的一串复杂故事相比还有距离。但是，这件事或者说这个人的奇特性如果不是亲历，很难让人相信这是真实的生活。容小丽事件最早发生是因为她在办公室偷窃时被当场抓获。当时她偷窃的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钱包，里面仅有五十港币。钱包是她的同事刚去一趟香港采访后在一家名牌店买的。容小丽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把小钱包从大包里掏出来很快装进了自己的大包里然后准备离开，这时几个同事从前后两个门（另一个门通往机房）走进来。钱包的主人对容小丽说：“你把我的钱包拿出来。”容小丽笑着问：“什么钱包哇？”“我的钱包，你偷了。”同事逼视着她，容小丽争辩着道：“我什么时候偷你的钱包？你有什么证据？”同事便从另一个桌子上拿过来一个黑包，推到容小丽面前，容小丽一看那个黑包就傻了。那是一个隐形拍摄设备。里面还在传出咝咝的走带声。她迟疑了一下，就把钱包拿了出来。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因为在此之前，办公室常常失窃。失窃的东西除了钱还包括手机、围巾，甚至用过的口红等等。开始没有任何人怀疑她，因为她实在没有偷东西的必要。她丰衣足食：父亲是市里一个局长，老公是一个外企的总经理，光每个月零花就一万块。但是，后来有人就发现那些失物会因为她而重新出现。比如，女同事用过的口红，几天后，就看见她旁若无人地用它去涂抹自己的双唇。容小丽把钱包掏出来还给同事后，大家并没有把她怎么样，相反，因为她和同事的关系非常融洽，所以就不好一下撕破脸。部里的人坐在一起，问她那么有钱干嘛连一支口红也不放过。容小丽的目光变得很痴迷，她说：“我自己也闹不明白，每次看见钱或者一些精致的东西就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了。可是我每次拿过之后，就开始痛恨自己，我发过一百次誓，但没有办法改过来。然后，她伸出一只手，大家发现被袖口遮掩的地方已是累累伤痕。这都是我自残的，她说。后来大家就说这可能是一种病，鼓励她去看心理医生。容小丽说：”没有用的，不仅是这样，我还——“她欲言又止，”我会精神分裂的。“说完，她就伏在桌上大哭起来。容小丽的欲言又止隐藏了她的另一种不可思议的行为。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后来有一次公安部门清理整顿娱乐场所，可能谁也不会发现。那一次的结果是容小丽在一家桑拿厅从事色情服务被拘留。当公安认出她就是电视台主持”快乐家庭“节目的容小丽时，他们都不敢相信。容小丽在拘留所里滞留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她交待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她说，她每星期都会去桑拿室做一天小姐。她做小姐与另外一些小姐不一样。她从不让客人碰她，而是她为客人服务。不过，她说，她不会因此而痛恨自己，相反，她每一次走进桑拿房的时候，就充满了激动和狂热。容小丽从拘留所里出来后，就被台里开除了。台长在一次政治学习的例会上说，关于容小丽的事，任何人不准外传，否则，也会有像容小丽一样的下场。
容小丽事件后不久，城市小姐的评选就开始了。负责录播的是生活频道容小丽的同事，主持则是曹小莉。主办单位是团省委和市宣传部。赞助单位则是制药厂。整个评选活动的程序都是承袭芙蓉小姐的过程——当然，芙蓉小姐也是香港或亚洲小姐的翻版而已。现在看来这种形式显得相当平淡而且无趣。但那时候，市民却感到非常的新奇。现场是在体育馆进行，热烈的场面只有刘德华来的时候才有过。我当时是作为制片人之一介入这次评选的。除了生活频道的全程录像，团省委宣传部的部长希望我们二套节目部也能做一个专题性质的片子。因为以前联系较多，有过多次合作，所以刘部长显然对我寄予厚望。常景说：“药厂拿了八十万。频道给二十万。这场晚会前前后后也就十来万。