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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目光放大，先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日本最为缺乏的是土地，其在经济最为繁华时号称有财力将整个美国按照其地价买下。然而，美国会卖吗？以此类比，此时蜀汉最为缺乏的，毫无疑问是粮食。即使假定蜀锦很值钱，它买得到所需的东西吗？粮食一直是魏国用来掐蜀汉脖子的战略物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蜀锦的价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最为根本的粮食问题上蜀汉实际上已经破产。曾经的天府之国如今是倾家荡产，为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蜀汉的官吏基本上是廉洁的（这一点上，三国的官吏都很出色），那么蜀汉的钱都浪费在什么上面了？答案无非是两个，第一，刘禅的奢侈挥霍；第二，北伐的劳民伤财。后人有人说蜀汉亡于征伐，其实并不是指战场上的得失，而是指北伐，尤其是姜维掌大权之后的不计成本对内部经济客观上的破坏。有网友将蜀汉的北伐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向比，个人对此不能认同：刘邓的关键，是争取到了毛泽东三种前途中最好的一种，即付出了代价而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将原来的国统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因此有此消彼涨之势；而蜀汉从来不曾在魏国土地上建立起根据地，每次的人力物资消耗都要靠益州汉中来弥补，其实是此消彼消。意图或有相同之处，效果无法相提并论。和北方司马氏掌权后上乱下不乱相比，蜀汉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烂在了经济基础，好比一棵树的树根上。其之所以一触即溃，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三国演义中将黄皓作为垃圾桶，有什么责任都往他身上推，并不公允。黄皓干预朝政，始于蜀汉灭亡前六年，而这个时候蜀汉的内部危机早已经表面化，谯周的仇国论便是在那时出台。顺便说一句，个人读三国演义中这一段的描述时，第一个感觉是蜀汉穷兵黩武，正是这个感觉让我拿起了史书。相对之下，北方经过多年的修养生息，拉大了双方原本就悬殊的实力差距，最后终于发动了对蜀汉泰山压顶般的攻击。
军事上，最大的责任还是要由三国演义中受推崇的姜维来负。首先，他确定的防守汉中的战略战术完全错误，从此成为军事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汉中对于益州非常重要，黄权曾经告诉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杨洪也对诸葛亮分析道：“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因此当年刘备得到曹操占领汉中的消息后，马上放弃了与孙权争夺荆州的计划，甚至不惜放弃三个郡。他急急忙忙回到益州，随后率领全部主力北上与曹操争夺汉中，后方不留一兵一卒。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曹操赶出了汉中。此后，汉中基本上是由蜀国军事上最有能力的将领来守备，包括魏延、诸葛亮、吴懿、蒋琬、费袆以及姜维本人。自魏延到费袆，对于防守汉中的战略均是坚守各谷口险要地形，不使敌军进入汉中平原，并以后面的几座城镇作为后勤补给的基地。兴势大捷就是这一战术的产物。但是到了姜维掌管军事的时候，他却改变了这一战略。他放弃谷口的险要地形，只坚守几座城镇，让敌军进入汉中平原，以为这样可以诱敌深入，待敌军粮尽再加以包围歼灭。这个战略看起来好象更加主动，其实不切实际，超出了蜀汉的能力。魏灭蜀时仅钟会一路就有十二万大军，已经超过蜀汉全国兵力，因此当他从骆谷进入汉中后一下子就把蜀军推向了守不住吃不掉的尴尬。钟会走的是曹爽的老路，姜维却没有王平的务实。同时必须承认，钟会对汉乐两城围而不攻而直取阳平关的战术正抓住了破解的关键。蒋舒的投降对此危局可谓雪上加霜，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这样的意外钟会也可以凭借10：1的绝对优势来硬的。夏侯渊的先例已经证明阳平关虽然是天险，但决非不可逾越。第二，姜维和蜀军主力没有及时回收，导致全局的被动。姜维因害怕宦官的打击报复，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十月躲到偏远的沓中去屯田，同时带走了蜀军的主力，而当年年底魏国立刻开始了灭蜀的倒计时，其中的关联可见一斑。尽管魏国开始准备这次进攻时，姜维就已经得到消息并要求后主增派军队，他本人仍然滞留沓中没有任何动作。至于其原因，或许是他害怕分兵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或许是他太缺乏粮食而被迫留在那里种地？作为其后果，这样的部署直接导致了汉中守卫的薄弱。在战争开始时蜀汉曾经向阳平关派出了援军，他们却因为面临魏国中路军的压力而不得不在阴平附近逗留了一个月来接应姜维，援军丝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魏军大举进入汉中后姜维才向阳平关一带机动，而此时他的道路已经被魏军按计划切断。如果不是他灵机一动在阴平桥头成功地调动了诸葛绪，姜维自己将葬身沓中。遗憾的是，这样的战术胜利对全局已经是杯水车薪。第三，蜀军对于阴平小道的忽视。阴平小道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平定西南少数民族部落而临时修建的。由于多年无人行走，已经荒无人烟。蜀汉对其重要性曾经有相当的认识。根据《中国战争史》，诸葛亮在进入阴平北上武都的时候，曾经惊叹：“蜀地之防，当在阴平。”江油关就是诸葛亮安排防守阴平小道出口的堡垒，而德阳亭则是防御涪江谷道出口的最后关口。当时的江油关是在今四川平武县的南坝，不是今天的江油市，实际上邓艾军只是走出了700里阴平小道，后面还要通过200里险要的涪江河谷谷道才能进入成都平原。如果事先在此地部署数千兵力凭险据守，完全可以让魏军的偷袭部队有来无回。