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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人类学中，最初对文化相对论不满的抱怨来自现场调查工作者。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夸大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把这种差异说成是极其深刻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笔者在一次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黑足印第安人。虽然区别的存在无可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但印第安人，而且历史文献中记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再者，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能观察到，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活动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可以见出区别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例如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就算这种感情含混不清、不能确定，很难说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时假说，例如：似本能的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出人意料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富有成效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如此。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折断骨头，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徽弱）需求蹂躏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这并非很不确切。
那么，人出于保护自己的完整性和内在本质而对抗文化习俗就是，或者应该是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一个值得尊重的研究领域。急切地屈服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胆量反抗折断自己精神脊梁的文化。而且，从同一考虑中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颠倒黑白的反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甚这一论点是正确的，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美好的社会，我们就应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10．这一观点有助于解决和超越哲学中许多古老的矛盾，例如生物性同文化、天生与习得、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性，即自己的存在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从来都是存在的，但却被疲病的表层所复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妮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99）。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强调使一个人已有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已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一无二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166）。
显而易见，中心任务就是要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特殊族类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所是的那个人，这正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到的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更为通常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可以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如果我把麦克利什（Archibaeb Macleish）的那首诗略加释义．我可以说：
他本来就是如此这般。
第七章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各种差异
这一章将要论述那些被称为“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前真正心理上以及作用上的差异。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由于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趣昧、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规定，这样，就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要引出论证的结果。
从心理学中排除价值，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碍其全面发展，而且使人类陷入超自然主义，或陷入道德相对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它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第4章已阐述了这样一个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这一章所列举的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1．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至少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独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为人类所特有。
2．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以一种初期方式显示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显出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更好地成长。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晚些，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成就、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甚至莫扎特式的人物也要等到三、四岁。
3．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退；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它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象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
4．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胃口等等。心身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5．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象其它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不容易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它需要混淆。能够辩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6．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象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热狂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
7．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第六章为此提供了证据。
8．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前提条件。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在更一般愈义上可以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是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分段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轮到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比较时，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9．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坏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
lO．那些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将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与两种需要都熟悉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11．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即，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就越多，爱的趋同的平均程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也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12．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和社会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和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公仆等等。
13．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以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们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
14。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这可能显得与前面的陈述矛盾。前面的陈述指出，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听上去是否符合逻辑，它却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罗姆的论点，即，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作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个体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见解也是中肯的（145）。
15．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效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16．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部位化、更可触知，也更有限度。饥和渴的躯体感与爱相比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触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从它们只须较少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意义上来说的。我们只能够吃这么一点食物，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
上述区别的一些后果
上述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二，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一样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等理论一道，一直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们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充其量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我们可以到举几种如下。
1．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识和意动的两分法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而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的存在和界限是依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识的，如果认识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是无用的，并且必须抛弃。
2．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现在必须重新对待了。它们中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基础上的假难题。例如，这可能包括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昵？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一样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快感理论就显然需要改正。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会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本能生活对立物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3．伦理哲学家有许多东西要从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中得来。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象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坚持下去呢？我们怎能继续相信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楚而彻底地认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是首先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容许等等。在责任的严厉声音与享受的轻快呼唤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更少。
4．我们的文化概念以及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必须沿着R·本尼迪克特称之为“协同作用”的方向改变（40，291，312）。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314，315），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5．认识到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这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