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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总会盼到那一天的。”石国栋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描述他说的那一天准确的含义，但他始终坚信不会总是这个样子。
尽管他怀疑对方说的不全是真心话，但听了石国栋的劝慰和自述，范建国的心情还是豁然开朗了许多，并开始对石国栋怀着几许敬意，盼望着今后他能和自己分在一起，他最怕的是孤独。他指着站在远处的“眼镜”问道：“你们俩全分到制材车间了？他那种身子骨在这干可够呛！”
石国栋告诉他，小个子叫何小波，是钢院大三的学生。至于是不是明确分在了这个车间，他也不太清楚。
何小波显然不爱说话，更没有主动接近谁的意思。他始终远远地一个人站在那里，双手握住竹杆在胸前不紧不慢地晃动，身子也随之有节奏的摆动着，就像个机器人。从登上了屋顶也没听到他吆喝过一声，如同个哑巴。宽大的工作服从他的背后看就像披着一个深蓝色的面口袋。
云层很厚，大半是那种乌黑的云，将苍穹勾画得象一张欲哭无泪的鬼脸，望着那些无助的小生灵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乱飞乱窜。
先是那些学飞不久的幼鸟从空中不断地落下来，每一只累死的麻雀掉下来都会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人们的吆喝也由此变得更加起劲，将手中的布招子晃动得频率又加快了一些，锣鼓之声也更加震耳欲聋。
广播喇叭里在播放第二号战报，全厂歼灭的麻雀已突破四百只。并为此算了一笔经济账，说按一只麻雀每月要吃二两谷物计算，消灭四百只麻雀一年至少可以使国家少损失一千多斤粮食。广播员最后以激动人心的语调发问道：“同志们，大家想一想，全国六亿人民齐心协力围歼，节省下的粮食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辉煌的数字！”许是由于激动，广播员的声音已有些嘶哑。
“这又是一本糊涂账！”范建国忿忿地说。他头一次对那熟悉的女中音产生了反感，“怎么不算算四百只麻雀一年能吃多少害虫，那些虫子又能祸害多少粮食啊！”他说完扭过头望望石国栋，许是希望引起共呜。大概因为面对的是同类，一激动使他的胆子又变大了许多。
石国栋像是什么也没有听到，眼睛呆呆地望着空中，双手机械地晃动着布招。他脸上看似毫无表情，实则是将引发的共鸣强压了下去，是将不吐不快的那些议论没出口就嚼碎了生咽了回去，新到了一个地方他更要谨慎一些。
有关麻雀的话题如让他说，会比范建国说得更有根有据。他的姐姐是搞生物的，一年前他就从姐姐拿回的学报上看到有关麻雀的各种争议，并知道一位全国知名的生物学家郑作新院士和他的学生们曾大胆为麻雀辩护。郑院士带领他的学生走遍了河北的农村地区，采集了八百多只麻雀的标本，一个个地解剖，其结论是麻雀不是害鸟，不能捕灭。后来这篇论文还发表在权威性的报纸上，但这声音很快就被另一种声音淹没了，后一种声音发自伟大的人物。
伟大的人物还会有错吗？这是石国栋经常暗自发问的一个问题。包括他自己由一个始终忠于党的儿子突然变成异类，尽管他对自己是属于挨错了打的孩子坚信不疑，但对自己是否还会有个明朗的未来却常常将信将疑。其实他并不想用那种自己都将信将疑的话来安慰与他同病相怜的年轻人，但他除此之外又实难找出更合适的话来。
此时他对范建国的话装耷作哑，是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太好冲动，如对他发表与之相同的看法，等于是往他的枪里装药，什么时候捅出去又是个麻烦。况且大势已定，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麻雀的命运，又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范建国见对方对他的话不理不睬，料定是戒心很重，便不再说什么。想到自己的处境，也比麻雀强不了多少，不由对自己空发的那番议论又觉得可笑得很。麻雀虽遭灭顶之灾，但还有一双翅膀，尚有一丝逃生的机会。即便被捉，死的倒也干脆。而自己呢，从被圈入那特定的指标那天起，自己便不再是自己，一切身不由已，仿佛被困进了一个无形的笼子里。
