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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耀迪最突出的一个毛病就是好表态，他来厂没几天便在领导班子的一次会上肯定了韩京生，说小韩对厂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我完全赞同，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观点。这话让孙长喜他们听的极为反感，但又不能说什么。结果弄得韩京生尾巴翘上了天，根本不把孙长喜这个副主任放在他眼里。成天围在窦耀迪的屁股后面转，“窦主任”不离口，俨然他就是厂里的二把手，在他的身上，野心比心眼长得还快。他已深深体验到权力的好处和美妙。
窦耀迪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竹筒子倒豆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到下边找人了解情况时念叨这句话，要生产进度时也要挂上这句话，他的名字又有些绕嘴，一来二去落了个绰号“窦要底儿”，不少职工这么背后叫他，有的干脆叫他“要底儿”。窦耀迪习惯下车伊始，又好大喜功，自认为在区工业部干了多年，领导生产是行家里手，所以常常脑门一热就发话，瞎指挥造成的麻烦还要孙长喜给他擦屁股。
生产上窦耀迪没搞出名堂，但他不久即在狠抓阶级斗争中大显了身手。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曙光厂成了区工业系统的一个典型。一个时期，连本区“头号走资派”区委书记章华，“黑线干将”周彦琪等人都被送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窦耀迪那一阵到处去作报告，介绍经验，出尽了风头。
曙光厂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措施得力，经过内查外调不但挖出了几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并在右派分子之中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不到五百人的单位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六十多人。后来因关押的牛鬼蛇神太多，牛棚不够了，窦耀迪便开始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准许一部分问题较轻的回家去住，不过要比革命群众早上班一个小时，晚下班两个小时。谁也没想到，他这个解决牛棚不足的主意后来竟成了他的成就，当成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来推广。
窦耀迪能在“清队”中大出风头，得力于他组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这个专政队由屈文革与张槐担任正副队长，其成员全是根红苗正对敌斗争性强的分子。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重拳之下出敌情。”那个隐藏在“老右”当中很深的反革命集团就是他们挖出来的。
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捡举摘帽右派赵长江用了一张印有林副统帅画像的旧报纸包饭盒，导致副统帅的脸破了一个洞，人家将这张报纸交到了革委会主任窦耀迪的手里，他当即表态说这绝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责令“专战队”进行深究。“专战队”将赵长江抓起来一严审，不到半宿的功夫就整出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其成员有与赵长江同车间的何小波、李世林、韩启培，这四人中除了何小波外全是邮电学院原大三的右派学生，李世林和韩启培至今还没摘帽。其罪行是四个人经常在一起开会，散布对现状不满的言论，韩启培还非常恶毒地攻击过副统帅的长相像奸臣。韩启培因为态度不老实掉了两颗牙，后在宽大与从严的政策感召下终于认罪了，承认恶毒攻击过副统帅。这一“清队”中的突出战绩，窦耀迪在外边介绍经验时不知讲了多少遍。
早上上班前，被专政的牛鬼蛇神要挂上牌子在“专战队”的监视下到广场上的主席像前请罪，时间为一刻钟，那六十几号人是足足两个排，往那里一站黑乎乎的一片，人人胸前挂个牌子，让人看了很是别有一番滋味。这帮人中也有个头，是“专战队”指定的头，这个人就是定性为坏分子的孙广财。
孙广财之所以被揪出来完全是出于偶然，曙光厂的“清队”取得巨大成绩之后，窦耀迪在一次分析敌情的会上很感慨地说：“现在我们挖出的阶级敌人，反革命有了，漏划的地主、富农也有了，右派分子挖出来的更是不少，唯独没挖出坏分子，‘黑五类’中缺少了一类！”这品种不全成了窦耀迪的一大遗憾。最善于为领导分忧的韩京生记住了这句话，下去按这个标准摸情况，他在这方面很能干，没几天就摸到了孙广财的头上，很快整理出一堆过硬的材料。
