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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华：我就怕了，所以我白天趴着睡，晚上走路。
记者：你回到住的地方，准备干什么？
邱兴华：我准备回去见我儿子一面以后，把我所有的仇人都杀掉，最后再回来杀我媳妇。了结了我应该完成的事情，报了我应该报的仇。
记者：想没想到过杀人之后要去自首？
邱兴华：我不去自首，我想自己死了就对了。
记者：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
邱兴华：还有老婆和3个孩子。
记者：你现在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呢？
邱兴华：我只想对我儿子说，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成器。如此对答如流，邱兴华究竟有没有精神病？要不要为他做精神病鉴定？争执的另一方，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为邱兴华出了380个问答题，托记者捎给他回答，结果多数答对。李玫瑾据此认为邱兴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李玫瑾：我在基层当过警察。我们一般接触一个人，要是有精神病，是不会把他送到法庭上去的，那是会闹笑话的。也就是说，根据常识经验，我们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判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们这些人不是傻子，这么多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他们经历过无数案子，他们不是没有办过案的人，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专业判断吗？一些人从来没接触过案犯，只是在电视上看几遍，就认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我觉得这种人是置事实于不顾，只凭着自己的偏见。
子墨：你提出过要给邱兴华做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吗？
何冉凤：当时我想法院来问这件事情，就肯定要给他做精神病鉴定。我一直认为，法律对每个人总要公平对待，事情做错了是没错，但是法律上该做什么是要做的。他精神上如果没有问题，确实要负法律责任。法律上既然有规定，就要采纳，可是一直没有得到结果。
子墨：这些意见你向律师，向其他人反映过吗？
何冉凤：反映过，反映了很多次。每次记者问，我说他的母亲和他的外婆，还有他表亲都是精神病。邱兴华的家乡在陕西省石泉县后柳镇一心村何家梁。何家梁8户人家中5户姓何，邱家是单门独户。邱兴华的父亲在当年土改时从外地来此落户，分到一间房。邱兴华的母亲则自他记事起便有精神病。她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连续几个小时自说自话，几乎天天如此。邱兴华的哥哥邱兴富评价他“脾气大，不能惹”，但他很少发脾气，受到欺负时，尽管心里恼火，却一般不会外露。邱兴华爱看小说，常把自己与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相比。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怕36岁死，就怕死后无名。
这起特大杀人案发生后，邱兴华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成了一个全国皆知的传奇性人物。2006年10月19日，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邱兴华一案进行公审。对于检方出示的所有证据，邱兴华均无异议。唯一的争执出现在检方对其“好逸恶劳”的道德判断上。邱兴华抗议道：“我不是一个懒人。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在拼命赚钱养家口。”
在为自己辩护的陈述中，邱兴华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认为我妻子和熊万成两人在行为上是不正确的，引起了我的愤恨，所以杀了他。再有一个，这个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不能够像他们（熊万成等被害人）这样调戏妇女。这一点在我的人格上不能接受，我认为，我愿意要名不要命。”
“85年（1985年），她（邱的妻子）娘家用暴力反对我的婚姻，法庭调解后，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也受过伤害。现在，我心里很难受，我也是爱家的，小孩让我想起15岁的儿子。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丧尽天良，杀了那些人，他们没有得罪过我。我在这里向被我杀害的死者家属谢罪。我在这里，想求个情，希望不要抛弃我的家人，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我再次向社会谢罪，向办案人员谢罪。”
法院一审判处邱兴华死刑，邱兴华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因为法庭认定的杀人动机他不同意。一审中，邱兴华的辩护律师张勇并没有提出申请精神病司法鉴定，媒体报道是因为律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二审中，张桦被指定为邱兴华的辩护律师。他起初也不认为邱兴华有精神病，然而在看过案卷以后，他产生了疑虑。子墨：作案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反映出他的不正常？
张桦（律师）：他说熊万成调戏他妻子，所以对熊万成非常憎恨，导致对其他几个道观管理人员也憎恨。他把熊万成杀死以后，掏出熊万成身上的小刀，把死者的眼睛剜下来，然后又拿刀把胸口剁开，把心肝肺掏出来，掏出来以后，又把脚底板的肉皮割开，把脚底的两根筋抽出来。邱兴华说，他把这些东西放到案板上切，切了小半碗。傍晚的时候，放上香油炒，炒熟喂狗吃。狗不吃，他以为没炒熟又炒了第二道，狗还是不吃……这就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他杀人以后做这些事情干什么呢？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认为比较荒诞，不太正常。另外，他还把罗土生父子俩（受害人）的尸体从厕所旁边的道门拖回来，塞到熊万成住的床铺底下。为什么要放？他说这个地方的风水好，因为他们俩是无辜的，死了以后就让他们去一个好地方，类似上天堂一样。这一点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你把人杀了以后，在白天还搞这些事情，我作为律师来说觉得不可思议。除此以外，案卷显示邱兴华杀人之后还从容地整理了熊万成包里的功德钱，详细地计算了金额，并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702元的欠条，注明了日期。研究完案卷之后，张桦见到了邱兴华，他希望通过和邱兴华的会谈能够解答他在研究案卷中产生的疑虑。子墨：在看守所里面见到邱兴华以后，为什么会加深他精神可能有问题这种印象？