先是没完没了的批斗会，让他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说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动机。罪名和帽子都大得吓人，似乎他已经承认了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拼命地抗争，为自己的那幅漫画辩解，为自己说过的一些连自己也记不清的话辩解，但一切徒劳，所有辩解却成为他态度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说自己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会反党？自己在外国教会的孤儿院虽然能上学，但晚上要当童工，要干到很晚，却拿不到工钱。是解放了才使他能读完高中又考上了大学入了党，报恩还报不过来怎么会反党！他自认为很有说服力的这番话反使人家找到了他反党的依据，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教会学校还能培养出好苗子来？斗争会反而更激烈了。这也使他反而增加了抵触情绪，他为自己争辩得也更加激烈了。
幕后的大人物终于走向了前台，那位将自家的鸡窝用公家的人力物力盖得像一座微型宫殿的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是谈谈心。领导的态度和蔼可亲，说谁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嘛！说你还年轻，将来所里的发展靠谁？当然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说大家几个晚上不休息帮你挖根源是为谁？还不是为了使你能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说深挖一挖嘛，早认识了早一些取得群众的谅解又有什么不好？你还是党的人嘛！
领导的态度使他流了泪，觉得对不起人的该是他自己。人家革命了十几年，盖了一座鸡窝又能算什么？又能占公家多大的便宜！自己真的是小题大做了。再一想到是自己使那么多的人要陪着他挑灯夜战，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神，更是过意不去了。为了使自己早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早日取得群众的谅解，不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费力劳神，他决定深挖。哪怕是违心的，也不能再让那么多的人为他劳神了。
第一次深挖思想根源的检查交上去，他受到了表扬，说有一点进步，但挖得还不够深刻。说受帝国主义反动教会的影响一定要从思想深处挖。
为了过关，第二份深挖的检查他违心地写上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话，将自己过去憎恶的，囚徒一般的教会学校的生活描述成令他留恋的天堂，又硬是从靠政府助学金走过的高中，大学的幸福历程找出了几处不满的地方，为自己攻击领导找出了最有力的注解，也深挖出了埋在自己思想深处的阶级根源。他觉得只有这样写才能自圆其说，才能令人相信。
那位领导对他的这份检查终于满意地笑了，说认识了就好嘛。领导的话说得很轻松，他只是觉得领导脸上的笑有些怪异，令他头皮有些发麻。
尽管如此，那天他从领导那里回来，还是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也确实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没了令他生畏的批斗会，再没人逼他写检查，当然也没什么人理他。他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等待着什么，等待着领导许诺的“群众的谅解。”只有他的女友得知后，埋怨他不该违心地乱说一气。
他忘不了那个阴雨的下午，所里在礼堂召开大会。一进门他就看见了主席台上方挂着的那幅醒目的会标，“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反党罪行大会。”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一进门就被人指定坐到了最前排，两位反右斗争的骨干分子一边一个分坐在了他的左右。此时此刻，他又想起了那天领导的笑脸，那带着怪异微笑的笑脸。他知道后悔已经晚了，只能听天由命。
这不祥之兆几分钟后就得到验证，领导公布的被定右的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列在了第三位，位居一大串右派分子的前列。那天到底有多少人被定右他至今不清楚，他只记得自己名列第三位，他从听到自己的名字的那一刹那间就蒙了，如当头挨了一闷棍，眼前一片空白。他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如何被人推上台的，也听不清上台发言的人都声讨了些什么。他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直到他听到那位所领导在总结发言中又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真的完了。