五十万他们都吞下去太黑了点吧！要播拿二十万来。”刘部长说：“上次旅游局搞的那次旅游小姐评选人家一分钱没给你们播了二十分钟，这次叫你播二十分钟你要收我二十万，嘴张得太大了。”我说：“先录吧！他可能不是针对你们的。”刘部长说：“是你们之间有点……”我说：“算了，我负责把片子弄好。”刘部长笑道：“都是副主任，那小子凭什么头大点？”我说：“这次有什么内定人选吧？”刘部长说：“那倒没有，不过马总打了个招呼，希望十八号能入三甲。你拍的时候，多给两个镜头吧！”我说：“十八号是什么来头？”“我也不知道。”刘部长说。事情发生在晚会结束之后。人和设备都走后，刘部长匆匆找到我说：“一会儿一起坐车到鹭岛去吃点宵夜。”当时苏如就站在我旁边，问她晚上的表现，她对自己获得季军和最上镜小姐有点意外。“最上镜奖是不是有你的一票？”她问。我说：“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那么漂亮吧！”苏如还要说什么，刘部长已经在那边喊人了。坐上车我才发觉车上还有冠军得主七号谭沁。刘部长替我们关上门后自己像一个蚂蚱一样跳到前座，车子咣一声就蹿出去了。“冼小君坐马总的车先走了。”刘部长回头对冠军和苏如说。谭沁坐在我旁边对我耳语道：“就是十八号，智慧问答环节里的那些问题事先都告诉她了。”“十八号是个什么人？”我问。“是江南大学的一名学生，材料系的。”谭沁鬼鬼祟祟地在我的耳边一路说着马总这个人。车子大约行驶了二十分钟就沿着苦艾湖绕行，然后在某处上了一座长长的桥，便到了鹭岛。这是一座封闭的小岛，被周小云那个房产公司开发成了一个旅游度假村。地方不大，约有间隙很大的别墅六七栋和一栋主楼。余下的便是一些辅助设施。车子一直开到其中的一栋古堡式的别墅前停下来。马总和冼小君以及周小云都在大厅里了。这个大厅可能是娱乐性质的，临时拼了几张桌子。摆着一些精致的糕点，还有各式酒类。一行人围着桌子坐下来一边说着话一边喝酒。七号冠军很典雅，台下也显出一种冠军气质，但总是显出要早点结束回去的样子。后来忍不住就问：“刘部长，什么时候结束？”刘部长看了一眼马总，说：“晚上就住这里。车子都已经走了。”冠军说：“我得回去。车子已经来接了。”果然一会儿，就有门卫来说，有一辆武警牌照的车停在门口，说来接谭沁。冠军说声对不起就走了。冼小君一副大学生模样，气质超然地坐在马总和刘部长之间。苏如则保持着运动员的食性，旁若无人地大吃着。大约两点左右，我们开始休息。虽说是别墅，房间也多得可以每人占一间。但冼小君坚持要和苏如住在一起，她说她怕孤独。事情大约就是在夜里三点左右发生的，也可能是三点半左右。因为当时我已经要入梦了。这时我听到了敲门声，开始是轻轻的，后来就急促起来，并有人叫我的名字。打开门一看，苏如穿着一件睡衣冲进来，啪一声把门锁上了。她惊惶失措地说：“出事了！”我说：“怎么回事？”苏如直接就说：“冼小君被强奸了。”我说：“会有这样的事，你是不是梦游？”她说：“我敢瞎说吗？早前一会儿我们正要睡觉时，冼小君被你们的谭沁叫上去打牌，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打，过了很久，冼小君从楼上冲下来，衣服被撕烂了，裹了一条毛巾下来，腿上都流了血，这会儿还在被子里哭。”我说：“是什么人干的？”苏如看了我一眼说：“还用问吗？”这时候，又有人敲门，刘部长在门外叫我的名字，苏如说：“不要做声。”但我还是答应了一声。把门打开了。刘部长说：“苏如在这里呀，你快点回房去，和谭沁一起劝一下冼小君。”苏如看了我一眼就上去了。刘部长脸色沉重地坐在床上，叹息道：“怎么会出这种事呢？”“是姓马的吗？”我问。刘部长说：“晚上他多喝了几杯酒。”“这块归哪个分局管？”我说：“叫警局里的人来处理算了。”刘部长说：“哪能这么做。这事一传出去，我们都完了。”我说：“你怕什么？又不是你干的，难道你是同谋？”刘部长又跳起来，你说到哪里去了，姓马的这种狗屎是几个钱撑大的胆。我有枪恨不得一枪崩了他。可是，你想这事闹出去的后果会怎样？姓马的进去了，我们也要跟着栽进去。我说：“冼小君还是个学生。”刘部长跳起来：“麻烦就出在这儿。”他站起来在房里走来走去，一只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好像要提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腾空而去。刘部长走后，苏如一会儿就下来了，这时她已穿戴整齐，说：“我们走吧！到外面转转。这栋别墅太恐怖了。”我便和她一前一后出去了，沿着鹅卵石铺排的路往水边的凉亭走上去。冼小君怎么样了？我问。
