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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卫录事参军，因赐名。后坐事贬南浦尉，会赦还。不复仕，隐居越州会稽。代宗大历九年（774）秋，谒湖州刺史颜真卿，撰《渔歌》五首，后传入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823）作《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为日本填词之开山。（《唐五代卷》第41页）
关于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通常注本都没有明确系年。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转引旧说曰：“《历代诗馀》卷二百十一引《乐府纪闻》：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尝谒颜真卿于湖州，以舴艨敝，请更之，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作《渔歌子》词。”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同龙注（唯“卷二百十一”作“一百十一”；“纪闻”作“记闻”）而文字简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唐宋词选》仅注西塞山地在湖州。依笔者管见，最早指明此词作年的是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文曰：
这五阕《渔歌子》是颜真卿当湖州刺史的时候，张志和访问湖州时所作的。要是我们读一读收在颜真卿的《颜鲁公文集》卷九中的题为《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一文的话，便更可以详细地知道这件事。该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大历九年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下从略）”……据此可知，张志和去湖州访问颜真卿，在那儿作了《渔歌子》；时间是大历九年（774）秋八月。当事者所说的，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了。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正是这个年代。与此相关，嵯峨天皇的《渔歌子》是什么时候的作品呢？……由此可知，我国填词的历史是自嵯峨天皇君臣酬唱的作品开始的。（《日本填词史话》中译本第7…10页）
将张志和小传与这段文字相比照，可明显看到学术观点上的吸纳与因承。神田氏的著作1965年由日本东京二玄社初刊，程郁缀、高雪野合译的中译本2000年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即便小传作者并未直接看到神田氏的著作，亦很可能间接受到其著作的影响。因为相关议题已见诸国内学者的文章之中。如陆坚的《张志和的流播与日本填词的滥觞》、张昌余的《从中日两组渔父词看文学的传播因素——试论张志和与嵯峨天皇的》等。（详《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libweb．zju．edu．cn：8080／renwen／site／GuoXue）这种开放式的学术吸纳和对相关领域研究进展的关注，赋予《汇评》鲜活的生命力。
另外，本书重视年谱、序跋与碑诔。“年谱”项下“列举两宋直至近人所撰词人年谱”，“传记资料”项“并列史传书目卷次、宋人文集与宋元以及后世方志中的传记资料”（见“编辑说明”）。如周邦彦“传记资料”项列出的项目是：
《宋史》卷四四四《文苑传》
吕陶《净德集》卷二十六《周居士墓志铭》
王僻《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文艺传》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六十六《人物传》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
刘永翔《周邦彦家世发覆》，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吴熊和《周邦彦琐考》，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收罗之全面。另如惠洪传下曰“惠洪《石门文字禅·寂音自序》一文自叙生平甚详。”汪藻传下列出“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十四《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志铭》”；又《唐五代卷》张志和小传下引录“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九《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李德裕《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七《玄真子渔歌记》”，以及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方勺《泊宅编》、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三十三《会稽先贤祠传赞上·唐张先生》等文学研究中较少涉及的冷僻材料，足可见出编写者的谨严与用力。在汇集资料方面的视界之广和判别之精，成为本书重要特征和最大优长。
选词之下，根据具体情况附“编年”、“汇评”、“本事”、“考证”、“附录”等项；对《全宋词》中两见的作品，在依从《全宋词》编纂体例的前提下尽量体现编纂者的辨析和见解。如并见于苏过、汪藻名下的《点绛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今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第1161／1249页）虽两人名下并出，并在“苏过”处的“汇评”、“考证”项下录出支持苏过说的见解，但在“汪藻”名下的“本事”项则录出唐圭璋《宋词互见考》、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中认定汪藻为作主的说辞，选择之中已见出编纂者的取向，对读者做出方向性的引导，这同样体现出编者的谨严与用力。不过令我个人不能遽然信同的是：词中名句“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似由秦观《摸鱼。儿·重九》词中化出，此词《汇评》未选，兹将后半阙录出，以为比对：
休株守。尘世难逢笑口。青春过了难又。一年好景真须记，橘绿橙黄时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闲却传杯手。鸥朋鹭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鬓，香雾满衫袖。
