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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但朋友还没缓解，她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抑郁的影子。抑郁之初，穆薇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母亲说自己病了，可母亲认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抑郁了穆薇也不会。在她眼中，穆薇是乐观开朗的。直到穆薇最后自杀，母亲才相信女儿确实得病了，但是对于抑郁的原因，她却始终不能理解。穆薇：我想帮他好起来，帮他调整，我知道这种病需要别人来帮助调整。结果没把他调好，倒把自己带沟里了。再加上工作上一些烦心事，生活上一些烦心事，最终是一点一点崩溃了。
子墨：有什么样的烦心事？
穆薇：春节那段时间很忙，天天加班。忙过之后，突然就没事干了，人特空虚。一下子从极忙的状态变成极空的状态，特别难受。还有就是我对前途感到茫然，再加上生活中和母亲缺乏沟通，两代人之间会有一些隔阂、争吵，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
子墨：你母亲知道你患上抑郁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
穆薇：我试图跟她谈，一点一点灌输给她，因为我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她也试图接受，但接受的过程可能也挺难受，挺痛苦的。她从一开始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告诉她自己觉得死了比活着强，不想活了。她说她理解不了。
子墨：那她会用一些方法来留住你吗？
穆薇：会啊，太多了。比如在生活中对我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比如今天采访，我妈说，我陪你去吧，我不放心你。我说，不用，你去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了。她说，没关系，我在外面等着。我说，你在无形中又给我制造压力呢。我妈说，那好吧，还是你自己去吧。在洪鸿看来，导致现代社会抑郁症的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患者童年的生活阴影，比如缺乏父母关爱、家庭成长环境不健全等；二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个人面临的巨大压力。中学生升学，大学生就业，白领升迁，中年人感情事业的突变以及老年人的空巢都可能诱发抑郁。其中女性的发病率通常是男性的两倍，因为女性更容易紧张，女性更容易遭受某些极度紧张的状况，比如家庭暴力、性虐待等，同时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爱和理解。洪鸿：女性更需要爱，当她抓不到爱时候，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男性可能更需要去获得什么，比如权威感、成就感。当他获得不了的时候，他可能容易患抑郁症。
子墨：你今天回想起那天发生的这一切，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幸亏发现得早，被救过来了？
穆薇：没有，我从来不会这么想，不会想我为什么还活着。那天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中间休息，我站在四楼治疗室的落地窗前，心想如果它不是一个全封闭式落地窗，我也许会跳下去，结束自己生命。
子墨：这些想法会时常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吗？
穆薇：对。对抑郁症患者来说，一般早晨醒来的时候心情最不好，中午好一点，晚上相对来说，心情是最好的。刚开始我还奇怪，心想我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心情最好，心想一觉醒来又看见阳光了，特高兴。中午的时候心情较差，晚上特别差。一躺在床上就会想，还是死了比活着好。后来我看相关的书籍，里面说有两种抑郁症，我属于第二种。
子墨：那么活着带给你的恐惧是什么？是什么让你那么不喜欢活着呢？
穆薇：焦虑、无法得到、不安全感、不安定、孤独、漂泊。
