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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的同时，另一种情绪就不可遏制地涌现出来。不要忘记，伴随进入长安的，除了那个意气蓬勃、抱负远大、具有政治幻想的李白之外，还有一个目空一切、孤傲自赏、具有极高文学天才的李白，当政治幻想破灭之后，文学的意气就伴随着酒气不可遏制地宣泄出来。于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当李白郁郁不得志，就去借酒浇愁，酒力尤且不足以浇愁，就会付诸诗文大发牢骚，这些牢骚诗文无论被唐玄宗还是那些真正的奸佞小人看到，久而久之都会形成有损李白形象的舆论环境，这些舆论环境又会进一步恶化李白在长安的生存与发展。
在长安，李白留下了不少饮酒、醉酒的记录。在翰林院中，他醉酒：“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在权贵之门，他醉酒：“白时为贵门邀约，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魏颢《李翰林集序》）在街市酒肆，他更是“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旧唐书·文苑列传》），“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新唐书·文艺列传》）。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2）
李白的言行做派，难免在朝廷上下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李白自己也承认翰林院中人际关系复杂，自己的人际环境不好。他在《玉壶吟》中抱怨：“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中又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由于自己的行为言语有失检点，所以遭到奸佞之人的谗言，导致玄宗对自己不满。
而玄宗虽然“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据《汉书》记载，大臣孔光休假回家，与家人闲谈，家人问长乐宫温室殿有什么树木，孔光默然不语。后来就用温室树代表朝廷的机密要闻。翰林院虽然是侍奉皇帝的艺文娱乐机构，但它位居禁宫之内，如果以李白这样一副醉态，难免不会在醉后泄露宫禁中的秘密。所以玄宗虽然很赏识他，也曾因为他“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但终究因为李白的种种表现“非廊庙器”，故而“优诏罢遣之”（孟《本事诗》）并“惜而逐之”。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明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他人的诋毁诽谤，李白却依然故我地我行我素，不改文人狂傲自许的本色：“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为酒中八仙人。”（《新唐书·文艺列传》）杜甫曾有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中八仙歌》）后世往往用这首诗来称赞李白傲岸不群、藐视权贵的气魄，但这样的言行举止在具体的政治环境、政治实践中实非益事。
所以李白的个性决定了虽然他有跟皇帝接近的机会，但显然，李白没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或者说，以李白的个性、实际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在宫廷中的实际地位，都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具备实现这个巨大理想的可能性。
玄宗其实对李白相当不错，他一看李白在长安宫中的确很难立足，于是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赐给李白不少金银盘费，送他回家。史书记载四个字：“赐金放还”。
这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下台方式，玄宗没有贬斥他，没有谴责他，没有把他赶出长安，而是保全了李白作为一个文人的体面与尊严。这一举动使李白入京、在京、离京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儿、文学色彩、浪漫色彩，使这整个过程更加符合李白的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李白式的离开，而不是一个不称职官员的离任，这与同期前后张九龄等政治家的被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甚至可以说，玄宗从不曾按照一个官员的标准来要求、看待李白，从对李白的欣赏、选拔、任用到离开，与其说是政治标准，倒不如说是文人、文学的标准。李白最终安静而体面地离开了长安，这种离开方式反而使他获得了更为巨大的文学声誉。但是李白的政治名声并未因此而获得加强，伴随着他离开长安，世人对他的认识更清楚了，李白的本质就是一个旷世的大文人，大诗人。
多年以来，不少读者都认为，李白不仅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出色的文学才华，而且也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只是时代没有给予他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被迫离开长安，其主要原因在于黑暗消极的政治环境。现在，通过这几章的叙述、分析，我们大体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李白怀抱着宏伟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觐见唐玄宗，渴望实现政治抱负，然而朝廷与玄宗却始终以文学的眼光来接纳李白，为他安排了适合文学角色的职位，于是，李白在长安宫廷也只能发挥其文学才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会与错位，也是李白在长安政治失意的体制性原因。李白固然文才超绝，拥有超凡的政治理想，但是李白本人是否真的具有天才的政治才能，值得质疑。根据李白在长安的种种表现来看，他似乎并不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个人素质。李白离开长安，当然有整体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是李白自身的主观因素也不可忽略。
悲剧根源到底在哪里（3）
离开长安后，李白继续他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性格没有变，他张扬的个性也没有变，他对政治的理解依然是那么天真。对李白而言，长安的政治失败并没有改变他对自己的期许，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他并不曾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命运面前的错位与误会，这导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贸然加入永王李的军队，造成重大的个人悲剧。
安史之乱之后的契机
李白在长安郁郁不得志，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迎来了又一次政治机遇——仙风道骨的李白竟然加入了永王李的军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李白的命运会在这里发生哪些改变？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这次能够如愿以偿吗？
唐玄宗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怀着失意的痛苦离开了长安，他的政治理想遭受到重大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这次挫折反而刺激他更进一步地执著于政治仕途。然而，不谙政治风云的李白非但没能找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反而给年届五旬的他找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与灾难！——“安史之乱”期间，李白应邀参加永王李的军队，但没过多久，李的军队就被朝廷的军队消灭，李被杀，李白也因谋逆之罪被投入监狱。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加入永王的军队呢？要想弄清楚李白参军的前后经过，还得从天宝三载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说起。