“范建国是何许人呀？绝不像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的那样，是个什么苦水里长大，是解放才使之获得新生的青年！只要看一看他亲笔写下的检查就清楚了，他是靠帝国主义的乳汁喂养起来的黑苗子，对帝国主义是感恩不尽的！是从骨子里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苗子！”那位慷慨激昂的领导不时地晃动着范建国的检查，仿佛那就是他的罪证。
他当时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他为什么要为自己编织那些连自己都不信的鬼话呢？他想大声喊叫是受了那位领导的骗，但人家领导做工作的时候并没让他编瞎话呀！他后悔为时已晚，只能怪自己太年轻无知了。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有，他宁可用整个性命的代价也要去买。
他提出与女友分手，他不能牺牲别人的前程。他的女友刚刚入党不久，还在预备期没有转正。同他一个系统的女友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我最清楚你是清白的。但女友的态度只坚持了不足一个月就必须在未婚夫与党籍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哭了一场最终分了手。
正当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下面有人喊他们下来，上午的战斗胜利结束了。
３．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当天中午，厂食堂免费为每位职工供应两只油炸的麻雀。
许是过于伤感所至，往日饭量很大的范建国一点胃口没有，他借口嫌麻雀肉少将他分到的那两只麻雀让给同屋的孙广财下了酒。这小子虽然躲在宿舍睡了一上午的懒觉，打饭时炸麻雀却没少分。因范建国忘了给他请假，上班后他挨了主任一顿批，见了范建国他本想骂街的，是范建国让给了他炸麻雀才封住了他的嘴。再说他挨批也是常事，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当天全厂剿灭麻雀的战绩，王河的班组名列第七，居中上游。个人战绩居第一位的是厂长李宪平，掏窝捉了三只，用猎枪打死七只。个人战绩居第二名的便是王河，他掏窝外带用弹弓打共捕灭了八只。
王河受到表扬，来了情绪，在当晚班里的总结会上提出了高指标，提出在今后两天的行动中要争取全厂班组第一的佳绩。当晚的集体行动之后，他留下几个年轻能蹬高的连夜掏窝，折腾到九十点钟才回家，捉到的十几只麻雀全关在一只早备好的笼子里。走前，他将笼子交给了范建国，交待说：“带回宿舍看好，有窝头喂一点儿，别早早就饿死了。到时候上交活的才够意思！”他是想将这些麻雀充当第二天的战果，好在全厂夺个班组第一。
大限将至的十几只麻雀挤在一个笼子里，惊恐地“叽叽喳喳”乱叫，扑打着翅膀往外乱窜，逃生的欲望是那样强烈，羽毛被撞掉了一片仍不顾一切地往外乱撞。
这一笼子即将被判处极刑的“囚犯”拎在范建国的手里，令他有说不出的感慨。无疑，它们是冤枉的，和他自己一样凭白无故扣了一顶帽子，打入了“四害”之列。而如今，他却主宰着这十几只小性命的生死大权，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全放了，放归蓝天。他也确实产生过放生的念头，也有这个胆量。但一想到班长王河，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他不能做对不起王河的事，王河从不为难他，工作中处处照顾他，更没有歧视过他。所以，他不能辜负王河对他的信任。他也想过，自己的想法是否太狭隘了一些。但他还是为自己的狭隘找到了理由，那就是他即便放了生，这些小性命也是躲过了今天，躲不过明天，他又何必多此一举。
宿舍里没人，孙广财打回饭没吃人也不在。范建国估计他是到酒铺打酒去了。出厂门往东不远的路上有一家小酒馆，厂里不少人喜欢下了班跑那儿泡酒馆，尤其是一些住厂的人，好喝几口的都是三两个邀了伴去，轮番做东，唯独孙广财人缘太差，只能跑单帮，一个人把酒打回来喝。
范建国将鸟笼子放在屋的角落里，洗了几把脸就去了食堂。
食堂卖饭的窗口五个只开了一个，在食堂吃晚饭的人不多，就三十几号在厂里住的人。这部分人大多家在农村，除了休探亲假，或偶尔利用周末回趟家，常年吃住在厂里。与范建国一拨来的老右也只有他一个吃住在厂里。
排队买饭的只有五六个人，范建国发现排在自己前边戴眼镜的年轻人竟是清晨与他在屋顶轰麻雀的何小波。他轻拍了一下对方的后背，含笑打招呼道：“怎么，你也在厂里吃晚饭？”
何小波扭过脸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又转过身去。表情依然是麻木的，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多说一句话。