但客观上讲，这可能是蜀汉最为无奈的一个〃错误〃。由于汉中的失守，两万部队连个响都没有就打了水漂，加上姜维本人撤退时损失数千，蜀汉的兵力有捉襟见肘之感。与此相对比，魏军这个时候还没有损失。姜维仅有不到五万人在剑阁对抗钟会的近十五万大军，实在难以安心分兵去防备阴平。毕竟，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天险。我在前面之所以认为魏延出子午谷的计策不能和偷渡阴平相比，就是因为邓艾钟会有魏国雄厚的实力作保证，因此有惊无险。偷渡阴平时邓艾看的很清楚，我的目的就是要么大闹天宫，要么调动姜维为钟会创造机会，你蜀汉只有这点兵力。邓艾钟会两人尽管不久后反目，此时却达成了完美的战术配合。蜀汉未能在阴平布防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力不从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第四，诸葛瞻的部队没有及时封住邓艾前进的谷口。邓艾自阴平小道到达江油关迫降蜀将马邈后继续向南前进，成都也立刻派出诸葛瞻迎战。黄崇建议应立即向北进军抢先占据涪江河谷谷口（即德阳亭）的有利地形，依险据守，使邓艾军不能进入益州的平原地区。诸葛瞻犹豫不定，黄崇又多次强烈要求乃至声泪聚下，最后诸葛瞻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在当时唯一有可能挽救蜀国的方案。他没有向北进军占领谷口，而是向南后退，撤到了绵竹一带来迎战邓艾军。客观地说，邓艾离德阳亭有大约两百里的山路，而诸葛瞻离德阳亭有四百里的平原，即使诸葛瞻立即动手也没有把握，但这毕竟是蜀汉的最后一线生机。事实证明，无论是钟会还是邓艾在平原作战中都表现出了高出蜀军一筹的战斗力，放他进来无异于自杀。在这四个失误中，前两个是根本性的，而后两个则恶化了本来就不妙的局势。另外，蜀汉在南中一带有一万部队，尽管他们曾经请命北上却被刘禅拒绝。这只能理解为蜀汉对自身危机的掉以轻心了。
对刘禅采用谯周的建议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引用了孙盛的冷嘲热讽：《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
然而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对比，晋灭吴时孙皓最后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同样引用了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既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盛是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偏安一隅却自充正统，类似于蜀汉，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他的话，其实是说给东晋小朝廷听的，因此他以蜀汉类比东晋，“劝”刘禅硬挺却夸孙皓识相。其次，根据《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记载，魏发动灭蜀之役后，蜀汉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命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后，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后来吴军听说蜀汉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袭击罗宪之实，罗宪对这样见利忘义的行径极为愤慨：“趁火打劫，这就是你们的道义？何况你们还能撑几天？我决不做东吴的俘虏！”随后他激励将士坚守顽抗。不久后钟会邓艾相继兵败身死，东吴见到益州出现权力真空而再起吞并西蜀的野心，连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后派抚军将军步协西上，直接要攻拔罗宪这个绊脚石。罗宪知道势单力孤，反过来派参军突围向魏国的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并力战击退东吴的〃侵略〃。兵败后的吴人大怒，派出王牌镇军将军陆抗（陆逊子）增兵三万围攻，直到六个月后司马昭派遣荆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罗宪时吴军才撤走。可见，罗宪守军只有两千，不是重兵，而东吴的〃盟友〃关系根本靠不住。这个问题其实好理解，兵败国破的刘禅又凭什么继续和东吴称兄道弟？刘备得益州，就是因为刘璋引狼入室，刘禅求东吴，也好比饮鸩止渴，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重蹈刘璋的覆辙。如果继续凭借本身的力量抵抗，姜维从剑阁撤退后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进行野战凶多吉少。此时蜀汉的安南将军霍戈驻守南中，大概有万余人马，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即使姜维与刘禅成功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难以支撑。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胸怀大志并且有百折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而蜀汉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更何况一万人的驻军本身就证明那里并不太平。弱国庸主即无法在乱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会灭亡，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刘禅即使南退南中想当勾践，司马昭也不是夫差；纵使谯周要学申包胥，孙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尔衮并会把其变为吴三桂。