窦耀迪一听汇报就表态了，说这种人不是坏分子谁是呀？揪！其实那些问题全是孙广财的陈年老账，因流氓问题被劳教过，困难时期偷吃牲口的豆饼导致公家的驴饿死，还有就是偷吃食堂的馒头险些撑死的事，及对女职工有调戏行为等。如公正一些讲，孙广财的现行表现还可以，除了干活爱偷个懒没什么大毛病。他的胃切除了大半，身体已大不如以前，再就是他也成了家，找了当地的一个社员，对方是个寡妇，他是倒插门。有人管他了，规矩多了。
孙广财之所以当上了“黑帮”的头，是因他不仅认罪态度好，还常有立功的表现，哪个黑帮分子背后说了什么，谁与谁又私下串联了，他都报告给专战队，他在屈文革，张槐面前乖得很，屈队长，张队长的不离口，很快受到了重用。
范建国住“牛棚”期间没受太大的罪得益于甘兴旺。屈文革是他的徒弟，张槐又与他关系不错，王河与赵贵臣都出面找过他，让甘兴旺给那俩人递话，让他们别把事做绝了，说吴素梅一人拉扯两个孩子不容易。结果挺管事，小吴给范建国送点吃的，用的，“专战队”都没为难她。
甘兴旺属于逍遥派，两派群众组织当时都拉过他，但他哪边都不参加。张槐则被他的徒弟屈文革动员参加了“千钧棒”，并由于能冲敢干很快成为骨干分子，“大联合”之后一搞“清队”又在韩京生的推荐下当上了“专战队”的副队长。手里有了权，他便开始寻思借机报仇，郭子儒被揪斗之后，他勾结屈文革等人利用一个厂休息日对其进行夜审，打得郭胖子鬼哭狼嚎，直到逼的他违心承认与米茹珍发生过两性关系才罢手。
在研究是否揪斗米茹珍的关键时刻，是孙长喜极力反对才说服窦耀迪改变了主意。要揪斗米茹珍的理由除了所谓的作风问题，还有一条莫须有的罪状是说她打遍了全厂，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孙长喜说，这几条哪条也不够敌我矛盾啊！照这个标准揪就没完了。再说这个米茹珍得罪人很多是为了工作，生活问题就是真有也是小节啊！孙长喜的意见窦耀迪是听不进去的，但老孙提到“小节”的论点让他听进去了。他最后表示说，米茹珍的问题还是一个内部矛盾的性质，是个如何教育的问题。林副主席的教导不能忘，生活作风问题是小节，咱们主要还要看大节，看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窦耀迪表了态，张槐的私仇没报成，但郭子儒却无故吃了大苦头，他身上的伤两个多月才好。这种亏心事张槐自然不会对外说，但时间一长还是传了出去。所以一有机会，甘兴旺就敲打张槐，说张队长可要悠着点儿干，别把踢寡妇门，挖绝户坟的事都做绝了。能积点儿德就积点儿，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这个队长总干不到退休！他说你不能跟小屈他们比，那些人毕竟还是小青年，不碰破头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他说，到最后一句年轻不懂事什么都了啦，你行吗？说得张槐一个劲地点头，提到要他照看范建国的事他也满口答应。
张槐虽然心术不正，好赖话还能听出来。他当时虽然横着膀子走道，人们都表面敬着他，但他能看出人们心里鄙视他，疏远他。能对他说点知心话的只剩下一个甘兴旺。连过去与他关系不错的路富友如今对他也是敬而远之。听了甘兴旺的几次劝告之后，他虽然表面上仍对那些黑帮分子凶神恶煞似的，但背后常常做些人情，黑帮家属来探望时，他尽量提供一些方便，还允许石国栋与王玉蓉干活时在一起，以利于两个人说说悄悄话，相互照顾点什么的。
5．“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不胫而走，群情振奋欲一醉方休
李宪平后来总喜欢说，十年“文革”有两个星期三的日子让他难以忘却。这两个日子是十年中的一头一尾，全是星期三。他之所以记得清，是因厂里这些年一直是休息星期二。头一个星期三弄出一个“８。２４”事件，红卫兵在厂里闹了一个人仰马翻，曙光厂的上上下下还没来得及“热身”就稀里糊涂地卷入到“文革”的风暴中，谁也没想到这场运动一搞就是十年。
第二个给他印象最深的星期三是十年后的十月十三日。因要错过用电高峰，厂里已改为早九点钟上班，他早上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接到老战友张向东的电话，开口便说一早给他拨了三次电话，总没人接。听得出来，对方的声调有些异样，接着又问了一句说话是否方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老战友，今天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知道后暂不要外传。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那伙人被抓起来了……”
