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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时代的爱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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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新世界的情况下,有点迫不及待地要翻修新世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苏如感到:闻小勇已经慢慢地在逼近她了。那么,她该怎么做呢?很快,闻小勇又来了。当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在苏如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时,苏如突然有一种微微的压迫感。闻小勇的手里拿了一卷图纸,他面无表情地把它摊在沙发之间的红木茶几上。他说:“这是效果图,这几张是演出厅的,这几张是KTV的。”苏如说:“重新装修的事并不要那么着急。新世界目前在市里还是一流的。”闻小勇说:“按常规一年前就应该重新装修的,现在再不搞可能就跟不上了。我找了一家顶尖的装饰工程公司在搞。从效果图上来看,应该是不错的。”苏如说:“你打算怎么搞呢?”闻小勇说:“还有两个月要过春节了,一定要赶在春节前十天搞完。我想以现在这种设计,春节前后这种营业高峰肯定是任何地方都比不了的。”苏如说:“要多少钱?”闻小勇就把一叠纸递过来说,“这是工程预算,我给它砍了百分之十。他们说,如果这么短的工期,那就必须先付全款,我答应他们只先付百分之八十。”苏如说:“现在很多工程是他们垫资,我们反倒先付百分之八十,是不是他们在坑我。”说完,苏如看了一下他。闻小勇说:“这是个三A信用等级单位,可以相信他们。”苏如说:“装修的事以后再说吧!”闻小勇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闻小勇说:“苏如,外面传说你要把新世界卖掉,我想你不会这么做吧?”苏如说:“你说呢?”闻小勇说:“我想,你不会这么对不起朋友的。当初你让我抛掉一切到这里来,现在你却要把我甩给别人去,你不会这么无情无义吧?”苏如说:“新世界只不过是更换一个法人,一切还是原来那样运转。这跟情义有什么关系?如果要卖,我也会跟他们说好,一切照现在这种运作。”“你为什么要卖掉新世界呢?这里每天都在赢利。”苏如说:“我已经厌倦了这一行。”闻小勇说:“我希望你放弃这个想法,至于装修的事,你说缓一缓就缓一缓。”说完就出门了。苏如愣愣地看着那张闻小勇坐过的空沙发。秋日的太阳透过厚实窗帘的缝隙照在米色的地毯上,像一块绢布上散落一些彩纸的碎屑。远处闹市模糊的声响流汁一样从各个角落里滑进来。这种时候,一种对眼前一切的厌恶感便深深地袭上心头。
  她蜷缩在长长的沙发上。在暖气机制造的温暖如春的空气里和衣而卧,慢慢地沉沉睡去。
  《真相》栏目是频道实施制片人制的一次尝试。在此之前,所有播出栏目都是定额经费,就是所谓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真相》节目为了适应电视发展需要,一度把关很严的广告控制略有松动,被允许有十五秒标版。也是这十五秒在后来的运作中栏目与广告部之间产生了矛盾。《真相》在播出半年后,收视率飚升到全台第二位,这样,一家电子产品便要求买断这十五秒标版。因为在此之前,《真相》广告已由东方广告公司代理,因此我便让那个小眼睛、高颧骨,穿条刺眼的名牌牛仔裤的人去找东方。广告很快就谈下来了,并立即播出。但是,广告部的状纸也递上去了。原因是这家公司原来一直是他们部里一个叫方萍的姑娘的客户。她在该公司总部的计划里看到对我们频道的投放安排,而且非常大,因此,方萍便一直咬住价格没有松口,但是没想到却被人放了水。广告部主任严敏对总监说,他们要这样,广告就没法做,哪有自己给自己下刀子的呢。总监让我去说明情况,我就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就跑向其它频道,或者别的台去了。其它台的价格都滥了。我们干嘛自己给自己过不去。总监说,这事算了,以后要相互沟通。然而这事并没有算了。有人告到台里,说我和东方广告公司串通一气,吃里扒外,东方广告公司成为一个洗钱的公司。因为这个广告公司的头就是被电视台开除的陈浩。他在台里的时候就跟我是狼和狈的关系。台里后来派人查了,东方广告公司在《真相》播出的广告记录,发现除了这家电子产品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倒是与几个关于健康或家居栏目有密切往来。我跟台长说,有的大电视台几十个亿的广告招标都要求指定广告公司代理,我这十五秒找广告公司也应该没有什么严重错误。