洪鸿：她的情绪里有很多冲突，她自己内部有很多冲突，压抑到一定时候，不能表达到一定时候，她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空了，自己空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时候她所有的愤怒都没有指向，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情绪最初是从哪儿来的了，没有指向的结果就导致她最后转向自己，开始攻击自己，出现自杀的行为。自杀醒来之后，穆薇参加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友谊心友”小组心理治疗，10位患者中有8位女性、两位男性。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会在治疗师的带领下，通过互相倾诉和讨论来缓解病情。子墨：面对医生，你能够完全坦白吗？
穆薇：完全展现自己，特别坦白。我当时看见医生就觉得见着亲人了。我觉得只有医生能够理解我，我看见医生就觉得有希望了，也许自己能被治好。
子墨：你们之间会有很多交流吗？
穆薇：会有。比如每次小组活动结束的时候，指导老师会问，今天大家有什么感觉？很多人就觉得找到组织了，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彼此能够理解，可以互相倾诉。
子墨：在痛苦的时候，你会向其他抑郁症患者倾诉吗？
穆薇：我现在已经开始学着倾诉了。我知道自己现在病了，需要治疗。倾诉对我来说也算一种治疗。还有，我把我的感觉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重视它。
洪鸿：我做这个工作时，感觉更让我揪心的是他们（病人）往往会忽视自己。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但他会忽视，自己忽视自己。因为如果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会承担很多压力，自己的压力，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周围的人的表现，往往会让他觉得，我可千万不能得抑郁症，否则别人会抛弃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到2020年，精神科疾病将会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一位，其中抑郁症在精神科疾病中占第二位。如果整个社会现在不重视抑郁症，将来不光是花钱治病，还会产生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目前，由于认识不足，中国的绝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治疗。
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1。药物治疗。用药物来改变脑部神经化学物质的不平衡，包括抗忧郁剂、镇静剂、安眠药、抗精神病药物。2。心理治疗。改变不适当的认知、思考和行为习惯等。这方面的治疗，需求助于专业心理治疗人员。3。阳光及运动。阳光中的紫外线和适量运动可以或多或少改善一个人的心情。4。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保持身心愉快，不要陷入自设的想象的心理漩涡中。穆薇目前除了服用指定的抑郁症治疗药品和进行心理治疗之外，更多的办法是强迫自己多与别人接触，表达自己的想法，转移注意力。子墨：现在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穆薇：我还没有完全地静下来。因为刚辞职，我妈又生病住院。可能是为我着急造成了她胃出血。她本来就有胃溃疡，也是因为焦虑造成的。我心里觉得特别过意不去。
子墨：现在当你再有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时，会想到母亲的感受吗？
穆薇：会想到。但我还是会觉得，不在（人世）对他们也许更好一些。她就可以省心了。
子墨：你没想过这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永远无法逾越的痛苦吗？
穆薇：没想过。其实有时候抑郁症患者可能想自己的东西比较多吧，对别人的感受不会太关心。我以为我在感受别人的感受，但实际上我感受得并不对。
子墨：医生有没有告诉你，治愈抑郁症需要多长时间？
穆薇：没有。我知道“百忧解”这个药至少要吃半年。
子墨：能够完全痊愈吗？
穆薇：因人而异。我觉得如果及时地治疗，就像感冒一样，很容易治好。