从苏、秦两家的关系说，苏过化用秦词的可能性更大。至少可以在附录“与本词有关的诗词文等”的“附录”项里将秦观词录出，为读者的判断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本书最有学术含量的项类是“编年”，如主编吴熊和先生在前言中所举以刘光祖《沁园春·寿晁帅七十》为依据，从而推断出晁公武的准确生年，便是最为生动有力的证据。然而最容易发生歧义的项类也是“编年”。如徐经孙《水调歌头·致仕得请》，上片：
客问矩山老，何事得优游。追数平生出处，为客赋歌头。三十五时侥幸，四十三年仕宦，七十□归休。顶踵皆君赐，天地德难酬。（第3206页）
“编年”曰：“景定二年（1261），徐经孙七十岁，致仕得请。词中‘三十五时侥幸’，指三十五中进士。‘四十三年仕宦’，指出仕至罢归闲居。”如此解释便在时间上发生龃龉。编年既言词人七十岁，又言自出仕至致仕经过四十三年，从三十五岁计，加起来就成了七十八岁，显然有误。这里“四十三年仕宦”当指四十三岁时出仕。词中“三十五时侥幸，四十三年仕宦，七十□归休”三句的句式是一致的，即三十五岁中进士，四十三岁开始做官，七十□岁退休。因为尽管宋代的科考选官制度多有细节上的调整和变化，但可以明确的是：中榜进士只有状元等名列前茅者能够直接授官，其余均要经过一个“待选”的阶段。所以从词的文本中可知，徐经孙中进士八年后始得为官。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七十□”究竟是“七十岁”还是七十多岁？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徐经孙的生卒年是公元1192～1273年，享年八十二岁；另据《宋史》本传，徐经孙以忤奸相贾似道罢归，“闲居十年卒”，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其致仕年岁当为七十二岁（宋代的致仕年岁比较宽泛，大致在七十岁上下浮动）。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很可能是“二”字。
当然，这些可以讨论的细枝末节问题，丝毫不妨碍本书成为极有价值的学术工具书。因为在提供大量学术信息的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全唐五代词和全宋词的优秀选本，以较通常选本更大的选篇分量，提供了更高层面上的文本阅读。
（《唐宋词汇评》（全5本），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总价：280．00元）
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更多关注的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或是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有过显赫地位的民族之间的发展关系，少数民族之间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研究则比较薄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与形成，既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交融、互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各少数民族间自古以来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的历史结晶。可惜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欠缺，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研究线索的零乱，可供参考的前人研究成果的欠缺，使得这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较少有专门而系统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2005年5月，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杨福泉先生的新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这本著作经过作者前后二十余年的学术探索积累，论证精深。杨福泉先生长期致力于纳西学研究，熟悉国内外的纳西学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并长期在纳西族和藏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数十年来积累了大量相关研究的民族志资料。作者正是根据自己多年调查积累的丰厚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学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纳西族和藏族这两个世居于中国西南边地，均有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突出文化个性的民族间发展关系，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两个民族在族源、政治、宗教、商贸、文学艺术和语言、相互融合进程等内容上的关系发展历程，并以两族关系发展研究为线索，重构了唐宋以来中国西南部滇藏川三省毗邻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历史。该书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着眼，微观构筑，体例布局把握得当。作者在兼顾朝代和时间线索的基础上，从族源、政治、经济、宗教、民族融和、文学艺术等多角度切入，分专题来论述两族关系的发展历史，而每一个专题的内容又在尽量发掘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贯穿以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样的研究体例，既避免了有限的资料散落在长时段的研究界面上，导致深入研究无法有所侧重的展开；同时避免了宏观研究中常常容易犯的空疏浮泛之弊，凸显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作为中国民族史的微观专题研究，作者并来就事论事仅囿于纳藏之间关系发展背景之梳理，而是将纳藏民族关系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来展开。使读者明了：纳藏民族之间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史；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形成，其实也是一个个像纳西族和藏族这样的“小民族和大民族、小民族和小民族之间”长期互动交流发展，点点累积而成的结果。