张桦：其实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对他精神有问题的印象还不太深。我只是对这个人非常感兴趣，认为他不像是一个在押的人犯，倒像是一个传奇人物，新闻人物、一般罪犯见到律师时的那种恐惧啊、空虚啊，他都没有，反而像见了一个非常熟的老朋友一样。特别我说明来意以后，说我是省高院为你指定的辩护律师，他很高兴，主动说，能不能让我抽烟？给人感觉，他是谈笑风生的一个人。
子墨：他一点焦虑、恐惧、担心都没有？
张桦：没有，在他身上找不到，他非常健谈。第二次见他的时候，我把开庭之前做的亲子鉴定给他看，打消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这种怀疑。他看了以后，半天没说话，既没说信也没说不信，最后说了一句，如果要给我做精神鉴定，把我鉴定为精神病的话，那我写的书谁还看？他反而担心这个问题。他说，实际上我的脑袋不值钱，我写的书可能要值十个脑袋的钱。据媒体的报道，邱兴华在看守所中一直在写书，他给张桦律师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两本书，一本叫《金笔定江山》，另一本是他的自传。邱兴华：有生这段时间，我把我的那部书写好，作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的反面教材。
子墨：他给你的信中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
张桦：信当中着重谈到了他在1985年的时候被干涉结婚的问题。另外谈了他在杀人以后逃跑的这么多天里，他觉得国家的管理人员不太尽职，工作不太认真。还有就是他准备写的书《金笔定江山》，要为以后收复台湾作些贡献。就说了这些问题。
子墨：他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吗？
张桦：没有。他倒没有拒绝我说他可能有精神病。但是他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2006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5位教授在互联网上联名表示，“对于邱兴华是否有精神病，必须交由精神病专家来判断”。精神病专家刘锡伟说：“没有做就说明情况不明，没有做就说明证据不足。情况不明，证据不足，就不能保证判决的完备性。当务之急是应该给他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就在法学界争论着是否应该为邱兴华做司法鉴定的时候，何冉凤也回到老家，为邱兴华可能有精神病搜集证据。何冉凤：我回去之后，找到知道他妈妈、他外婆有精神病史的人，让大家签字，写不了字的盖章，能写字的签上名。
子墨：征集了多少人的签名来证明他妈妈和外婆是精神病？
何冉凤：十几个。
子墨：这份证据被送到法院了吗？
何冉凤：我对张桦律师说了。然而，当庭审中，律师张桦出具这份有着村委会印章和13人签名的证明时，陕西省高院却拒绝采纳。高院发现村委会之前曾出具过邱兴华的母亲没有精神病的证明，两者矛盾。
法庭审理后审判长宣判：
上诉人邱兴华故意杀人、抢劫犯罪时具有完全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故对辩护人要求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意见不予采纳。
12月28日，邱兴华案件二审开庭。当天，邱兴华被执行枪决。
邱兴华案件二审开庭的消息，何冉凤是通过记者知道的。当她连夜从家里赶到法庭的时候，庭审已经结束了。子墨：你没想到在他被执行之前见他一面吗？何冉凤：我很想跟他见面。
子墨：司法机关没有通知你，他即将被执行死刑了吗？
何冉凤：没有，一直没通知我。
子墨：看到他的遗物吗？
何冉凤：没看到。
子墨：遗体呢？
何冉凤：没有。我听说是开了4分钟的庭，然后就上路去刑场了。打了一枪，血流了一米多远。还听说他早上就吃了一个馍，喝了一杯水，就吃了那么点东西。当时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好难受，像刀割一样。
子墨：他留下什么话了吗？骨灰交给你了吗？
何冉凤：骨灰的事情，现在打电话问呢。说是还要收钱。骨灰盒最便宜的是500块钱，还有火化的钱。
子墨：他生前在看守所里写的书，你去要过吗？
何冉凤：看守所和公安局的说法是，邱兴华的东西都被拿走了。看守所说是法院拿走了，法院说啥东西都没拿，就拿了两本书，把书拿回去之后已经销毁了。邱兴华的死和他的杀人案件一样引起了诸多媒体的关注。甚至有专家提出，邱兴华死后，精神病学专家依然可以根据他的行为鉴定他在作案时的精神状态。而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60％的人都认为应该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子墨：司法鉴定的请求最终被拒绝，在您意料之中吗？
张桦：不在预料之中。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且那些案卷，法院和公诉人都看了，又不是我们满嘴胡说的。虽然我们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他是精神病，但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怀疑性。那么，警察和法院就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聘请专家对他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我们当时都认为这个鉴定是很可能做的。但最后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感到很遗憾。
子墨：司法鉴定的请求为什么会被拒绝？民间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本身缺乏自信，担心如果他真是精神病的话，不能执行死刑，不足以平民愤？