她不说话，一个劲地哭。苏如说。四月的天气，夜里充满了凉意，亭子上的风蛇尾巴似的一溜一溜地过去。我们后来就退到一巨石后面席地而坐。
我说：“你不怕你也成为冼小君吗？”苏如说：“你永远不会成为那个姓马的。”那天晚上，我们从冼小君开始谈了一些女人话题。苏如说：“这个世界是你们男人的。”我说：“你说什么？这句话有点费解。”苏如说：“我的意思是说，女人原本可以有比男人强大得多的事业的。我就不信，凭什么只许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苏如的这句话与她后来的生活有多大的关联。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脆弱女子的自慰般的梦呓。幽暗的水面被风吹得荡漾起一些黑色而稠密的涟漪，像躲在暗处的一些神秘使者在耳语。黎明时分，一辆黑色凌志车驶上岛来，在离门不远处停下，司机下车提了一个帆布包站在车门口打着手机，一会儿就看见姓马的若无其事地走过来。“马总，总共是十九万。还要的话就得等到天亮以后。”司机说。“来不及了。一会儿把它交给谭沁。然后，你就叫刘部长开一张二十万的发票去冲账，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两人从我身边走过去时，并没有看见巨石后面的我们。司机说：“这么多，值吗？又不是×××或×××。”他说了两个当红影星的名字。另一个声音说：“因为是个学生麻烦点。不过，好在是个处女。”苏如靠在我的肩上，牙齿咯咯作响。
现场录播的评选节目安排在三天后播出。开始安排的时间是下午三点二十左右，这当然是常景的主意，看到这个安排后，我跟常景发生了争执。我列举了上次旅游形象大使黄金时间一个半小时的播出情况。常景说，这次节目是上面打了招呼的。我说，你就知道上面没有跟我打招呼吗？后来，常景终于作了一些让步，把时间调整到晚上六点二十至六点五十之间。播出的当天，刘部长突然来找我，说无论如何请把节目拿下来。那晚的事好像外面有了一点风声，如果风声随着节目播出吹到大街小巷，就要出事了。这次节目之争加深了我和常景的裂痕。那段时间台里正在节目改版，鼓励各部门有想法的同志提出改版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离开专题部，去独立筹办一个栏目。栏目名称就叫《真相》，性质为一个法制类的专题节目，每天一个案例。然后请法律专家做个点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台里的认可，但是，有领导认为这个名字显得有点猎奇的味道；另外，协办单位之一的省司法学会也认为没有突出法制的意思，他们建议改名为《法制时空》、《法制世界》之类。我说先试一段再说吧！看观众反映，如果不行再改回来。台里基本上同意了，让我做一期样片然后再说。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忙样片。我知道这个样片的好坏基本上决定这个栏目的存亡。一方面，它既决定了未来栏目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定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让台长失望。其实《真相》栏目最初还是一个意念的时候，我就跟台长谈过。是作为私人性质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