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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我为什么下乡（2）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1）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课已久的延安大学。
然而，行进还没有停止，翌日清晨，我们继续出发。这次的前进方向是朝北，汽车沿着干涸的延河，在公路上蜿蜒徐行二十多华里，到达公社所在地河庄坪。部分知青算是到站了，我们的生产队还在五华里外，接着再向北。交通工具换成驴车，车上只能放下行李，剩下的路就需要步行了，用疲惫不堪的双脚走完最后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石窑。
西行的冬天（2）
石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因村口一个不知什么年代开凿的雕满佛像的石窑而得名。老人们说，它的年纪少说也有上千岁了。当时村里有四五十户人家、二百八十多口人，在河庄坪川道里算较大的村子，和山沟里比，条件还算是好的。来到我们将要安家的窑洞门口，许多同学哭着不肯进去——那里边看上去一片漆黑。而我再次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与坚强，大步跨进那孔我们后来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土窑，跨越了我的一次人生转折。
就这样，那年冬天，十六名从北京来的男孩女孩，经过四天跋涉，到达了此次行程的终点，从此开始了令我们永生难忘的插队生活。
我至今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的乘车证——一张背面写着我的名字的淡蓝色纸片，乘车证上印有出发日期，朱红色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西城区招生分配就业领导小组安置就业办公室”——字数铺张的印章清晰可辨，我的座位是“第9车厢37号”。
狭路遇狼
少年时，我胆子非常大，连男孩见了发怵的事也从不害怕。插队时仗着胆大，竟在一次与狼的遭遇中平安无事。
小时候听过很多关于狼的故事。小红帽，东郭先生和狼……故事里的狼虽然凶恶，却会说人话，我以为不过是些恶人而已。动物园的狼，整日蜷缩在笼子里，早就失了兽的威风，没有什么可怕的。老乡却告诉我，山里的狼很凶，捉鸡拖羊，还伤人，听说能把小孩的肚子掏空。山里人人谈狼变色。那时，正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年月，一次，县里命各村绘制“山区远景规划”图，当时正农忙，队里舍不得浪费劳力，念我身单力薄，队长就把这个踏遍青山、无需面朝黄土的“轻活”派给了我。
清晨，我带上卷尺和自制的画夹，装好干粮。房东大娘递上镢头和绳，对我说：“出门扛把老镢背捆绳，路上便当。”我便武装起来，独自踏上了通往后山的路。
离村七八里，便是荒无人烟的山野。据说，当时各村都调动了能写会画的知青，人人准备大显身手。我深知责任重大，一点也不敢怠慢。沿着崎岖的羊肠小径，靠老镢攀着灌木爬坡，拽着绳子下坡，忙不迭地勘地形、量距离，在方圆十几里的范围里足足迂回了一天，好不容易在画夹中绘出草图，我已是饥渴难忍、精疲力竭。
傍晚，沐浴着夕阳的残红，疲惫地踏上归途。绕过一道道沟壑，拐上一个山峁，忽然迎面奔来一只走兽。我想，荒山秃岭的，莫非是一只野狗？渐渐走近，停下脚步再一定睛，我惊呆了，眼前这个灰家伙尖耳瘦腮、耽目龇牙，拖着长长的尾巴，天啊，分明是一只狼，一只孤身离群的狼！
那畜生也站住了，乜起阴冷的狼眼看我，大概纳闷怎么冒出个人来！就这样，一人一兽，僵持在暮色霭霭的山脊上。我只觉得后背冒汗，浑身的肌肉都痉挛起来，脚底下纹丝不敢动，脑子却在飞速运转。头一个念头是逃。举目四望，窄窄一条山梁，左边是陡坡，右边是深沟，回首山更荒。心想，决不能后退逃跑，那畜生肯定比我跑得快。又一闪念，我手里攥着家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跟它拼了。可是，奔波了一天，浑身的气力已经耗尽，而狼毕竟是狼，倘若它刚进过晚餐，空着肚子的我绝不是对手；倘若它也饥肠辘辘，我更有被当作美味佳肴的危险。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逃不脱又打不过，怎么办？忐忑之间，突然瞥见那狼浑身的毛似乎在抖动，瘦骨嶙峋的四肢也仿佛在打颤。狼眼里闪动着幽幽绿光，分明也藏着一丝隐隐的恐惧。原来狼也怕人！我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惊喜。在这荒凉的山上，只有我和它，如果我不怕它，它却怕我，我就是强者！望着与我对恃的狼，不觉动了恻隐之心，决定不伤害它，但愿它也不要伤害我。
