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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在自杀遗嘱中提出一个要求，想要一尊他自己的等身铜像，竖立在能看到富士山和大海的地方。他的家人于是打造一尊由东京雕刻家创作的与他等身的三岛裸体雕像，他们将它安放在三岛所向往的地方。
人们常说，三岛在自卫队中发现了日本精神最精粹的表述，他被特许在军营里训练他的私人军队。
为了纪念三岛的死，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和评论家矢桥英夫与一个右翼学生团体一起成立三岛由纪夫研究会。该研究会在发起书中写道：“日本历史已退无可退，传统遭到忽视，武士精神丢失殆尽。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堕落的现代，日本民族在隐忍真实愤怒的这些年后，终于要爆发了。”
发起书接下来说，研究会将为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尽一切努力，并将反对那些指向天皇的革命……在自卫队之外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保持建立一支军队的基本原则，并将增强日本民族的荣誉精神。
三岛经常批评性地谈起日本社会。他曾写道：“1876年后，日本人在道德上开始衰落，竟颁布禁止男子佩剑的法令……除非每个人都有这种随时随地拿起来福枪挺身而出的精神，否则在未来的紧要关头，日本将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他认为战后社会已变得腐烂了，因为“它失去了军服”。在东京街头，我的确很少看到穿军服的士兵，因为军服已变得罕见，且被普通日本人痛恨。
三岛对现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曾写道：“日本现代文学是患失眠症的人、神经过敏的人、软弱无能的人、丑恶的脂肪堆积的人、癌症和胃病患者、感伤主义者和半疯狂的人的乐园，能战斗的几乎没有。”
三岛是从武士道中熟悉文学的。196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我与的密码》。他说：“出鞘的日本剑在不曾砍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之前不应该入鞘。”他所表达的意思几乎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武士头领说过了。他熟记武士道伦理，坚定信仰教导人们如何去死的武士道。
《叶隐》讲得最多的是“当一个人被迫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样的话怂恿了三岛的行动，并形成他的心理基础。他经常勉励他的读者公民献出生命，收复天皇失去的荣誉，并废除战后的日本宪法。
三岛事件最使人受到震动之处，也许是他流露出许多对英雄主义行为和传统有偏好的日本人深切的反现代主义情绪。人们用“崇高”、“美”、“漂亮”和“纯洁”这类形容词来形容三岛的切腹自杀。
三岛的行为实际上受到财阀和执政党领导人如中曾根的重视，中曾根感到拥有核武器并重新变成军事强国才是日本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在超级大国面前，日本才不用低三下四。
三岛没有白死。他的自杀在许多日本人心中点燃了对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的渴望，他的自杀提醒年轻人不要被颓废的西方文明软化，他的死在想复活国家主义精神的人们中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三岛从他的坟墓中能看到日本已经重新武装起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强国，受到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的重视，并作为“维持和平部队”开往柬埔寨，他一定非常高兴。
这是许多日本人的看法。
三岛事件只是日本飞向右翼民族主义的开始。
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和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家笔下的德日军人之差异
《海的沉默》是一部两万六千字的中篇小说（赵少侯译，作家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在中国，读过它的人不多。此书作者维尔高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阿拉贡、艾吕雅一道投身法国的抗德地下工作，并参加了巴黎地下出版机构子夜出版社领导班子。1948年，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建议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维尔高尔是七十五位签名发起人之一。他不仅为法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同时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
《海的沉默》完成于1941年。法国当时正处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下，书是秘密印刷并发行的。作者揭露了侵略者妄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彻底摧毁法国国家与人民，提醒大家决不能让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得逞。书一出版，立即在群众手中流传，给法国人民的抗德运动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书中写了三个人。一个法国老人和他的侄女住在石筑的古老楼房里。该市沦陷后，一个德国军官住进了他们的房子。白天在德军司令部办公，晚上回到楼上的房间前，经常走进老人的起居室，说上一会儿话。侄女要么做针线活儿，要么织毛衣；老人抽烟，喝咖啡。他们对他保持着“海的沉默”，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德国军官自报家门，他叫威纳·封·埃勃伦纳克。老人一听就知道那不是德国人的姓名，遂寻思：难道他是耶稣教逃亡者的后代吗？