“不可能吧？你的消息准吗？”李宪平听了是又惊又喜，也有些将信将疑。但从内心讲，他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什么不可能！这几个家伙哪个不该杀？你好好看看这些天的报纸，看看这几块料儿还出来吗！等哪天找机会聚一聚再细对你说。”对方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可能是身边来了旁人，他突然扯了几句闲话就挂了电话。
李宪平顿时坐不住了，他急忙找出最近几天的报纸翻了起来，果然不差，一连翻了七八天的报纸也没见那几个“政治明星”的消息。尤其重要的一条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访华的报道，按以往的贯例，身为副总理的张春桥总该露个面的，但无论是会见，或是会谈全没张某人的影子。另一不同寻常的迹象是，各种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中都出现了“要警惕企图搞分裂的修正主义分子”类似的词句。总之，能看出一些细小的变化。虽然报上仍旧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最后他还是确信这消息是真实的。当年林彪叛逃的“９１３”事件也是张向东最早告诉他的，比上边正式向下传达早了至少半个月。张向东的父亲虽离开了部队的高层，但他的不少朋友是高干子弟，他的消息应该是准的。张向东早就向他露过，部队对江青那几个人是不买账的。
这些年来，张向东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９１３”事件后他俩的那次聚会，张向东极为激动地对他说，“九大”是党史上的一大耻辱，竟然将林彪这样的阴谋家当接班人堂而皇之的写入了党章！难道说，我们把国家弄了一个天翻覆地就是为了换一个这样的接班人？老人家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竟然是最想害死他的人，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这一切都正常吗？那一天李宪平没多说什么，反劝老战友也少发牢骚，但老战友的话在他的心中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深信这种反常的现象不会太久远了。如今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能不激动万分吗！
李宪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给区委的周彦琪挂个电话，他既想从老领导那里核实一下情况，也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但那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与周彦琪成为患难知已，周彦琪在曙光厂劳动改造期间，窦耀迪可谓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对自己昔日的老领导极尽刁难之能事，幸亏李宪平，邹晓风暗中托了不少人给予关照，才使其少吃了一些苦头。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解放，周彦琪重新主持工业部的工作之后，曙光厂的革委会也随之改组，窦耀迪调走了，由李宪平，邹晓风出任革委会正副主任，潘树仁为委员。孙长喜仍保留副主任一职，原先的两位委员中的杜新生主动提出下基层，经过研究让其兼任了机修连的连长。当时工厂实行的也是部队建制，车间改连队，班组改为班排。后来才又改回来。
韩京生挺不知趣，他非但没有提出下基层，一开会研究个事还时常阴阳怪气提出些意见。李宪平和邹晓风，孙长喜一商量，决定把他打发到机加工二车间里去，名义上是协助张祥工作，实际上挂了起来。这小子当初就是从机加工车间出来的，他自然觉得这么回去没面子，无奈已是势单力孤，只能硬着头皮下去。张祥给他在车间办公室添了一把椅子，但没给他添办公桌。办公室里两张桌子对着摆，一个是张祥的，另一个是车间统计的，韩京生的椅子只能打横。韩京生提出要桌子，张祥说，屋里搁不下那么多桌子，明儿我给滕出两个抽屉，咱俩使一张桌子，但说是说一直没给他滕。他知道人家是耍他，但生气也没有办法。
李宪平难忘一年前的工业整顿，重新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邓小平以一代杰出政治家的魄力，领导起草了《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等重要文件，在工业、农业、交通等重要行业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整顿，使全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曙光厂死气沉沉的局面也随之开始复苏，停顿多年的胶合板生产终于起死回生，于半年后开始正式投产。
