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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之托，同去湖北整顿一个小煤矿。住的房子是泥土地，锦人想出一个办法，买了草席铺在地下作地毯。有一天晚上听见隔壁席子悉卒作声，发现帐房偷开铁箱。原来是帐房舞弊，所以蚀本。查出后告退，正值国民军北上，扫清了一切魍魉。以北伐结束，也是三０年代社会小说的公式。锦人与国光的妹妹相处日久发生情愫。回乡途中结婚，只交代了这么一旬。妹妹在书中完全不起作用，几乎从来不提起，也没同去湖北。显然是“国光”的自述，统统照实写上。对妹妹的婚姻似乎不大赞成，也不便说什么。
这部书在任何别的时候大概不会出版，是在这时期，混在社会小说名下，虽然没有再版，料想没有蚀本。写到内地去，连以一个大都市为背景的这点统一性都没有。它的好处也全是否定的：不像一般真人实事的记载一样，没有故作幽默口吻，也没有墓志铭式的郑重表扬，也没寓有创业心得、夫妇之道等等。只是像随便讲给朋友听，所以我这些年后还记得。
《广陵潮》我没看完，那时候也就看不进去，因为刻划得太穷凶极恶，不知道是否还是前一个时期的影响，又“三底门答尔”，近于稍后的“社会言情小说”，承上启下，仿佛不能算正宗社会小说。
这些书除了《广陵潮》都是我父亲买的，他续娶前后洗手不看了，我住校回来，已经一本都没有，所以十二三岁以后就没再看见过，当然只有片断的印象。后来到书摊上去找，早巳绝迹。张很水列入“社会言情小说”项下，性质不同点。他的《春明外史》是社会小说，与毕倚虹的《人间地狱》有些地方相近，自传部分仿佛是《人间地狱》写得好些，两人的恋爱对象雏妓秋波梨云也很相像。《人间地狱》就绝版了。写留学生的《留东外史》远不及《海外缤纷录》，《留东外史》倒还有。
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因为故事集中，又是长篇，光靠一点事实不够用，不得不用创作来补足。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但是社会小说的遗风尚在，直到四０年代尾，继张恨水之后也还有两三本真实性较多。那时候这潮流早巳过去，完全不为人注意。
一个是上海小报作者的长篇连载，出单行本，我记性实在太糟，人名书题全忘了，只知道是个胖子，常被同文嘲骂“死大块头”——比包天笑晚一二十年，专写上海中下层阶级。
这一篇写一个舞女嫁给开五金店的流氓，私恋一个家累重的失业青年，作为表兄，介绍他做帐房，终于与流氓脱离预备嫁他，但是他生肺病死了。这样平淡而结局意想不到地感动人。
此外北方有一本写北大一个洗衣女，与一个学生恋爱而嫌他穷。作者姓王。又有个大连的现代钗头风故事，着着都近情理，而男主人翁泄气得谁也造不出来，看来都是全部实录。
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各地大小报每一个副刊登几个连载，不出单行本的算在内，是一股洪流。是否因为过渡时代变动太剧烈，虚构的小说跟不上事实，大众对周围发生的事感到好奇？也难说，题材太没有选择性，不一定反映社会的变迁。
小说化的笔记成为最方便自由的形式，人物改名换姓，下笔更少顾忌，不像西方动不动有人控诉诽谤。写妓院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条路线，而且也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因为一般人太没有恋爱的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不止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的见闻或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不像美国的内幕小说有那么许多讲究，由俗手加工炮制，调入罐头的防腐剂、维他命，染色，反而原昧全失。这仿佛是怪论——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而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昧。而这种意境像植物一样娇嫩，移植得一个不对会死的。