军官统共在他们家度过了六个多月。通过他的自言自语，他们得悉他原来是个作曲家。他告诉他们，他曾经有过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友，只因为她把咬了她的蚊子的爪儿，一根根地拔下来，他认为她的心太狠，从此跟她疏远了。然而，希特勒也强迫德国士兵一根接着一根地拔下蚊子的爪儿。谈起法国文学家来，他如数家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对德国音乐家，他当然十分崇拜：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他诉说，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被纳粹改造成最狂热的人，使他深恶痛绝。弟弟真诚地对他说：“我们应该作千年的打算来建设：首先应该毁坏。”
威纳看出弟弟是真诚的，而可怕也就在这个上头。
全书中，豆蔻年华的侄女只开过两次口。威纳到巴黎去了两周，回来后，一个多星期没露面。由于他就住在楼上，老人和侄女能觉察出他的动静。有一天，老人为了橡皮轮胎的事去了一趟德军司令部，遇见了从自己的办公室踱出来的威纳。他脸色苍白，瘦得厉害。又过了三天，他拖着缓慢的脚步走下楼梯，轻轻敲门。老人认为他会像已往那样敲门毕就推门而入。岂料这一次，他等候里面的回应。老人没了主意，望望侄女。这当儿，外边又敲了两下门。侄女低声说：“他快走了。”
于是老人用洪亮的嗓音招呼道：“进来吧，先生。”
半年来，威纳不断地向老人及其侄女表明心迹，所以姑娘从他今晚的异常举止，意识到此番他是来向他们告别的。
威纳由于爱法国，遭到纳粹党羽的谴责，他痛苦地将自己的决心向法国老人及其侄女和盘托出：
“我要求参加一个正在作战的师团。这个要求已得到批准：明天我就可以动身了……动身到地狱去。”
最后，威纳低低地说了声：“永别了。”
他一动不动，等待着姑娘的回音。拖了好久，姑娘的嘴唇终于动了一下，老人和他都听见她说：“永别了。”
威纳面泛微笑，离开了这座老宅。姑娘的话肯定会给他以慰藉，因为她最终对他的处境表示了体谅。
自从五十二年前头一次阅读这本书，我经常想：“日本军人中，有威纳这样的军官吗？”1941年10月，就在《海的沉默》搁笔的那个年月，我在沦陷了的北平市四路有轨电车里目睹了丑陋的一幕：一个日本一等兵，一边怪叫，一边伸出左手去摸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下身，右手呢，忙着解自己胯间的钮扣。全车的中国乘客都对他怒目而视。幸而他的同伴（上等兵，比他多一颗星）厉声说：“尤塞”（意思是“住手”），制止了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尚且如此行事，如果让他住进古宅，他非把老人杀掉，接着将漂亮的侄女强奸至死不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写于1960年的《忧国》就是最有典型意义的武士道加色情的作品，赤裸裸地将他的人生观公诸于世。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首都东京发动了一场震撼全世界的未遂政变事件。当月，日本举行国会选举，最富侵略性的立宪政友会未能得逞，令法西斯分子愤懑至极。为了加紧推行全面侵华战争，以野中大佐为首的一批皇道派年轻军官率领东京驻军第一师第三步兵团的一千四百多名士兵武装袭击警视厅、首相官邸以及其他行政长官官邸，杀死内务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藏相高桥是清，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幸免。叛乱分子占领三宅坂、樱田门、虎之门、溜池等地，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建立军事独裁。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失败。29日，叛乱被平定。十七名主谋及右翼分子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刑。然而这次叛乱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更加趋向反动，翌年中日战争爆发。
2·26事件发生时，三岛由纪夫刚满十一岁。这个早熟的天才少年由衷地感到“某个伟大的神死去了”。在他眼里，这些参加暴动的军官们“其纯洁无垢，其果敢，其青春，其死，一切都符合英雄的原型”。1965年，他把《忧国》搬上银幕，自编自导，自己扮演男主角。《忧国》的男主角是个皇道派军官，因故未参加暴动。暴动被平息后，却被派去处死跟他志同道合的法西斯军人。倘若他胆敢违抗，绝对是死路一条。于是他选择了在家剖腹自尽。光是一个男子汉剖腹自尽，没什么看头儿，所以加上了与其妙龄美妻作爱的大量镜头（当然，书里本来就是这么写的，影片忠实于原著）。1970年，三岛由纪夫在东京市谷自卫队东部方面统监部号召自卫队员起义，因无人响应，剖腹自杀。自杀前两个月（1970年9月25日），《三岛由纪夫对谈集：尚武之心》由日本教文社出版。至1979年4月10日为止，已印到第十二版。内容也可以用“色情加武士道”来概括。
《海的沉默》中的威纳和《忧国》中的军官，都是虚构的人物，窃以为，两者不同的命运多少折射出德意志军人与日本军人的差异。当然这仅仅是个案，不能笼统地指所有的德国军人与日本军人。
毛泽东主席关注罗振玉藏书
■ 王守昱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2日，苏联红军伊万诺夫中将和雅曼诺夫少将各率250名空降兵，分别在旅顺土城子机场和大连周水子机场着陆，军事接管了旅大地区。从此，饱受日本殖民统治40年的旅大人民获得解放。
苏军进驻旅大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新市街将军山南麓坡上的扶桑町（今洞庭街）日本高官住宅区，改做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包括建于该住宅区内的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伪满官吏，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辛亥革命后，携家眷避居日本京都，潜心著述八载，编纂出版甲骨金石、出土文物类图书多种。1919年回国，寓居天津。1928年移居旅顺，在新市街扶桑町购建私宅。1932年春，在私宅后面购买两亩土地，新建一座三层藏书楼，取名为“大云书库”，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此收藏，并在大连开设“墨缘堂”书铺。“大云书库”这个名字，是沿用了他在日本和天津所建藏书楼的名字。“大云”二字出自敦煌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1940年6月，罗振玉先生病逝于旅顺，葬于水师营西沟，他在旅顺居住生活了12年。谢世后，大云书库藏书，由家人共同嗣守。