子墨点评： 穆薇告诉我，等她治愈后，她的第一件事是做一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因为她体会过抑郁症患者心底那种充满绝望的恐惧和不安，也体会过周围人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和误解，她想去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绝望的人，也想告诉大家这种歧视和误解是对抑郁症患者新的伤害。心理学家将抑郁症比喻为心灵的“小感冒”，这个描述与其说是抑郁症的易于治疗，倒不如说是抑郁症的随处可见。那么，如果有一天你的心灵不幸“感冒”了，就请尽早就医吧；如果有一天你身边人的心灵不幸“感冒”了，就请多给予一份耐心和包容吧。
女教师杀童案
2007年2月16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原本是一个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迎新年的日子。下午5时40分，兰州市永登县河桥镇连城电厂职工杨凌云下班后，到集市上买了点菜，快步回家。他刚走近家属楼，就看见7岁的女儿站在阳台上朝他挥手：“爸，爸，我妈死了……”
这天下午，杨凌云的妻子、永登县河桥镇乐山小学语文教师毛淑英在家中非正常死亡，同时倒在血泊中的还有3个年仅六七岁的儿童：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据说腊月二十九这天是毛淑英女儿安琪（化名）的生日，她把三个孩子叫到了家中和女儿一起庆祝，然后杀害了这三个孩子。遇害的三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父亲同为连城电厂的职工，母亲都是河桥小学的教师，曾是毛淑英的同事。遇害儿童小宇（化名）的舅舅张先生在事发后第二天得知这个噩耗，也是他抱着外甥女的尸体，送孩子最后一程。子墨：出事那天，孩子离家是几点钟？
张先生（小宇舅舅）：两三点吧。
子墨：两家人住得近吗？
张先生：在一个家属区。
子墨：平常往来特别多吗？
张先生：比较密切。那天被害的3个小孩关系比较好，好像都报了一个钢琴班，玩得比较好。3个孩子去他们（毛淑英）家之前，别人看见过，说三人连蹦带跳的，特别开心。我想孩子被圈在家里，可能想出去。然后有人来说请客吃饭什么的，谁也没想那么多，就让去了，结果去了就再没回来。当天事发时的目击证人只有一个，就是毛淑英的女儿安琪。3个孩子来到毛淑英家以后，被毛淑英一个一个叫到卫生间。她先用尼龙绳将小孩勒死，又用利器割断了他们的喉咙，之后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震惊的是，整个过程中，毛淑英7岁的女儿一直默默地在旁观看。张先生：当时毛淑英让她女儿去叫小孩，点到的小孩基本上没有针对性，其中5个是老师的孩子，让她碰上谁就叫谁，能叫的都叫过来。这是案发以后她女儿说的。凡是电厂家属区的小孩，碰上谁叫谁，但是几个老师的孩子必须叫。
记者：印象中（毛淑英）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健虎（小宇父亲）：她反正跟我们周围厂里这些职工都不打交道，她爱人也是。她经常打交道的是河桥的老师。
张义昌（小蕾父亲）：咋说呢，这女人隐藏得太深了，谁也防范不了。她骗我们小孩过去，说娃娃过生日，请吃面包。7岁的安琪说，当天是她的生日，上午爸爸上班以后，妈妈就吩咐她邀请小朋友来家玩。结果小朋友都不来。下午，妈妈再次让她向几个孩子发出邀请。被点名的5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急着回老家过年而逃过了一劫。张先生：她女儿早上去敲门，说今天我过生日，我妈妈要请客，让小宇过去我们家吃饭。当时我妹妹拒绝了，没让去，借口说是天太凉了，都准备过年呢，哪还有心思乱跑，让孩子在家做作业。没想到下午两点多，小孩又来敲门。我妹就说：“嘘，悄悄地别出声，让她敲一会儿就走了。”结果敲了好长时间，而且越敲声音越大，就开门了。这个小女孩就撒谎说，所有人都到了，就差你们家小孩没去。后来我妹妹对这点特别恨，因为她撒谎。当时是不好意思了，毕竟也没仇没怨，小孩这样说了，如果不让去似乎不跟大家合群，就把孩子放出去了，说早去早回。与小宇一起走出家门的，还有5岁的小蕾和7岁的小昕。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离开就再没回来，3个孩子离家的一幕变成了父母最痛苦的回忆。张义昌：（安琪）来了之后，我把门一开，当时也觉得高兴。我跟她说，小朋友来找你玩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女孩还跟她说，我刚跟你爸爸还握了个手。然后就听到我们孩子哈哈哈大笑。
张老师（小宇母亲）：她走的时候扎着小辫，脸颊左边留了一点没扎起来。我说，妈妈给你扎起来吧。她照着镜子说，妈妈，这也是一个发型呢。我说，那也好。然后她就头也不回地走了。2月17日上午11时，在电厂家属院门口修自行车的李天昌和几名当地居民受雇前往现场抬尸体。他们看见，3个遇害的孩子的伤痕都在咽喉位置。其中一个小女孩的伤口从右耳下割到了左颌下，伤口很深，鲜血染红了胸前。唯一一个男孩的左胳膊从袖筒里褪了出来，身上穿着线衣，两只小手紧握成拳，显得很痛苦。3个孩子是在卫生间里被杀害的。他们的母亲都是教师，并且和毛淑英在河桥小学共事过。子墨：以前有没有听你妹妹提起过这个人？