你总不至于让我们全组的二十几个人一边做片子一边做广告吧!或者说一边拿糖果一边拿大棒。我知道台长应该听得出我这几句话外的意思。在栏目组,为了节目质量,我严格禁止记者拉广告,拉回来的广告也没有提成。我之所以这么做是避免栏目走卫星频道一个社会栏目的老路,这个社会栏目一开始有不少批评与揭露性的内容,但省里说,这上星频道北京也落地了,天天在领导和全国人民面前献自家的丑就脱离了宣传的宗旨。这样,这个栏目就从一只老虎缩成了一只猫。但是,因为曾经有过的影响,栏目组依然收到大量的举报与投诉,记者们依旧下去采访。被采访单位依旧做工作,记者便顺水推舟跟人家说,要不你做个广告或拍个专题吧!以至发展到后来,就有很多人拿着举报信去拉广告甚至去诈人家。台长说,你干嘛非得找陈浩呢?广告公司这么多。我说,在这个城市里,还有谁能拍出比陈浩更好的广告片吗?台长不再说什么。其实,我一直为陈浩惋惜着,如果没有那一次给苏如通风报信,或者陈浩不是在这个欠发达的省份的电视台,而是在中央台或者某家电视制片厂,他一定会拍出像《红高梁》、《黄土地》,或者后来的《卧虎藏龙》一类的作品来,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一条脏兮兮的大街上两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做一个为生计奔波的人,而是像在好莱坞或其它什么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活着。自从陈浩被台里开除后,有一段,他曾跟着一个电视剧组到外面作助理摄影。但是,当这个剧组还没有结束时,他就回来了。他说,没想到这种剧组会如此污浊。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陈浩惟美的心态被一种愤世嫉俗淹没了。为了生存,他还是在我的劝说下,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我在劝说他办广告公司的时候,曾经许诺《真相》栏目的广告一定让他代理,并且条件优惠。我甚至跟他说,我去劝说曹小莉把金苑的房地产广告交给他代理。陈浩后来能把广告公司办起来,让我明白他的心里保持着对我的某种信任,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陈浩虽说和台里有不少合作,但他几乎不到台里来。有时候,因为客户的原因会请我去撑一下面子,这样,我在餐桌上或茶座里就扮演着托儿的角色。把陈浩拍过的一些东西添油加醋地吹嘘一番,当然,我会尽量做得不露声色。我跟陈浩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起以前,尤其是关于苏如。他请客户喝茶或卡拉OK都不到新世界去。苏如这个名字似乎在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当然,我知道这不过是表象而已。以他这种偏执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又会旧情复燃,或者像海底的天然气一样,一旦开采便喷薄而出。不过对于陈浩,苏如和我好像都有愧于他。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叫普罗米的酒吧里喝酒到很晚时,我对陈浩说,其实你离开电视台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你看,现在业务做得不错,有房有车。日子过得比我们逍遥很多。陈浩躺在那间叫“神曲”的小包间的硬木椅上抽着烟,听了我的话,坐起来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看着我说,你是在笑话我吧?我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女人,对吧?你得到了我得不到的你还不满足吗?我对着他那种野狼似的眼神冷笑了一下说,不错,她跟我同居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的心从来就没有在我身边停留过,这一点我和你是一样的。如果你需要一个女人的身体,你可以到新世界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那里的小姐不过是两杯鸡尾酒的价格而已。陈浩说,不,她对你和对我完全不一样。我想陈浩之所以认为她对我和对他不一样的理由,可能是指那次扫黄事件苏如不该把他打电话的事透露出去。我说:“那次电话的事,可能她也是无意的。”陈浩说:“我不是说那次。那次我没什么后悔的,如果还碰上这类的事情,我一定还会这么做。那次事件只不过是那个姓闻的王八蛋蓄意陷害。”我说:“干嘛要这么陷害你?”“我怎么知道。”陈浩说。然后,他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种声音,“这种人一定不得好死!”