二、历史透视和田野观察有机结合。杨福泉博士兼具语言学、文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背景，曾先后跟随德国著名学者雅纳特（K．L．Janert）教授和我国历史民族学家何耀华先生、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分别从事过语言文化学、民族学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这种多学科的良好训练和本土出生、长期在本土进行深入村寨进行田野调查的文化体悟，使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良好的结合与运用。在每一个专题研究中，作者在充分发掘汉文历史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引用了纳藏两族诸多的文字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撰写的民族志资料，并收集了很多国内学者的田野调查材料，而且还大量穿插补充了作者自己田野观察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在具体问题探讨过程中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使诸多专题的论述深入具体，翔实可信。这种实证性调查研究与历史透视的有机结合成为这本著作在写作方法上一个主要特色和成功之处，凸显了作者在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方法上娴熟的驾驭技能，反映出作者扎实的田野功夫、良好的历史民族学训练与严谨踏实的研究学风。
三、探索与开拓并举。本书观点创新之处在诸多专题论述中随处可撷。如在纳藏两族族源的探讨中，针对历史上名著一时、但在其创作者族属上争议颇多的《白狼王歌》，作者明确指出：对于历史上类似的文化现象上所出现的族属问题的争议，“应该以语言文化变迁和族群分化、融和的历史发展眼光来分析看待这种古代语言的族属问题，而不是以后来民族识别划分后的单一民族语言状况来论述某种语言是属于当代的某个民族。”这样的观点显然跳出了一些当代民族学者难以摆脱的“以今套古”、刻舟求剑式的窠臼，而且使得深入探讨之后还原历史的本相成为可能。书中如此精辟的立论不胜枚举，彰显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宽宏的治学气度。
此外，本书很多微观实证研究，如对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经书的个案比较研究；对东巴教《神路图》和纳藏两族宗教文化的考释比较研究；对苯教与东巴教的比较研究，对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对纳藏两族关系影响的研究；从石棺葬文化考释两族的渊源关系等具体问题的研究考释，都使这本专著显得内容翔实，多角度，多创见。
作者在一些资料短缺、头绪繁芜，一直以来鲜有学者涉足突破的领域也阐幽探微、多有开拓。如国内藏学界和国外的东方学界都把纳西族的传统宗教——“东巴教”视为解开苯教和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前佛教文化重重迷雾的重要线索。但是二者之间具体的关联是什么，所蕴涵的内容如何梳理等等具体问题，却一直鲜有系统深入的论述。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以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宗教关系探究为载体，主要针对东巴教和苯教之间的具体联系展开论述，甚至还征引了敦煌石窟所遗的古藏文手卷来进行比较论证，无论是对藏学界和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都补益良多。另外，对于明代纳西族土司木氏经营滇藏川边区时所设立的具有浓厚纳西本土文化色彩的“木瓜”军事体制和“本虽”世袭村官制度，以及“姜宗”等社区管理体制，作者也做了细细梳理和仔细求证，将这些管理体制的具体内容和运行方式一一整理出。
在本书中，作者在纳藏经济关系、民族融和、文学艺术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全书最后一章的几个民族志调研实录，不仅揭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纳藏两族多方面融合互动的实例，同时也为纳藏关系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首部以纳藏历史关系研究为专题的论著，该书不足之处除了作者自己在导论中指出的外，还有以下几点可以进一步改进：在专题研究中，作者对这两个曾经在中国西南部的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给其他民族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两族关系发展之消长对周边其他民族的发展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论述。事实上，这方面的历史内容也是比较丰富而精彩的，从中更能体现出纳藏关系研究的价值和特色；此外，作者长期致力于滇藏川边区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积累了相关研究的许多珍贵图片资料，可惜在著作中未能有所体现。如能予以增补，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学术论证的力度。
（《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杨福泉著，民族出版社2005年5月版，35．00元）
推进对宇宙的索解
■ 毕文波
宇宙是自在的。它在运行和化育的无限扩展中创造了无限多的存在物，人又是迄今所知道的“万物之灵”。何以名之曰“灵”？因为除人之外，任何存在物都没有自我存在的意识，因而没有自我与他物之关系以及自我、他物与宇宙之关系的意识，一句话，没有自我定位的意识，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凭借宇宙、凭借宇宙中之他物、凭借自我奋斗改善自我存在状态而又同时报答他物及宇宙之恩宠的意识。人则不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以上诸多层面之意识，而宇宙也通过人的意识获得了自我意识。宇宙倘有自我意识不在于神，而在于作为宇宙之骄子的人。
于是，对于人类来说，索解宇宙之谜几乎是与生俱来而又没有止境的必不可免的要求和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人类智慧和理性的最高要求和最高使命。在这无穷尽的索解中，已经产生了无计其数的真知灼见，似是而非之见，荒谬绝伦之见。这是必然的，而且全都是弥足珍贵的。不如此，宇宙的索解便无从推进。
我的同事、哲学学者吴孟超先生，积十余年之劳思，不知读破了多少题内的和相关的煌煌巨著和单篇文献，以对前贤的崇敬和不迷信，以对自己的严格和不禁锢，以对各种见解的赞叹、质疑和追问，以自己独到的创获、猜想、悬念和诚恳的征求，写出了《宇宙解的构思》。我读之再三，感慨良多，而击节拍案者不知凡几。倘若我言之不为星外之言，此书问世之后，总有一天或当引起哲学和物理学不至太小的振动。此非著者初衷，孟超先生不过企图严肃清理一遍自己积寒积暑无法释怀的学习心得；实乃我作为读者的预感，兴奋告之以孟超先生，他默而不语。
概而言之，本书构思成果之大要有四。
其一，在充分肯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定义的同时，重新解读物质本性。客观实在性是就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界定物质的，还必须同时从物的总和的意义上即物物联系（而非仅仅主客观联系）的意义上概括“物质”。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