张桦：从现行法律来说，真正启动对被告人和嫌疑人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的权利在公检法。这个权力，国家是赋予公检法的。我们律师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法院在审理当中，根据他们所调查认定的事实，认为邱兴华在精神方面没有问题；可能就像媒体所说的，他仅仅有人格障碍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采纳律师的意见。目前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没有规定说律师可以独立地启动一个司法程序。对于何冉凤而言，邱兴华的死也并没有了结一切。在2007年初，她已经正式委托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刑事申诉状》。申诉状指出，陕西高院在审理被告人邱兴华杀人、抢劫案过程中，违反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7条、《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没有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人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审判程序严重违法；终审裁定认定被告人精神正常、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没有排除对被告人精神异常的合理怀疑。同时，还指出陕西高院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没有全面收集本案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还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第58条的规定，剥夺了被告人的抗辩权利，影响本案公正判决；最后，陕西高院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提前3天通知辩护人第二次开庭时间。何冉凤希望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为已经执行死刑的邱兴华做缺席司法精神病鉴定。子墨：你会一直坚持去申诉吗？
何冉凤：我肯定要得到结果，他有没有精神病，需要得到法律上的答复，给几个孩子也等于是减轻一些负担。
子墨：你自己呢？今天提起邱兴华，你会想到什么？
何冉凤：我想到该给他做的没做。想到这个事情，心里相当难过。至于他有没有精神病，起码精神鉴定专家可以给予一个结果，让我心里有个安慰。
子墨点评： 邱兴华已经被执行了死刑，然而尘埃并没有完全落定。中国的法学专家们还在继续地争论，中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于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程序和规定是否完善；心理学家也在继续地研究，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杀人狂魔。当然，传播学者也会继续地反思，媒体的关注对于一个正在审理的刑事案件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反思、争论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理性，也更加公平。
42日精神病
2006年11月25日上午9点，37岁的江西乐平市接渡镇下窑村村民叶正生正在贵溪火车站等车。贵溪是个中转站，叶正生的目的地是浙江义乌，妻子徐娇英则要回家。10个月前，夫妇俩一同到浙江盘安县打工。工作场所是一家垃圾收购站，他们负责垃圾分类，每月工资800元，老板管住。
几天前，接到亲属电话，说两个留守在家的孩子身体有恙。徐娇英无心务工，要求丈夫一同回家。叶正生有些不情愿，认为农闲季节回家，耽误赚钱。他拿出1200元现金，让妻子坐车先回家，自己则带着1万元现金返回浙江义乌，要么找朋友做点小生意，要么批发点年货回家卖。谁知刚掏出钱来买票，就被贼盯上了。子墨：11月25日那天发生了什么？
叶正生：我在贵溪火车站正拿钱给我老婆买票，被人盯上了。
子墨：你发现被他们盯上之后，有没有逃跑？
叶正生：当时没跑，后来一个人过来踢我的箱子，另一个人伸手拉我的箱子，我开始害怕了。
子墨：箱子里装的什么？
叶正生：衣服。
子墨：箱子被抢走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叶正生：我想跑，因为钱在身上，箱子里的衣服反正不值钱。我开始沿着马路拼命地跑。三四个人跟在后面追，还打我。我的左眼挨了打，打了4厘米宽一个口子。
子墨：用什么东西打的？
叶正生：铁器。我左眼看不见，就知道是个铁家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奔跑中的叶正生看见一辆巡逻的110警车……获救之后，巡警提出要么送叶正生去火车站，要么移交派出所处理，叶正生拒绝了这些要求。他仍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和巡警寸步不离，甚至用双手抱住警察不让其离开，并表示自己身上有钱，要求巡警用警车送他回乐平老家。在和叶正生纠缠不清的情况下，巡警认为叶正生精神有问题，骗他说要送他回乐平老家，让他上车后直接把他送到了贵溪市精神病医院。子墨：看到的警车是哪里的？
叶正生：贵溪的。
子墨：有没有告诉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
叶正生：告诉了，发生抢劫了嘛。
子墨：你当时的表现是不是特别惊恐、害怕？
叶正生：主要怕的是钱。钱比命还重要，命当时都没有多想到。不是为了保住钱，左眼不会被打得这么厉害。
子墨：你在警车上有没有过激的行为，导致警察会觉得你精神状态有问题，比如特别狂躁、不安，有一些和普通人不一样的行为？
叶正生：只有紧张。
子墨：民警有没有暗示过你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叶正生：没有。我说送我到乐平市公安局去，他叫我上车，上车后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了。据最早对此事进行报道的《江南都市报》记者表示，他在采访当地警方时看到了巡逻大队对这件事的处警记录：“处警时间：2006年11月25日9时30分；发案地点：建设大路；简要案情及现场处理情况：叶金生（真实姓名为叶正生）在建设大道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用铁棍打伤左眼，移送到贵溪市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