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个烈士的虚名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渲染，蜀汉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但从现有的史料中看，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蜀汉的灭亡，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不是靠什么人的个人能力能够挽救的。刘禅姜维谯周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殉葬品。从魏国的角度看，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实力雄厚，邓艾钟会也体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各自在关键时刻对汉中和阴平的处理都干净漂亮。诸葛绪的表现虽然不算出色，但中规中矩，战役第一阶段时他对阴平一带的威胁直接拖住了蜀汉阳平关方面援军的后腿，其作用不能忽视。最为关键的是，三路大军左右开弓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灭蜀的决定性一击是偷渡阴平，这个战役本身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顾整个魏灭蜀的过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为这个偶然性的最佳注解，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
注1 很大程度上，这是个数学问题。众所周知，军队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国家，因此在边境上部署的军队密度高于内地。这里做一个简化的模型，第一，只有边境才需要军队，内地不需要；第二，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边境长度成正比；第三，国民的数量与国土的面积成正比。那么，对于大国来讲，它的边境与小国相比是线性增长，而它的面积却是平方增长，因此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军队，相反小国却必须负担相对较多的军队。某种意义上，蜀汉有相当的先天缺陷。
注2 严格地说，邓艾谈论的很可能是“谷”（史书对此记载不明确）而蜀汉的存粮是“米”，二者未必相同。即使如此，根据唐朝杜佑编纂的《通典…食货典》，米与谷的比例大致为二谷相当于一米，这样的粮食储备仍然只能支持蜀汉十万军队五十天，并不能改变蜀汉饿肚子的本质。
（46） 此间乐，不思蜀刘禅的大舅子张绍到了邓艾军中表示投降后，邓艾当然兴高采烈，他立刻回信称赞刘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平庸的刘禅终于也当了一次“俊杰”。刘禅另派人命令姜维投降钟会，自己则带领文武百官出成都北门迎接这位魏国的征西将军。邓艾到了成都后，明令自己的部队遵守纪律，不得擅自拿取民间财物，同时安抚后主及蜀汉各级官吏。他烧掉了刘禅自己准备的棺材，并暂时任命他为骠骑将军。姜维等人则投降了钟会。当年十二月，魏国朝廷下令特赦益州，并将在此后的五年间将租税减半。同时，邓艾钟会以灭蜀的功劳分别晋升为太尉和司徒，万户侯，不久后司马昭本人也因此而进爵为晋王。
立下如此大功，邓艾也有点飘飘然。他得意地对别人说：〃姜维也是个有能耐的对手，不过算他倒霉，偏偏遇到了我。〃对蜀汉的降将也口无遮拦：〃你们幸亏遇到了我，要是遇到吴汉，现在就全完蛋了。〃吴汉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大将，作战有勇有谋，但在攻破成都后违反刘秀的指示大肆屠戮。对邓艾的这些言语，大家不以为然一笑了之。但邓艾虽然得意，时不时地吹吹牛却没有胡来，他还是在积极考虑益州的将来。他在给司马昭的书信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今蜀汉破灭，东吴震动。如果趁胜进攻，这是秋风扫落叶之势，然而士卒在大战后都需要休整，因此应该按兵不动，先养精蓄锐。如今的形势，还是应该留陇右兵两万并征用蜀兵两万，煮盐务农同时修建战船。在这样的压力下，东吴恐怕一封书信就能让他们归服。我们应当封刘禅为扶风郡王并安抚他的部下来引诱孙休，同时以公侯的高位来封赏其子女，那么吴人一定望风而降。〃对这样的建议，司马昭不置可否但通过监军卫瓘告诉邓艾：〃凡事需经请示后在执行，这么大的问题不要擅自行动。〃邓艾则坚持己见：〃古人的道义，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可以独断从权。如今拖延这样的事情，对国家没有好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虽然不是圣人，但也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来损害国家的利益！〃
邓太尉有点得意，钟司徒完全忘形。加上姜维投降带来的蜀军，钟会这时手里有了将近二十万人马，趾高气扬暗中有了反叛的意思。姜维明知他的意图，却故意劝他收手：〃您自从淮南立下大功以来，算无遗策，如今已经是功高镇主。我看，不如学范蠡张良。。。〃钟会此时踌躇满志：〃不，我还有更远大的志向。〃这样的回答正中姜维的下怀：〃既然如此，就不用我多说了。〃从此钟会对姜维相当宠信，两人开始密谋反叛魏晋。钟会最大的障碍，当然是邓艾。正好这个时候邓艾独断专行，钟会便添油加醋和卫瓘一同告发说他要谋反。同时，他在剑阁要道设下埋伏，无论是邓艾的使者还是司马昭的手下都被他一个不漏地抓住，然后凭借他父亲钟繇传给他的书法功底，模仿笔迹把两边的书信改得颠三倒四（顺便说一句，钟会的书法在历史上还是很有好评的）。这样一番挑拨终于收到了成效，司马昭于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正月下令拘捕邓艾。他先明令钟会进兵成都，然后暗中派贾充带领人马入斜谷，自己也带着魏帝曹奂离开洛阳开赴长安。
钟会的父亲是魏国的第一位太傅钟繇，钟繇在75岁高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