西谚“真事比小说还要奇怪”——“真事”原文是“真实”，作名词用，一般译为“真理”，含有哲理或教义的意昧，与原意相去太远，还是脑筋简单点译为“真事”或“事实”比较对。马克。吐温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是因为小说只能用有限的几种可能性。”这话似是而非。可能性不多，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内情知道得不多。任何情况都有许多因素在内，最熟悉内情的也至多知道几个因素，不熟悉的当然看法更简单，所以替别人出主意最容易。各种因素又常有时候互为因果，都可能“有变”，因此千变万化无法逆料。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ringoftroth——“事实的金石声”。库恩认为有一种民间传说大概有根据，因为听上去“内脏感到对”（“intemallyright”）。是内心的一种震荡的回音，许多因素虽然不知道，可以依稀觉得它们的存在。
既然一听就听得出是事实，为什么又说“真实比小说还要奇怪”，岂不自相矛盾？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太多，决定性的因素几乎永远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事情每每出人意料之外。即使是意中事，效果也往往意外。“不如意事常八九”，就连意外之喜，也不大有自日梦的感觉，总稍微有点不对劲，错了半个音符，刺耳，粗糙，咽不下。这意外性加上真实感——也就是那铮然的“金石声”——造成一种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而容易辨认。
从前爱看社会小说，与现在看纪录体其实一样，都是看点真人实事，不是文艺，口味简直从来没变过。现在也仍旧喜欢看比较可靠的历史小说，里面偶尔有点生活细节是历史传记里没有的，使人神往，触摸到另一个时代的质地，例如西方直到十八九世纪，仆人都不敲门，在门上抓搔着，像猫狗要进来一样。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路易斯也是社会人种学家，首创“贫民文化”（cultureofpoverty）这名词，认为世代的贫穷造成许多特殊的心理与习俗，如只同居不结婚，不积钱，爱买不必要的东西，如小摆设等。这下层文化不分国界，非洲有些部落社会除外。他先研究墨西哥，有一本名著《五个家庭》，然后专写五家之一：《桑协斯的子女》（“TheChildrenofSanchez”），后者一度酝酿要拍电影，由安东尼昆、苏菲亚·罗兰饰父女，不幸告吹。较近又有一本题作《拉维达》（“LdVida”），是西班牙文“生活”，指皮肉生涯，就像江南人用“做生意”作代名词。写玻多黎各一个人家母女都当过娟妓，除了有残疾的三妹。作者起初选中这一家，并不知道这一层，发现后也不注重调查“生活”，重心全在他们自己的关系上。其间的“思怨尔汝来去”也跟我们没什么不同。
内容主要是每人自述身世，与前两本一样，用录音带记下来，删掉作者的问句，整理一下。自序也说各人口吻不同，如闻其声。有个中国社会学家说：“如果带着录音器去访问中国人就不行。”其实不但中国人，路易斯的自序也说墨西哥人就比玻多黎各人有保留。大概墨西哥到底是个古国，玻多黎各也许因为黑人血液的成分多，比较原始。奇怪的是《拉维达》里反而是女人口没遮拦，几个男人——儿子女婿后父——都要面子，说话很“四海”，爱吹，议论时事常有妙论，想人非非。也许是女人更受他们特殊的环境的影响，男人与外界接触多些，所以会说门面话，比较像别国社会地位相仿的人。反正看着眼熟。