我咬咬牙、横下心来，大胆地向前跨了一步，再跨一步，狼竟然也迎着走过来。我不再看它，大步向前走，感觉狼也在步步逼近，眼看就要相遇。我尽量向右侧，沿着小路的边缘，心想，要是那狼不讲绅士风度，我便立刻反击，然后顺着坡滑下山沟。狼也朝左绕着我走，保持着距离，直到与我交错而过。我紧赶几步猛一回头，狼也正回头看我。踌躇片刻，它挺有涵养地长嚎一声，便于我背道而驰了。我如被释放一般撒丫子就跑，边跑边回头，那狼居然也边跑边回头，终于拐过一道山峁不见了踪影。
一口气跑回村里，天已擦黑。大伙正巴巴地盼我。听我说完这段奇遇，队长惊得张大嘴巴，半晌才说：“娃呀，哪有狼不吃人的？你怕是贵人吧？”不几日，以讹传讹，村里人认定我是有福之人。那一年出生的女孩子，竟有好几个随了我的名字叫，老乡说是沾沾光，讨个吉利。
不觉许多年过去了，至今想起来还好生奇怪，那狼为什么见我不跑？为什么没有伤害我？也许，因为我不犯它，它也守信而不犯我？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人与兽原来也是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啊！
窑洞随想
一位新近到过延安的同事，写文章谈到对窑洞的感受，读来虽有韵味，但又觉不尽其然。遂想，关于窑洞，我也该写点什么。不仅因为我曾经在陕北的窑洞里住过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也不仅因为三十年后还难以忘怀那一盘土炕在冬日里的温暖，更因为窑洞出自与我们肤色相同的黄土，只有在黄河臂弯里那一脉丰沃的土层中，才能被开凿出来。
人类居住洞穴的概念，我是从历史课上获得的。后来参观北京房山周口店，在“北京人”遗址前，才领略到穴居的实际含义。而想不到的是，距离“北京人”二十万年后，我也会作为“北京人”，住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洞穴。
然而，窑洞与先民们栖身的周口店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住的村子，所有村民的家宅都是窑洞，一排排依山而立，错落有致；一孔孔门严窗实，冬暖夏凉。
队长带我们认“新家”，那是老乡一孔弃之不用的土窑，窗上胡乱贴着一层纸，户外高原强烈的日光亮得晃眼，愈发显得低矮的门洞深邃阴黑。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高原，千山万壑，纵横交错，最丰富的资源就是黄土。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里的人们，除了黄土，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向黄土要吃、要穿、要住，不但死后净归黄土，就是活着，也从出生就栖息于黄土之中。
一次次目睹窑洞从开凿到完工的过程，我渐渐理解了窑洞与村民的关系。箍窑修宅院是庄户人一生的大事，须择一个土质好的阳坡，先剖开崖面，豁一个长方形的口子，挖进一两米后，再向四周开拓，修成椭圆形的洞，大体成型后，刮光崖面，抹上泥皮，用石灰浆刷白，待风干后再开窑口，安门窗。
入乡随俗，随遇而安。我们不得不融入洞穴，习惯了进门就脱鞋上炕，习惯了眼睛从明到暗的漫长适应，习惯了太阳还没落山就点燃煤油灯。恶劣的生存环境，创造了简陋而实用的洞穴建筑，窑洞是依土而生者无奈的选择。
居住窑洞的人，织造了窑洞文化。窑洞文化不同于城市的阁楼文化和四合院文化。窑洞文化单纯，它以黄土为本；窑洞文化深邃，它可进深数丈；窑洞文化温厚，它冷暖挂心、体贴入微；窑洞文化平和，它天拱地方，毫无棱角。但窑洞文化也有致命弱点，它毕竟失之畅通、亮堂、富丽和宽敞，无法摆脱人类童年洞穴文化的局限。
插队的第二年春天，听说远在百里之外的麻洞川出事了。那天大雨磅礴、山洪爆发，两名青年因抢救耕牛，被砸死在坍塌的窑洞里。“死的肯定是知青”，老乡们都说，“外头的娃咋知道，塌窑塌的是口，往里跑才能活命啊！”
噩耗传来，已经是两天以后。遇难者是我们学校的，一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