范建国本想问他是否住在厂里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时他发现厂长李宪平也排在队伍里。他不知为什么，这位岁数不算大的厂领导也是常年吃住在厂里，仿佛也是个单身汉。
李宪平打过饭发现了他，冲他招呼道：“小范，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范建国心里一阵发毛，厂长为什么要找他？会不会是为陈爱兰说的那件事训他？但从厂长的口气里又闻不到火药味，口气还是蛮亲切的，范建国已难得听到这么亲切的语调，尤其是从领导那里听到。范建国觉得端着饭到厂长那里去不太合适，就三下五除二在食堂将饭菜一扫而光。
吃过饭天已黑了。厂长办公室里亮着灯，屋门半敞着，范建国上前还是轻轻敲了敲门。只听里边传出李宪平的声音：“那门不是开着嘛！”
“坐吧。”李宪平指了指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
范建国欠着身子坐下问道：“厂长找我有事？”
李宪平喝了一口他用剩菜的汤冲的高汤，抹了抹嘴说：“怎么，没事就不能找你这大文化人聊聊啦？”说着，他眼皮冲上一翻，变了一下口气又说：“要说找你也算有事。我问你，最近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跟我也说说。”
李宪平的态度使范建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便装傻充楞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说，“我能有什么高论呀！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对除四害，消灭麻雀你又发表什么高论了？别总自作聪明，总以为就自己高明，群众对你是有反映的！”说着，李宪平站起身关上了屋门又坐回了原位，口气和缓了一些说，“怎么不吭气啦，没说屈你吧？”
范建国垂下头，一声不吭。他觉得没有必要分辩，他当然也能察觉到，这位厂长似乎并没有要整他的意思，即便那口气中有几分讥讽，也是善意的，是出于一种关爱。他觉得眼前的这位厂长不像是个笑里藏刀的人。
“小范呀，小范，我时常为你惋惜啊！你是个高才生，大学里的高才生，又入了党，国家的有用之材，本大有可为的，可就是被你那张臭嘴搞糟了。可你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到处乱放炮！除四害是谁号召的，这你也要怀疑？天底下就你范建国高明！”李宪平的调门不高，但语气相当激动。
范建国仍沉默不语，他知道，沉默是最佳的选择。他既不想违心的认错，更不愿激怒对方，他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他努力做出一副很沉痛的样子，垂头呆坐在那里，如同泥雕木塑一般丝毫不动。
“老实讲，你进厂后干得不错，技改也很有成效嘛！这些群众有目共睹，领导心里也有数。本来我们研究后是准备表扬一下的，但你这一乱放炮就吹灯了！你为什么就不接受教训呢？你是个很聪明的人嘛……”李宪平的语调又变得激动了许多。他对范建国的惋惜是说的心里话，从见到这个年轻人那天起，他就喜欢上这个大个子。范建国的档案材料他反反复复看过，无论从那个角度讲，他都觉得处理过重了。说什么他也不相信，一个苦水里长大的孤儿，靠着政府的津贴才读完大学的人会反党。
李宪平喜欢，同情范建国还有一重要因素，那就是二人同是孤儿出身。他也是一岁就没了娘，是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将他拉扯大。他十三岁那年，为八路军当交通员的父亲由于汉奸的出卖被日本鬼子抓去砍了头。远近十几里都知道他的父亲，那是个很受乡亲们爱戴的教书先生。父亲牺牲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帮助伙夫做饭，后给连首长当了交通员。就因为同是没爹没娘的孤儿，他格外同情范建国的遭遇。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该为这个年轻人做些什么，至少应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他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他当然也清楚这一切应做得自然，符合他的身份，否则会势得其反。他清楚，身后不知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呢！
看到眼前的范建国被他训斥得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李宪平也有些后悔，他本想找对方谈谈心，聊聊身世的。有关除四害的那些言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