福南姐讲她同居的男子死了，回想他生前，说：“他有一样不好：他不让我把我的孩子们带来跟我们一块佐。”下一页她叙述与另一个人同居：“我们头两年非常快乐，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们没跟我一块住。”前后矛盾，透露出她心理上的矛盾，但是闲闲道出，两次都是就这么一句话，并不弓I人注意，轻重正恰当。她根本不是贤妻良母型的人，固然也是环境关系，为了孩子们也是呕气，稍大两岁，后父又还对长女有野心。
长女索蕾姐是他们家的美人，也是因为家里实在待不下去，十三岁就跟了三十岁的亚土若，“爱得他发疯”。他到手后就把她搁在乡下，他在一家旅馆酒巴间打工，近水楼台，饼妓女，赌钱，她一直疑心他靠妓女吃饭。他开过小赌场，本来带几分流气。几次闹翻了，七八年后终于分开，她去做妓女养活孩子们——她先又还领养了个跛足女婴，与自己的孩子一样疼。他一直纠缠不清，想靠她吃饭，动小刀子刺伤了她，被她打破头。但是她贴他钱替他照顾孩子，倒是比娘家人尽心。
她第一次去美国，拖儿带女投亲，十分狼狈，一方面在农场做短工，还是靠跟一个个的同乡同居，太受刺激，发神经病人院，遣送回籍。铩羽归来，家里人冷遇她，只有前夫亚士若对她态度好，肯帮忙。所以后来她在纽约，病中还写信给他，不过始终拒绝复合。
亚土若谈他们离异的经过，只怪她脾气大，无理取闹，与小姨挑唆。直到后半部她两个妹妹附带提到，才知道她和他感情有了裂痕后也屡次有外遇，他有一次回家捉奸，用小刀子对付她，她拿出他的手枪，正要放，被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子弹打中她的手指。她告诉法官是他开枪，判监禁六个月。他实在制伏不了她，所以不再给钱，改变主张想靠她吃饭。原来他是为了隐瞒这一点，所以谎话连篇，也很技巧，例如本是为了捉奸坐牢，他说是回家去拿手枪去打死一个仇人，索蕾姐劝阻夺枪，误伤手指，惊动警察，手枪没登记，因此入狱。人狱期间恐怕她不贞，因为囚犯的妻子大都不安于室，而且这时期关于她的流言很多。他一放出来就对她说：“我们这次倒已经分开很久了，不如就此分手。”但是她哭了，不肯。一席话编得面面俱到。
故事与人物个性的发展如同抽茧剥蕉。他写给两个小女儿的倍——有一个不是他的——把她们捧成小公主。孩子们也是喜欢他。一个儿子一直情愿跟他住在乡下。索蕾姐妹弟有个老朋友马赛罗也说他确实给这些孩子们许多父爱，旁人眼中看来，他身材瘦小，面貌也不漂亮，只有文母娘福南姐赏识他有胆气。但是他做流氓没做成，并且失业下乡孵豆芽，感慨地说他无论什么事结果都失败了。
索蕾姐去美之前爱上了一个贼，漂亮，热情，但也是因为他比周围的人气派大些。是她最理想的一次恋爱，同居后不再当姻妓。有一天晚上他去偷一家店铺，是他们这一伙不久以前偷过的，这次店主在等着他。他第一个进去，店主第一枪就打中他胸部，同党逃走了。第二天她跟着他妨母去领尸，到医院的太平间，尸身已经被解剖，脑子都掏了出来搁在心口上。她拥抱着他，发了疯，一个月人事不知。
据她的九岁养女说：是他去偷东西，被警探包围，等他出来的时候开枪打死的。她二妹说的又不同：他无缘无故被捕，装在囚车里开走了，过了些天才枪毙，索蕾姐两次都晕厥过去。照这一说，大概是他犯窃案的时候杀过人，所以处死刑。
索蕾姐讲得最罗曼蒂克。她母亲的姨妈本来说她爱扯谎，自述也是有些地方不实不尽。反正不管是当场打死还是枪决，郡不是死因不明，用不着开膛破肚检验，而且连大腿都剖开了，显然是医学研究，不是警方验尸，地点也不会在医院太平间。如果是把罪犯的尸首供给医校解剖，也没那么快。看来这一节是她的狂想。她后来病中担忧死了没人收尸，给送去解剖，宁可把遗体赠予波多黎各热带疾病研究院，不愿白便宜了美国人：“让他们拿他们自己的鸡巴去做实验。”念念不忘解剖，也许是对于卖身的反感与恐怖压抑了下去，象征性地联想到被解剖。她发精神病的时候自己抹一脸屎，似乎也是谴责自己。她第二次还乡，衣锦荣归，在纽约跟一个同乡水手边尼狄托同居，自己又在小工厂做工，混得不错。但是她家里觉得她攀高，嫌脏，老是批评这样那样，相形之下使人心里难受。