原以为工业的春天刚刚开始，谁料进入１９７６年之后风云突变，由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便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铺天盖地而来，搞得天怒人怨。老实了两年多的造反派们又开始蠢蠢欲动，曙光厂的韩京生走路又扬起了脖子，与他要好的几个小兄弟来找他也不再偷偷摸摸。不久，一张署名“夜光眼”的大字报又上了墙，大字报的标题是“也说走资派还在走”，目标直指李宪平等人。但厂里对此反应是出奇地平淡，连看大字报的人都不多。人们早已厌倦了，一场运动折腾了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能不厌倦吗！
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会有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先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年的元月八日撒手人寰，使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番大厦将倾的感觉；接着就是由纪念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了不得人心的“批邓”；盛夏之初，万民敬仰的朱德委员长突然辞世，人们尚未从悲痛中的阴影走出来，华东地区便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强大地震，一个将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伤亡达二十余万人。唐山周边地区的人们尚在防震棚躲避地震的余波之时，九月九日，又传来毛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中国的命运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冥冥中的天意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
李宪平像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揪过心，担心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那些只会唱高调的假马列主义的手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此时的心情是一种按奈不住的欣喜，急于与更多的知已共同分享这一喜悦，尽管他素来守口如瓶，老战友在电话中又叮嘱他先不要外传，但他还是想犯一次“自由主义”。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邹晓风，但他知道这时的邹晓风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邹晓风上午要了车，请了假，送儿子援朝回延安。援朝去延安地区插队已走六年了，他去的地方穷，挣一年的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用的，穿的用的要靠家里寄，一年回一趟家就跟鬼子扫荡一样，吃的用的要带足了再走，往往是过年时回家，过完正月再返回去。而这次他是为生产队办事，队里为其掏半程的路费，跟他一商量就应了下来。因有为生产队买的东西和为同伴们捎的东西太多，他这才向父亲张口要辆车送他到车站。
李宪平突然冒出了要喝一杯的念头，他知道邹晓风午饭前肯定能回来。孙长喜在闹胃病，要歇一阵子。这头老黄牛干了二十几年没歇过几次病假，这回一批“三株大毒草”他病犯了，是气病的。当初贯彻学习《工业二十条》时他最积极，他敲着桌子激动地说：“扯出大天来还是要实干！光看道不拉车行吗？那共产主义光看就能着到了？”没想不到两年的功夫，《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又成了大毒草，领导干部必须谈认识，带头批，孙长喜想不通闹开了情绪。孙长喜本来就认死理，年岁一大了性子更倔。李宪平怕他被人揪辨子，就让他歇一阵病假，尤其星期三要休息，因为这一天的下午是本系统的学习时间，内容就是批“三株大毒草”。
邹晓风和孙长喜既然都不在，李宪平决定先把这一喜讯告诉潘树仁。
李宪平推门进去的时候，老潘正在浇花。靠边站了这几年，他成了大闲人，学会了养花。工会的工作早已名存实亡，他依然是个闲人，上了班不是政治学习就是开会，没他什么事，他便伺候花。他养的那几盆花都十分水灵，不像他，十年的光景过去了，他背驼了，头发也没剩下多少，更像小老头儿了。
李宪平一屁股坐下便开始数罗他说：“你这‘小老头’也是老同志了，怎么也学得不务正业啦？明儿是不是也学学甘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