当时大云书库的藏书量到底有多少呢？说法不一。罗振玉先生自言大云书库藏书“五十万卷”；据其孙罗继祖回忆，藏书约有三十万卷，甲骨文等文物数千件。这是罗振玉先生自清末开始，历时40余载辛苦搜讨、购买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稀世之宝，善本图书占有很大比例。郭沫若先生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在1929年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称：“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在古代典籍的收藏方面，罗振玉先生是卓有成就，可称为近代典籍收藏大家之一。
因苏军征用房舍仓促急迫，罗家人被迫搬到一家旅馆暂住，而大云书库藏书和文物一时无法搬出，又遭到苏军的搜查，被翻腾散落楼内外，遭到哄抢，损失惨重。据罗继祖的回忆，后来被抢救出来的图书，仅为原藏书的十分之三四。
罗家藏书惨遭损失的消息传到陕北延安的党中央那里，毛泽东主席感到十分痛心，立即指示东北局和旅大地委，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保护罗家藏书，并要组织力量进行整理。旅大地委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派人前往旅顺，责成刚刚成立起来的旅顺市政府，设法抢救保护罗家藏书。他们动员了旅顺市区的中小学生，将大云书库的藏书装成6000麻袋，运往一处仓库贮藏保管起来。因库房狭小，麻袋都堆砌到房顶。此后，旅大地委根据中央指示，派出当时在大连休养的原辽北省（东北解放区设置的临时省份）教育厅长廖华，以视察员身份，前往旅顺，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
廖华（1898～1969），原名陈国柱，后改名陈继周。福建莆田人。早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团，后入党。1926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北伐。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1938年参加新四军前委工作，后进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参加党的“七大”，后赴东北工作，任辽北省教育厅长。
廖华是因病来大连休养的。休养期间，他受党委派，以视察员的身份，参人了对大连中央图书馆藏书的保护和对罗家藏书的抢救、整理工作，并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当时的大连中央图书馆是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管辖的中心图书馆，由中长铁路大连科学研究所代管。对大连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图书，廖华指示必须严加保管，以防丢失。鉴于图书馆尚有部分日籍馆员暂时留用，他亲自选调曾在该馆工作过的中国馆员进驻看守，防止有人偷盗图书外卖。1946年5、6月间，据中国馆员反映，有一位日籍馆员经常往外背东西，廖华立即指示大连铁路公安局进行调查。公安人员从一家旧书店查到偷卖的图书，并捉捕了偷书人，又从其家中搜出馆藏图书300多册。因此偷书事件，当时被聘任馆长的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长柿沼介和偷书者，受到拘押两周的处罚。此后，大连科学研究所派王修出任大连中央图书馆馆长。
廖华是一位喜欢读书的人。他在图书馆看过罗继祖写的《辽史校勘记》，印象很深。在他接受主持对罗家藏书的保护整理工作后，他便想到了罗振五之孙罗继祖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恰值罗继祖刚刚从长春回到旅顺，便亲自登门拜访，诚意相邀。那是1946年10月的一天，廖华来到罗家，对罗继祖说：“延安毛泽东主席得知你家藏书被劫，十分关切，这是文化攸关的大事，特振我来视察。我去看过，书堆在仓库里，长期这样放着，必然霉烂。现在政府是人民的，不能坐视人民文化财产受损，必须整理；但目前缺人，不知你愿不愿意干革命工作，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希望你接受这项工作。”同时申明：“书所有权还是你们家的，政府不过是代你家保管和整理的。”（见罗继祖：《两启轩主人自订年谱（1985年）》《罗继祖自述》等著述）
对廖华的诚邀，罗继祖感动不已，当即欣然接受。次日，廖华为罗继祖送来了旅顺市政府教育局颁发的一级科员聘任书。罗家藏书的整理工作，是在旅顺娘娘宫（即天后宫）里开始的。旅顺市政府秘书王华凯参加这项工作。还配备两名助手孙世明和孙正绕。整理的方法是，从仓库运来一麻袋，清点整理造册建卡一袋，然后归类上架。1947年4月，关东行政公署成立，廖华为公署委员，出任关东公署文物保管委员会（1949年改名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首任主任，并在劳动公园设立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今劳动公园市少年宫）。在他的主持下，将旅顺的罗家藏书全部运到大连，存放在当时关东社教团所在地昆明街常安寺和明照寺两座大庙内，即后来成立的旅大文工团大院。罗继祖等在这里继续整理藏书。1948年，罗家藏书整理圆满完成，罗继祖与其弟罗承祖秉承祖母（罗振玉遗孀）之命，将罗家藏书捐献给人民政府，由关东公署文物保管委员会接管。因此，罗家获得政府以粮核值的奖励。
1949年，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东北文物处处长王修来大连视察，提议将罗家捐献图书之善本（16010册）及家刊本约4万余册，拨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余下的9万余册图书和4万余册家刊本，合计13万至15万册左右，及一批金石拓片、清内府档案等，由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接收。（见辽宁省图书馆王清原：《上虞罗氏藏书述略》）1951年旅大市文物保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