李、杜相会之谜（1）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离开了长安，他浪漫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时的李白只好选择漫游。就在这次漫游中，李白结识了两位重要的朋友，也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四十四岁的李白离开西京长安，一路东行，来到汴州（今开封市东南，古称梁州）、宋州（今商丘市南）。此时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也很痛苦，《行路难》其二非常典型地表露了他此时的心境：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烂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道路像青天一样宽广，却唯独没有我的出路！我羞于和长安的浪荡子弟同流合污，过着斗鸡走狗的无赖生活。我不愿弹剑诉说痛苦，谄媚权贵求得赏识。淮阴市井小人嘲笑韩信怯懦，汉朝公卿忌妒贾谊才能，自古贤才多遭人嫉恨！你看燕昭王多么器重郭隗、邹衍，剧辛、乐毅才因此效忠他。如今燕昭王的白骨与衰草一起腐烂，还有谁像他一样修筑黄金台倾心以待贤士呢？像我这样愿意报效朝廷的人自然没有人能够赏识！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又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回顾了当初的心境：
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
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
我的剑术虽然不能与万人抗衡，文章却得到播扬四海的名声。然而这些都不足称道，我唱着《五噫歌》离开长安。当我要离去的时候，心中无限悲慨，泪水沾湿了帽子的缨带。
对于此刻的李白来说，虽然依旧沉浸在失意的痛苦中，但无意间又为文学史抒写了一段佳话。在这里，李白遇到了盛唐诗坛又一个重要的诗人——三十三岁的杜甫，他正为料理家事而奔走梁宋之间。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而李白此时不仅诗文名声卓著，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本，二人的名声、地位尚不可同日而语。杜甫由衷地推崇甚至崇拜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饮共醉，携手游赏，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杜甫曾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记录了他们深厚的友谊：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首诗写得情浓意切：我们彼此亲如兄弟，喝醉酒后盖一条被子睡觉，白天里一起携手同游，一同去幽静之处寻访隐士范十。在晚照的残影中听见棒槌捣衣的声响，荒废的古城上空满是厚厚的云层。长久以来我都喜欢吟诵屈原的《橘颂》诗，不曾想过讨要吴中的菰菜羹。自己一直想要立志为国效力，可今天来拜访了隐士，就不愿再讨论什么功名富贵，这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也很安适啊！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与杜甫的情谊非常深厚。令人高兴的是，盛唐的另一位大诗人高适也正在梁宋之地漫游，三个人此刻都是政治失意者：李白刚刚被排挤出长安，杜甫刚刚经历了科场失败，高适也不过一介布衣。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三人相约漫游梁宋，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
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
李、杜相会之谜（2）
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
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
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辉。
歌且谣，意方远。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
诗人乘舟离开长安，沿波涛汹涌的黄河东下。他对酒作歌，排解忧愁。浩荡的水流迷失了旧国的痕迹，自己的退路又在何方呢？不如及时行乐，登楼赏景吧。梁园的五月如秋天一样清凉，玉盘中的杨梅已经备好，吴地的食盐如雪花一样洁白。就让我们开怀畅饮，好好享受人生，不要学伯夷、叔齐那样孤高自赏。信陵君、梁孝王、枚乘、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汴水年年东流。现实的重重阻碍使自己的理想不得施展，而快乐生活似乎也不能久长，想到这里，眼泪沾满了衣裳。还是抓紧时间及时享乐吧……诗的最后，李白却终于隐忍不住，大发感慨：不如做东晋宰相谢安，虽然隐居东山，但只要天下苍生瞩望，立刻出山也并不算晚吧！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复杂的思想状态：既看透世事艰辛决意及时行乐，又不甘心碌碌无为了却此生。诗人时而表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时而又想做东晋宰相谢安，结束隐居生活，为天下苍生谋福。其实李白的内心并未真正忘怀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便在颓废至极、欢饮达旦的时刻，心中仍然不能忘怀世事，仍然还有济世救民的热望。他有着非凡的自信，以为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迟早会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而这也正是李白性格的可贵之处，虽然他离开长安，遭遇了巨大的政治挫折，但他内心的理想却没有泯灭，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
长安的创伤
与高适、杜甫告别之后，李白奔赴齐州临淄郡（今山东济南），请紫极宫道士高如贵为他授道，又请安陵（今河北景县附近）道士盖寰为他书写真，李白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所谓道就是道士的凭证，拥有道就意味着成为有“文凭”的正式道士。李白离开长安之后，虽然东游梁宋，与杜甫、高适漫游欢歌，但其直接的目的还是要去齐州接受高如贵的道，要去获得道士“文凭”，这也是他离开长安后第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在《奉赠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毕归北海》一诗中写道：
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
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
别杖留青竹，行歌蹑紫烟。
离心无远近，长在玉京悬。
李白离开长安，经历了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就想在疏狂的生活中，在道教当中寻找一线安慰。这一时期的李白，思想上有及时行乐的一面，有求仙访道的一面，有裘马轻狂的一面，有企图归隐的一面，还有不肯服输，希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面。他是要通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来麻痹自己，为自己寻求一个政治以外新的精神支点，接受道就是这个新支点之一。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当中，道教、儒家、任侠、纵横家的成分多少都有一些，呈现出混杂多元的思想状态。换言之，李白的身份由庙堂而江湖，这种转变使他的精神活动更趋于多元、丰富。长安政治失意对李白而言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但对于他的思想、诗歌创作而言却反而是一次难得的锻造、成熟机遇。
既然在齐州已经成为正式的道士，那当然少不了作一次真正的游仙之旅。李白准备南下吴越，遍游浙东名山，于是有了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在这首诗当中，他梦想着漫游吴越的仙境：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