带来的礼物又太轻，都对她淡谈的，边尼狄托又不替她做脸，喝得醉猫似的，她认为“那是我一生最不快乐一天。”他先上船走了，她在娘家过年，与卖笑的二妹一同陪客人出去玩。除夕一晚上赚了五十美金。在纽约也常需要捞外侠贴补家用。
同一件事在她弟弟口中，先说边尼钦托待他姐姐好。“有一天我去看他们，他们吵了起来。是这样：她回玻多黎各去了一趟，边尼狄托发现她在那边跟一个美国人睡过。她还是个有夫之妇！但是那次边尼狄托干了件事，我不喜欢。他等我回去了之后打她。这我不喜欢。我可从来没跟他提起过。夫妻吵架，别人不应当插一脚。我后来倒是跟索蕾姐说过。我告诉她她做错了事，她要是不改过，以后我不去看她了。我说不应该当着我的面吵架，夫妻要吵架，应当等投人的时候。”
这一段话有点颠三倒四，思路混乱。他只怪他姐夫一件事：等他走了之后打老婆——是怪他打她，还是怪他等他走了才打？同页第一段述及妹夫打妹妹，他不干涉；妹夫打二妹，虽然是二妹理亏，他大打妹夫。可见他并不反对打老婆，气的是待等走后才打。但是如果不等他走就打，岂不更叫他下不来台？等他走了再打，不是他告诫大姐的话：等没有人的时候再吵架？下一页他说：“我不喜欢我的姐姐们。她们光是一个男人从来不够。她们喜欢寻欢作乐。……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是爱我的婉妹们。我不让任何人当着我说她们的坏话。有时候我甚至梦见她们……”他常梦见在泥潭里救出索蕾姐，她满身爬着蛇。前文自相矛盾处，是他本能地卫护姐姐，迁怒姐夫。
书中人常有时候说话不合逻辑，正是曲曲达出一种复杂的心理。
这种地方深入浅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好处。旧小说也是这样铺开来平面发展，人多，分散，只看见表面的言行，没有内心的描写，与西方小说的纵深成对比。纵深不一定深入，心理描写在过去较天真的时代只是“三底门答尔”的表白。此后大都是从作者的观点交代动机或思想背景，有时候流为演讲或发议论，因为经过整理，成为以外的，说服别人的，已经不是内心的本来面目。“意识流”正针对这种倾向，但是内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动念，在脑子里一闪的时候最清楚，要找它的来龙去脉，就连一个短短的思想过程都难。记下来的不是大纲就是已经重新组织过。一连串半形成的思想是最飘忽的东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乔埃斯的神来之笔，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毛笔。这并不是低估西方文艺，不过举出写内心容易犯的毛病。
奥斯卡·路易斯声明他这书是科学，不是文艺。书中的含蓄也许只是存真的结果。前两本更简朴，这一本大概怕味道出不来，特加一个新形式，在自序中说明添雇一个墨西哥下层阶级女助手，分访母女子媳，消磨一整天，有时候还留宿，事后记下一切，用第三人称，像普通小说体裁，详细描写地段房屋。人物也大都有简单的描写。几篇自述中间夹这么一章，等于预先布置舞台。
第一章，萝莎去探望福南姻，小女儿克茹丝初出场：“克茹丝十八岁，皮肤黑，大约只有四英尺九英寸高。她一只腿短些，所以瘸得很厉害。脊骨歪斜，使她撅着屁股，双肩向后别着，非常不雅观。”她给母亲送一串膀蟹来：
“‘有个人在那儿兜来兜去卖，他让我买便宜了，’克茹丝说，‘他大概是喜欢我，反正他也就剩这几只了。’”
谈了一会，她说她要去推销奖券：“不过我要先去打扮打扮。卖东西给男人就得这样。他们买东西就是为了好对你看。”她家里人都没答这茬。不久她销完了回来了，已经换过衣服，穿着粉红连衫裙，领口挖得极低，鞋也换了粉红夹绿两色凉鞋。“她虽然身体畸形，看着很美丽。”这是萝莎的意见，说明克茹丝并不完全是自以为美。萝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