  那天晚上,陈浩喝得大醉,我开车把他送到家门口后,他躺在后座上说,我住在办公室。然后,我又把他送到办公室,他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听到车声,有一个样子清秀的女孩子从二楼跑下来,说,这么晚才回来!都急死我了。我说,他在后头。女孩拉开车门把整个身弯进去,在他的脸上啪啪地打着:喂,醒醒!你又喝醉了!陈浩嘟囔着说,你还不睡,等我干嘛!然后被那女孩架着往楼上去。站在二楼的楼道上,他对我说,车你开回去吧,明天给我。我说,好吧!不过我那辆破车还扔在普罗米门口。陈浩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给我留下一条空空的街面。
  接到河西农民在春江二桥闹事的消息时,栏目组只剩三个人在家。一组去采访一起鞭炮厂爆炸事件;另一个组在河东分局跟民警们一起调查近期刚发生的用迷幻药进行抢劫诈骗活动的犯罪活动。由于案子没有破,组里的几个人只有跟着民警采访一些受害者。案子又连续发生了两起,沿江大道一起,群众艺术馆门口一起。值班编辑对我说,农民事件肯定报不出来,家里又没人,我们就不去了吧?我说,拍些画面回来吧!我们用不上,其它地方也许用得着,当资料保存也行。你就留在家,我去吧!他说,偷拍设备他们带走了。我说,就用那台松下DV普洛。他就从柜子里把那台掌上摄像机给我,说,小心点,农民兄弟已经成熟起来了。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来自大山深处的农家,对于农民的关注,比《真相》播过的任何一个案件或社会事件都尤其深切。栏目有一度对一些坑农害农事件作过连续报道。尤其对一些农民减负问题进行过一次从下而上的调查。引发那一次调查的是远离省城的一个叫文竹的小镇发生的农民群体事件。那次事件发生在中央刚刚开过的农村工作会议不久。会议上领导人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讲话以及国务院对农民减负的七条具体措施正在逐级传达,文竹的农民群体事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是由生猪屠宰税引发的。文竹地处山区,上世纪之初,北上长征的红军曾在这里与敌人周旋,在这片山岭之中平均每户有一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但是这些走出去的年轻农民,大多数倒在了长征路上或以后的抗日与解放战场上。文竹自古以来就有养鹅的传统,成群结队的白鹅灰鹅在太阳出门的时候就被村民赶到山野和水田里,当它们在夕阳下归来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文竹人对猪没有对鹅的耐心,整个乡镇基本上不养猪。但是,在乡里征收的生猪屠宰税却是按人口摊派的。矛盾就是这么引发出来的,因为县里其它乡镇的做法都是如此,因而文竹在向农民征收该税时,态度强硬。不交就到农民家里抓鹅、挑米、搬电视机等。这样在一个文竹赶集的日子,当村民把那些白鹅摆到圩集上出售时,被乡里的工作队大多数收缴充税。农民们情绪激烈,冲进乡政府抢自己的鹅,与工作队的人厮打,后来,便发展为赶圩的农民冲进乡政府砸东西。我们赶到那个叫文竹的地方时,乡政府像龙卷风袭击过一般,瓦砾遍地,乡里的干部心有余悸地说,简直都是暴徒,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事态很快就平息下去,省里的工作组在有关领导批示后很快就到了文竹。关于落实中央有关农民减负政策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了。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真相》栏目组一共做了三期节目。但是,没有一期播出过。“为什么?”我问频道总监,他说:“你去问主管副台长。”主管副台长说:“你去问台长吧。”台长说:“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些减负做得好的典型宣传呢?你不要走错了路子,你要告诉你属下的那些人,不要让他们成为暴露狂。”我无言以对。我到达春江二桥的时候,河西的农民静静地坐在通车不久的大桥之上。与这座斜拉钢索大桥如虹的气势相比,这百来个农民显得很渺小,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些农民显得很有组织和耐心。他们静静地坐在连接桥与收费站之间的引桥上一派心平气和,完全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桥上这头已经有交警和武警组成的整齐的方阵在阻拦那些农民们过桥到市区,但他们好像也没有进入市区的打算。