张先生：没有。她们关系不怎么样，就是一般同事关系，但是也没仇没恨。不然那天她家孩子去叫小宇，要知道有仇的话，会忌讳这些，不可能说让过去就过去。只是孩子们互相来往，她觉得无所谓，但是大人之间基本不来往。既然彼此间没有深仇大恨，同为教师的毛淑英为什么要对3个毫无抵抗能力的孩子下毒手？她自己又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这个世界的？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河桥镇进行采访。河桥镇是一个距离兰州市区100多千米的小镇，毛淑英前后任教的两所小学——河桥小学和乐山小学都位于这个镇上。在与她共事多年的同事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记者：被害者的父母，你认识吗？
康老师（毛淑英同事）：认识，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记者：平时这几个老师跟毛淑英关系怎么样？
康老师：好着呢。小孩以前都在电厂幼儿园，经常学校有个活动，不能按时去接孩子，那就谁去幼儿园早，谁就把大家的孩子一块接上，一起吃饭干啥的，关系不错。这事真是没有料想到。在当地熟悉毛淑英的居民看来，毛淑英为人随和，很少与人发生争执。在事发之前，唯一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是几个月以前工作上的调动。在乐山小学任教之前，毛淑英一直在紧挨着自己家属区的河桥小学任教。并且在长达9年的教学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教学骨干等。然而去年9月份一开学，毛淑英的工作突然发生了变化，被调到了离家5千米外的乐山小学。有人说，毛老师因此想不通，所以杀人泄愤。子墨：有没有听其他人议论过毛淑英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母亲，什么样的人？
张先生：她一直情绪上很不满，嫌把她调得远，学校离电厂比较远，每天跑的路多。所以她这个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的原因，所有受害者全是老师的孩子，是有针对性的。她是出于某种报复心理。
李老师（毛淑英同事）：第一天在这儿（河桥小学）报名，第二天就调走了。我们听到镇上通知，说要调人，有些学校没老师，有些学校老师多，为了均衡起见要进行调动。听到这个消息后，调谁不调谁，谁都不知道。第一天都在学校报名，第二天才来了调动通知。
康老师：她以前在这里是我们的优秀老师、骨干老师，年轻，事业心强，兢兢业业的，做事属于那种不做就不做，做就要达到完美，做到最好的程度。无论是搞一堂公开教学课，还是干别的工作，她都准备得特别充分。毛淑英，31岁，她在家里排行老幺，父母都是农民。从外表看，她皮肤细腻、身材高挑，看不出任何暴戾迹象。1997年，她从永登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县城数十千米之外的河桥小学，成为一家人当中唯一“吃公家饭”的人。毛淑英工作勤奋，极为负责，几乎年年当选优秀班主任。两年前，她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专学历，成为全校仅有的3位县级“骨干教师”之一。而她原先所在的河桥小学是一所重点小学，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镇上的中心小学。从河桥小学调到乐山小学，意味着毛淑英在领导心目中重要性的下降，意味着她被边缘化了，这是她最难以接受的。从乐山小学一位学生那里，记者得知了毛淑英调到新学校以后发生的变化。记者：你们平时怕她吗？
小学生：怕。
记者：为什么？
小学生：打得狠，上课说话的时候打我。
记者：她怎么打？
小学生：皮条，打右手手心。
记者：班上有多少同学挨过她打？
小学生：几乎全部挨过。她来教书的时候把全班都骂了，基本上没见她笑过。可是，发生在毛淑英身上细微的变化却并没有引起周围人足够的重视。在同事眼中，她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教学。就连和毛淑英朝夕相处的家人也没有把她日益焦躁的情绪当回事。毛的母亲：她的意思就是说，你为啥把我调了？是工作上不好吗？我工作上挺好的。但如果工作上好，为啥要调我？我要知道为什么……她心里不平衡，越来越睡不着。
毛的姐姐：严重的时候，就吃安眠药、安定片，那时候她已经睡不着了，整夜彻底失眠。
毛的母亲：她的脾气越变越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