只是让几个领头的人跟市里几个干部说话。我走到那几个农民领头人身旁时,他们正在对市里一个副秘书长说:“我们不跟你谈,你说话不管用。叫市长来。”秘书长说:“市长在中央党校学习。”农民说那我们就等他从中央党校回来。这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年轻干部,对农民说:“有什么要求你们对我说。”农民疑惑地看着他。秘书长过来说:“这是我们新来的副市长,唐湘育。”农民说:“你说了能算吗?”唐湘育说:“如果超出了我的权限,我可以向省里汇报。”农民说:“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收费站移走。我们原以为建了桥方便了,没想到,每天出门都要留下买路钱。”唐湘育说:“桥的人行道又不收费的。”农民说:“我们这边村子共有几百辆机动车,我们承受不起。”唐湘育说:“这座大桥是贷款修建的,当然要靠收费来还贷,收费政策也是省里定的,收费归大桥管委会负责,我们可以跟管委会商量一下,适当减免你们部分费用。”“我们不相信。”农民说。这时,手机响了,唐湘育走到一旁接电话。神情有些焦急。一会儿他便过来,说:“农民兄弟,你们的要求,我们理解,但这种做法是不妥的,这一阻拦,连市里的交通都阻碍了。是不是这样?现在我跟你们一起到村里去。同时,我负责把大桥管委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请到,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如果商量不出结果我就不离开,好吗?”农民说:“我们又不是要你作人质,我们只要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立马回家。”唐湘育看了一下那些安静地坐在桥面上喝着矿泉水闲聊的农民们显得异常焦灼,他把副秘书长拉到一边说:“乡里的头头来了吧?”“乡里的倒是来了,可是几个村支书却找不到,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这些王八蛋肯定是故意躲起来。”“那就让乡里把人领走。”副秘书长说:“乡里能领得走还会等到现在?”他的脸上出现了对唐湘育讥笑的表情。“那你去跟大桥管委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出面做些解释工作。”秘书长说:“他们都在现场,一开始就说了半小时,根本没用。要不让武警和公安把他们遣送回家。”唐湘育说:“不能这样做。”
  第三章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新闻中心的老周从省里另外一个城市打来的,他说,你现在是不是在二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桥塌了。”不是,我说是一群农民在这里静坐要求撤收费站。老周说:“妈的,这些人真会挑日子。正赶上今天。”“今天怎么啦?”我问。老周笑道:“有位重要领导今天刚视察完这里。正准备到省城里来,春江二桥还是一个点。这会儿省长正在急得跳脚,省里正在考虑改变线路,不过估计不可能,这位领导同志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回到人群里,我接着拍了一些农民静坐的画面。这时就有几个说笑着的农民倏地站起来冲到我面前,用手挡着镜头:“不准拍,不准拍。”接着又有几个农民站起来,叫着:“拍什么拍,把他的家伙砸了。”说完就来抢设备,我一边往公安队伍里退,一边挡着几只粗野地抓扯设备的手,另有一只脚在我的腰上狠狠地踢了一下,我便倒在地上,几名干警冲过来举起了警棍,那几个人才骂骂咧咧地走开去,回到静坐队伍中。这时候,唐湘育走过来,扶起我对身边的人说,“赶快,扶他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然后,我就被架上了一辆警车,这辆警车便一路警笛地把我送到了人民医院。后来的事情据说解决得较为顺利。在警车把我送走的同时,一位副省长立即就赶到了。他把大桥管委会的主任找来问了一下,如果把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大约每年减少多少收费,主任粗略地算了一下说:大概三四十万。这样,副省长在请示省长后当场拍板收费站往后移一公里。拆除和重建收费站的费用由市里解决。副省长说,请大家相信我,我这个决定是请示了省长的,一个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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